互为镜像的莎菲与丁玲——重读《莎菲女士的日记》兼谈丁玲早期的情感生活

《莎菲女士的日记》既是丁玲早期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她本人情感生活的隐喻性表达。这篇作品虽然产生于“后五四”时期的启蒙语境,并经常被研究者纳入到反封建与反传统的思想体系中加以解读,但本质上揭示的却是一种青春期的心理学现象而非思想启蒙视域中的社会学现象。莎菲内心的“苦闷”“孤独”“忧郁”和“焦虑”以及她的生活经历与情感经历,其实都是丁玲在借莎菲以喻自己,进而构成了她们两人精神人格的内在统一性。《莎菲女士的日记》真实地反映了青春少女的情感盲动性。故读懂了莎菲也就读懂了丁玲,乃至读懂了一种永恒不变的生命现象。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形象的解析

现代作家丁玲的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以第一人称视角,深入莎菲的内心意识,记述了一个身患肺病的少女在灰暗的生活中追求理想的爱情而终至失望,陷入生命困境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知识女性内心的苦闷与追求,成为文学界经典之作。这部小说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中仍有价值,它呈现了一个有着自我、自觉与女性意识的女性应有的模样。研究莎菲的人物形象,能够启发我们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作者的“生命流”如何汇入手稿的“生命流”——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上版稿为例

《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丁玲的成名作,享有极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随着该作品手稿影印本的出版,我们得以回到这一文学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借助书写编校共存的手稿,我们不仅可以辨读作者的书写、修改痕迹,试着探索作者如何将自己的生命流汇入手稿之中,还可以理清编辑、校对人员的修改痕迹,尝试把握这一文学史事件中多主体的生命合奏。对手稿的进一步研究或可将该作品的价值延展到文学史之外,以之为史料,探析同时期的文学编辑活动和语言文字的历史变革。

启蒙、革命与女性——丁玲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再解读

《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为重新认识丁玲的“不简单”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日记中的莎菲与记录莎菲日记的丁玲同构,传达出丁玲有关启蒙、革命与女性的复杂态度。莎菲身体上的离家行为呈现出女性心理与启蒙话语的相互碰撞;莎菲情感上的“自由恋爱”则指向“个性解放”等同于绝对“自我”的逻辑悖论。苇弟与凌吉士作为莎菲与丁玲人格的两面,更体现为时代的双重镜像。这些矛盾又复杂的时代特质展现出新文学主体自我的生存困境,反映着五四青年在启蒙话语中的困惑与失落,揭示出新文学西化现代性的最大症结,也为其后知识群体思想的革命转向提供了注脚。

基于文本细读的经典探微——评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丁玲用细腻的文字构筑了一个层次丰富的艺术世界。小说采用日记体的形式,呈现了莎菲的心理世界,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本文基于文学研究常用的文本细读法重读《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对主人公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挖掘莎菲的社会角色和苦闷、叛逆、独立等典型性格,从莎菲的结局和丁玲的人生经历探讨如何处理个人与爱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个人价值,借以探寻文学经典的当代价值。

莎菲女士:“摩登女郎”的特质及其西方缘起

20世纪20年代末,源于西方的“莎菲”式“摩登女郎”在中国文坛诞生。她们在爱情中大胆主动,放浪形骸,践行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亦肩负着时代的苦闷。在反叛的个性、爱情经历,以及被描绘得极其细致的心理活动上,她们都有如《包法利夫人》中女主人公爱玛的镜像。“莎菲”式“摩登女郎”的反叛特质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可谓极具先锋性与开创性,也正因此,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经发表便受到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讨论与模仿。

在严寒中毁灭自我——看莎菲女士的茫茫前路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日记体的文体和自述式的心理描写,表现了一个患有肺病但对生命和生活充满热情、个性坦白而有些特立独行的女孩,在遭遇了种种世俗的误解后,对真挚的情感灰心失落,直至走向死亡的悲剧。作品一经发表就给五四退潮后苦闷的小知识女性群体找到了抒发胸臆的窗口,莎菲也成为丁玲笔下在那个时代以毁灭自我来反抗茫茫未知前路的小知识女性的代表。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法,对这个在烦闷和纠结心理中前行、追逐坦白真挚的人际关系、敢于凝视男性的时代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索她在等不到理想春天的严寒中毁灭自我的勇气。

女性主义演进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文学史书写

丁玲于1928年发表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近百年来文学史对其中所表达出来的女性主义进行了述评,并表现出不同阶段的特点。本文将历史时期文学史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书写分为四个阶段:作品发表后到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到新时期文学初期、新时期文学中期、新时期文学后期,并探析女性主义在我国的演进。

浅析《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悲剧及启示

丁玲女士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蕴含许多独特的思想精神和意识领域,对于女性心理的研究,有着极高的价值。因为女性内心深处的忧伤与呼叫,与时代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莎菲女士爱情与人生中的悲剧表现以及悲剧的社会与个人的原因展开研究,从而得出莎菲女士的悲剧启示,呼唤女性意识、对待爱情的正确态度。

从“娜拉走后怎样”解读《莎菲女士的日记》

20世纪20年代,由易卜生《玩偶之家》引发的命题“娜拉走后怎样”一度成为了五四青年作家老生常谈的话题之一。而丁玲发表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离家独居的叙事,也对“娜拉走后怎样”的命题有再解读的意义:莎菲是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为追求独立自由毅然选择离家。却在现实中碰壁,走入死胡同找不到出路,最终难逃悲剧结局。莎菲命运的安排其中蕴含着作者对思想启蒙的潜在反省和对追寻光明出路的探索。

莎菲:一个并不纯然的现代女性

莎菲不是一个纯然的现代女性。她身上有较多的传统道德观念,还掺杂着偏激的"左"倾情绪。从女权主义角度说,她最终不过是以男权的方式反男权,使女性居于男性之上。她的身上浸透着一种自恋情结,这种情结使她必然在自我与他者、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之间造成紧张关系、极端对立的关系。

“莎菲”在20世纪中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

从1928年《莎菲女士的日记》诞生至今,学术界对于莎菲的阐释与接受经历了"普罗文学"革命语境下的阶级批判、建国后到"文革"期间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以及新时期以来重返文本自身的这样一个复杂的演变轨迹。同时,对于莎菲的种种评价不断受到时代政治、国家想象、意识形态差异的深刻影响,在不同时代和地域形成不同的解读与阐释。研究莎菲在20世纪中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漂移与"去魅",有助于还原莎菲的真实面貌,把握丁玲创作的真实意图,以莎菲为突破口,更有助于我们了解性别表述与公共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论莎菲情结的悲剧意义

莎菲情结的悲剧性体现于莎菲灵与肉冲突的悲剧心态及其个体人格与社会秩序冲突的悲剧精神之中,其表现形态是苦闷意念的内显和狷傲性格的外露,蕴含着斑斓多彩的悲剧美质和丰富深广的时代、社会内容。莎菲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人类心灵的悲剧。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创作心态及人物特质

丁玲曾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开始文学创作时 ,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 ,热切追求自由、民主、科学 ,关注知识女性现实困境和精神困惑 ,《莎菲女士的日记》即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命运的小说。其代表人物莎菲体现了作家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 ,是作家女性意识觉醒 ,“人”的尊严的觉醒在文学形象上的体现。

迷失的自我与自我的疗伤——《莎菲女士的日记》再解读兼论新文学作家的身份转变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的前期代表作,颇有再解读的必要。小说讲述了半部“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的古老故事,客观上以其“自我”叙事,对后五四时代的“新青年”盲目用自由恋爱去彰显绝对自我的认知黑洞做了如实描述。“漂泊者”莎菲在自我幻想中自由,却又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呈现出个人主义兴起后离家出走的逻辑悖论。她的现实困境,就是迷失的丁玲精神层面的苦闷象征,暗含着作家本人对于个性解放的全然绝望、对于思想启蒙的潜在否定,这是每一个踏上从“自然人”到“革命人”身份转变征途的现代作家自我疗伤的必经之路。因此,真实还原小说文本的叙事图景,有效把握作家丁玲的创作意图,意义尤显重大。

在“追求快乐”与“正经女人”之间的灵魂挣扎——莎菲女士人格分裂心理解读

"现代女性"莎菲的吊诡在于她是处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过渡人"。她内心"威严指令"(做"正经女人")对她"本我"冲动(要"追求快乐")的压抑,驱使她的"人格面具"通货膨胀,导致了她的人格分裂。莎菲形象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她昭示出:社会转型期觉醒青年遭遇的最大"仇敌"或痛苦"就是自己"。

女性的愤懑和挣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解读

丁玲的中篇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发表于1928年2月《小说月报》)和短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未在延安发表,胡风在重庆编入丁玲创作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以及中篇小说《在医院中》(写作日期不详,最初发表于延安出版的《谷雨》,后刊载于重庆出版的《文艺阵地》,1942年8月25日),还有杂文《三八节有感》(写于1942年3月8日三八节清晨,发表于3月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都是举世周知的作品.之所以举世周知,是因为在50年代的反右派政治运动中,“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受到彻底清算,《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了批判丁玲作品的文章,《文艺报》又出了个“再批判”特辑,把“十五六年前放出来的一批毒草重新发表出来”,当时国家最高领袖还为此写了“重要按语”.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些作品,不难看出丁玲在其中触及了很重要的问题,然而,重要的是,丁玲所写的并不是什么反党的“八股文”,而是女性的体验和思考,是女性的情欲、理性、拒绝与超越,是深沉的自叙传、血泪书和忏悔录,是女性苦苦挣扎的艺术记录.这些作品敢于直面女性自身的冲突和挑战危难的处境,写出了女性意识最初然而也是最根本的觉醒,可谓女性文学早开的奇葩.

莎菲作为“Modern Girl”形象的特征与价值

因为"越轨"的笔致与人物形象的"Modern Girl"姿态,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篇经久不衰的作品。在小说问世之初的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莎菲形象的理解与认识产生过分歧。新中国成立以后,莎菲被现代文学研究者与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者视为现代女性"叛逆"精神与追求"灵肉一致"爱情的典型,她身上具有的现代"Modern Girl"气息及其隐喻的社会姿态、文化性质却被遮掩与忽视。事实上,《莎菲女士的日记》对新文坛与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是它象征着"Modern Girl"形象塑造的时代到来,隐喻现代启蒙意识形态向都市颓废文明转型带来的历史冲突与精神痛楚。

剪不断,理还乱——“莎菲”形象与作者丁玲之间的纠缠辨析

丁玲和她笔下的莎菲女士,是叙事学中关于"可靠的叙事者"的一个典型案例,多年来却遭到作家和研究者的否认和漠视。从文本及相关资料的阅读入手,从创作转向、忠诚证明和作家对真实人物与文学形象处理的正相关-负相关等方面,可深入探讨并证明作家与莎菲之间的精神与经历的相似性。

莎菲的恋爱至上主义:论丁玲的早期小说与厨川白村的恋爱论

1984年春,徐霞村让他的女儿顺道去北京探望丁玲,并帮他自己送信。徐霞村当时"记得丁玲有位叫杨没累的女同学",而丁玲的另一位老同学则曾向徐霞村谈及,"莎菲写的就是杨没累"。并向徐氏"介绍了杨没累的一些情况"。所以,他便希望丁玲能谈谈当年往事。1984年4月15日,丁玲便写了一封7页纸的回信给徐霞村,并用了3页纸的篇幅来谈杨没累。丁玲在信中并一再强调自己在1920年代时,与身边的年青人所共同感受到的"苦闷"情绪。本文将从这一丁玲的回忆线索入手,重新解读丁玲早期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并借此进一步探讨,20世纪初流行于日本和中国知识界的恋爱至上主义与灵肉一致论,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丁玲在五四时期的写作和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