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中前期的“学谢”之风及其文本样态

在萧梁中前期,晋宋体渐有复兴之势,效仿晋宋体代表作家谢灵运成为创作潮流,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所爱赏的刘孝绰、王筠等东宫学士和在建康文士群中有一定地位的何逊等人均有“学谢”之作。然这些作品在抒情特点、语言风格、结构层次等方面和谢灵运之作有所不同。谢诗在梁代中前期被推崇和学习,与当时文学主流审美中崇尚典丽雍容、爱好秀句等倾向密切相关。然而自宋齐以来形成的重视抒情之风、新体诗流畅浅丽的语言风格、梁代之后对文本结构清晰的重视,又使得梁初文士的创作没有对谢灵运的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根据时代审美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复合的文学审美最终造就了具有多个时代印记的文本样态。

释刘勰“违经失实”——兼论萧梁文学中的政治文化语境

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刘勰批评司马迁、班固、张衡为女性掌权者立纪的主张是“违经失实”,并推崇“尊贤隐讳”的史笔,但又强调书史需“实录无隐”“直归南董”,这意味着刘勰就历史书写提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仔细检视可知,当在历史书写过程中出现伦理性(尊经)与真实性(史实)矛盾时,刘勰更倾向选择伦理性(尊经),这似乎与他所处朝代的政治文化语境有密切关系。梁朝延续55年,在思想与文化上具有统一性和连贯性,梁朝文学产生的政治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取向,是强调宗经尊儒的,刘勰作为关注现实且与统治阶层有密切联系的文士,其评判司马迁等人主张为女性统治者立纪的书写时作出“违经失实”的裁定,是与萧梁王朝尊经宗儒的意识形态取向相适应的。

萧梁钱范烧成温度的测试分析

为了测试出土萧梁钱范的烧成温度,并探讨钱范浇铸的成功与否和其烧成温度的关系,利用热膨胀分析法测试了系列萧梁钱范样品的烧成温度。对南京、镇江两地三处萧梁铸钱遗址出土钱范的测试结果表明,各遗址样品的烧成温度相差较大,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未浇铸钱范废弃的原因;对现代模拟制作的、浇铸情况已知的钱范样品的测试结果表明,对于相同原料的钱范,是否能浇铸成功,和它的烧成温度呈现出良好的对应关系。根据对系列样品烧成温度的实测数据,以及模拟浇铸实验中数次失败直到成功的教训和经验,推断出钱范的烧成温度是决定其浇铸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

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

六朝为适应门阀政治,普遍奉行重用宗室的策略,并积极推进其士族化进程,宗室顶级贵胄的地位突出表现在初仕意义的起家问题上。截取中古制度传承链条的关键节点两晋、萧梁和北魏,比较其宗室起家状况,有助于捕捉时代特色。结果发现三朝宗室起家年龄均未及弱冠,且有提早到成童之年的趋势,起家品级完全跨越旧令六品士族线,部分跻身四品以上宗室选,起家官类型频繁抢占清显职位,整体水平凌驾庶姓高门,彰显第一家族的权势气派。萧梁和北魏宗室起家制度基本翻版晋制,但在铨叙实践中又自成一系,分处不同的发展线路,中古南北形势之梗概由此可见一斑。

萧梁钱范的残留物初步研究

为弄清镇江出土的萧梁钱范是铸造铜钱还是铁钱 ,或是两者兼铸。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及其配备的X射线能谱仪 (EDS) ,分析了出土的萧梁公式女钱范的残留物。钱范ZJ1的正、反面和胎的点扫描和面扫描分析结果表明 ,其应为铸造铜钱之范。而钱范ZJ2剖面的线扫描分析指出 ,其铜含量从正、反表面向胎的内部呈现明显的梯度分布 ,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这些钱范铸造的是铜钱 ,而不是铁钱。

从南朝士族到晚唐衣冠户——吴兴沈氏在萧梁至唐末的变迁

作为南朝高门士族的吴兴沈氏,大抵从萧梁后期开始,在总体上呈现出盛极而衰的趋向,并最终沦落于陈朝亡国之后。此后直至中唐,沈氏族人或以将途自奋,或由科举入仕,却皆未能重振家声。中唐以降,诸多沈氏族人在进士及第之后,纷纷迁居异乡而别立门户,成为官方认可的衣冠户,吴兴沈氏的家族组织也因此日益涣散。

萧梁皇族之倡导玄学文化风尚及其原因与影响

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统治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在文学、经学、佛学之外,他们特别倡导玄学,具体表现为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及其他皇族人物与臣属清谈玄言、组织玄学论辩、注疏玄学经典等,并利用其政治地位将相关注疏列于学官,成为官方的教材,甚至亲为教授。不仅如此,萧梁皇族人物之为人作派和生活情趣也日益玄化。这对当时的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玄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玄化则成为当时文化风尚的本质特征。萧梁皇族之崇尚玄风,与南朝士族社会文化传统之影响及其自身努力提升其家族门第的追求密不可分。作为统治集团,萧梁统治者沉湎清谈,以虚诞为高,必然导致其轻视军政实务,引发清谈误国的悲剧。

萧梁皇族之学术文化述论

萧梁皇族本出自寒门,不以文化显名。齐、梁之间,随着梁武帝一支的兴起,在当时士族社会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其家族重视学术文化的积累,在儒家经学典籍、史学、玄学等领域多有著述。在文学艺术领域,如诗文创作、书法、绘画等方面,梁武帝及其子孙也身体力行,造就了其家族文化的繁荣局面。不仅如此,梁武帝父子还大力倡导重文政策,对当时取仕选举产生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当时士风的变化。萧梁皇族子孙后来多有人流落北周、北齐和隋、唐,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萧梁帝王诗歌题材琐屑的多重原因

萧梁帝王诗歌体裁琐屑,其原因颇多。除了萧梁帝王喜好平俗外,乐府民歌的启迪,赋对诗歌题材的开拓,文学观念的演进,学术研究对诗歌题材的拓展,巩固政权的政治考虑等都是导致萧梁帝王诗歌题材琐屑的原因。萧梁帝王的诗歌,主题和风格均受到了乐府民歌的影响;而"赋"这种文学形式,更能表现萧梁帝王逞博示能的文化心理,所以,在诗歌中,他们也借鉴了"赋"的艺术技巧;进而拓展了诗歌的题材;萧梁帝王的文学观念,亦使题材趋于琐碎,他们的学术研究,更使其诗歌题材广泛化。

从写形向写意过渡——萧梁帝王诗歌的审美特性

萧梁帝王的诗歌题材琐屑、体式较小,却借用汉赋手法,全方位刻画景物或人物,具有繁缛与形似的特征。当萧梁帝王在相对开阔的空间内精选几处物象,稍作点化,并间之以情时,其诗歌立即体现出简净小巧的风致。萧梁帝王的诗歌,体现了中国诗歌从写形向写意过渡的审美特点。

试析萧梁官班制度下的诸县分等

分析萧梁一代县官选任和调动案例可知,“县制七班”“大县六班”是当时客观存在的制度。但在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许多县官都会出现超班用人,即任职者官资超过县官对应内职班次的现象。正史所见高班大县全部位于扬、南徐二州境内,且主要隶属南朝国家腹心地区的丹阳、吴、吴兴、会稽等郡,这与史书记事的偏向性不无关系,但同时也是上述地区政治地理条件的直观反映。影响县官班次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口,结合其他制度推测,等第最高的六班大县有可能是以领民满五千户为定等标准。探索县官班次,也可增进对当时人口地理的认知。

萧梁皇族的赋学批评

梁代是辞赋史上出现的另一个创作高潮期,以萧衍、萧纲、萧绎、萧统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的赋学批评,守旧、趋新、折衷的三种倾向并存,而且构成了梁代赋学批评的主要内容。代表当时的创作趋向的则是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趋新派。

萧梁部曲制的特征探析

萧梁部曲的招募方式大致有六种类型:一是朝廷敕令或批准的招募;二是执行皇太子命令的招募;三是王侯私自招募;四是官员自行招募;五是衣食无着的流民主动投募;六是豪强私自招募。部曲的成分主要是破产流亡的农民、士族豪强的宗族乡亲、北魏官员投奔梁朝时带来的部曲、北魏降民与降兵、少数族人民、盗贼与流氓无赖。萧梁部曲与世兵存在着显著差异,主要是:世兵归国家所有,而部曲为士族豪强所私有;世兵与部曲虽都不入国家民籍,但前者编入军籍,称为兵户,后者编入士族豪强的家籍;世兵的身份是法定的、强制的,部曲则基本是自愿的、以情义相隶;世兵身份卑微,部曲有相当大的人身自由,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从史书编撰看萧梁史学的创新发展

史书的编撰是史学成果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萧梁史学独具特色,史书的编纂方面,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许多创新发展之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起着承上启下、分离综合、精筛升华的作用。

论萧梁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

萧梁时期,宣扬功德、因果报应等思想内容的佛经已译出,佛教非常兴盛,上述佛经内容在佛教体系与汉地人思想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满足了汉地人的心理需求,故容摄它们的诗文非常多。僧尼传(史传)对佛经功德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汉地诗文容摄具有思想性的佛经内容的艺术性表现为:以叙述具体细致甚至生动、有一定甚至复杂情节的事件表达,容摄缺乏思想性的佛经内容的艺术性表现为:美丽的文辞或生动细致的叙述等;汉地人增强佛经内容表达效果的意识不强等原因使此期容摄佛经内容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诗文不多。

北周文馆中的萧梁文士及其流散

北周文馆先后有麟趾殿、露门学和通道观。麟趾殿学士是北周宇文氏专门为安置萧梁文士而设立的秘书之职,露门学是以萧梁文士带动北方学术文化的国子学,通道观则是周武帝灭佛后成立的试图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国家宗教研究机构。萧梁文士在这些文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但文学侍臣的身份使其具有依附性,当北周被杨隋篡亡之后,这一群体逐渐被边缘化,不再对新朝产生直接的文化影响。

《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序:成功的转型

"恭敬不如从命"的情形中,近十年来,为朋友与弟子的著作献序的任务,似有越来越重的趋势。我一直以为,朋友之"请序"与弟子之"求序",意味着我的为人处世得到了朋友的认可,意味着我的课堂闲扯与平常交流得到了弟子的肯定,而这种认可与肯定,总是令我感动乃至感激,于是在感动乃至感激中,像样或者不太像样的序,也就越写越多了……上面的这段文字,是2014年4月4日我为硕士弟子蒋少华《六朝江东佛教地理研究》

南朝制度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杨恩玉《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读后

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研究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一个门类。举凡政治、文化、经济活动,都必须围绕着既定的制度设置而运行。因此,制度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起着骨架的作用。南北朝文物制度,上承汉晋,下启隋唐。概而言之,南朝制度为三国两晋之遗绪,而十六国北朝以游牧行国而入主中原,其制远溯汉魏,旁采东晋南朝之制。此点陈寅恪先生言之甚详。[1]因此,南北朝制度存在多个源头,也存在多个体系。

萧梁部曲制的盛行及其影响

萧梁的集兵方式大致包括世兵制、征发民兵、强迫降兵与降民为兵、将领招募私兵四种。由于世兵制的严重衰落,世兵与民兵战斗力低下,部曲多为用钱财招募而来、战斗力较强,因而萧梁时期的部曲制极其盛行。梁武帝推翻萧齐的武装力量基本是私兵部曲,侯景叛军与镇压叛乱的军队也来自招募的部曲,梁朝的招募部曲从始至终都在持续进行,从而成为活跃在军政舞台上的主要武力。平时部曲在身为政府官员的主将率领下,维护地方治安或抵御外侮、镇压内乱,或在主将家乡从事生产或协助地方政府维持治安。侯景之乱爆发后,有的部曲能参与平叛或维护地区安全,有的则趁机劫掠,或加入叛军祸害百姓,还有的主将举地降魏。部曲主将控制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权,萧梁随之灭亡。

日本记纪歌谣与萧梁辞赋——析后者对前者在体式上的影响

以五七句为主、四六等句杂入为体式的记纪歌谣,体现出了日本和歌由原始向标准化的过渡;而这种体式的出现,可以说是受同样处于由骈赋向律赋过渡期的中国南朝梁代辞赋的影响所致。文章从日本和歌及中国辞赋的发展历程入手,对此种影响及其表现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