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点梁武帝萧衍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开国皇帝,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西汉开国名相萧何25世孙。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箍、占决、草隶、尺膜、骑射,莫不称妙”。萧衍治下既有令人称道的成功,更有让人婉惜的失败。一代开国之君,最终竟卑微屈辱地饿死于叛将侯景的囚室。

文士、将军、皇帝、佛教徒——梁武帝萧衍的社会角色及文学人格新说

南朝萧衍曾是“竟陵八友”之一。在齐末的社会动荡中,他统率军队,开创了新王朝。登上皇帝宝座后,他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文治武功俱有可观。晚年他又是一个痴迷的佛教徒,曾经多次舍身同泰寺,最后在侯景之乱中悲惨地死去。萧衍的一生,经历了由文士、将军、皇帝、佛教徒的社会角色转换,这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萧衍覆齐建梁考论

南齐末年，齐明帝及东昏侯猜忌大臣、诛杀无辜．统治黑暗，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 的矛盾，导致了一系列兵变的爆发．但这些兵变先后失败，最终只有萧衍覆齐建梁取得成功。萧衍 的成功，得力于他任雍州刺史以后形成的雍荆军事武装集团；得力于他在物力人力等方面的精心 准备；得力于他起兵以后所制定的正确的战略策略。在南齐末年的各种政治力量中，无论是高门士 族还是朝中旧官僚都不可能成为萧衍依靠的覆齐力量，因而以骁勇善战著称、政治地位相对低下 的雍荆次门士族及流民领袖便成为萧衍覆齐建梁所依靠的主要力量。

《文选》不录张融之作的历史考察——兼论萧衍的忌刻个性及其在萧子良集团中的实际地位

张融是南齐著名文学家,一生创作甚丰,质量亦高,却无任何作品入选《文选》,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萧衍在萧子良集团中实际地位很低,一系列的恩怨使他对后者产生了仇恨。其忌刻的个性,又使这种仇恨兼及了与萧子良关系亲密的张融,这导致《文选》编纂者不敢擅自选入张融之作。其次,张融个人的文学审美趣味与《文选》的选文标准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背离,导致《文选》编者主动摈弃张融之作。

梁武帝萧衍的思想与其赋之关系

梁武帝萧衍一生接受过儒佛道三家思想,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有大量表现这些思想的作品,尤以赋最为明显。本文试就萧衍三教杂糅的思想状况与其赋作之间的关系作简单探讨。

梁武帝萧衍优遇宗族之举措及整饬门风之失败

梁武帝萧衍有鉴于宋、齐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和相互惨害,为巩固其统治,他提倡儒家亲亲之道,对兰陵萧氏宗族特别是南齐宗室子弟多加优待,营造"情同一家"的和睦氛围。对嫡亲的兄弟子侄,梁武帝更是多加关怀,即便他们多有贪渎腐化、草菅人命等非法之行,甚至企图谋害梁武帝本人,或叛逃北朝者,梁武帝也一味宽纵。这导致其家族兄弟子侄间在表面和睦的外表下,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最终在侯景之乱中充分表现出来,形成家族间的相互残害。

天子出版家——萧衍

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爱书皇帝 ,文章总结了他在图书出版方面的贡献 ,认为他是一位出版家。

萧衍诗论略

梁武帝萧衍诗在南朝可称一家,存世数量较为可观。采取分类研究的方法,萧衍诗按题材内容可分为言情、写景、咏怀等不同类型,从中可见其创作手法、艺术风格。萧衍诗中言情一类尤有特色,因抒情主人公身份的不同,又可分为“描述体”与“代言体”两个子类。

平而实 征而信——评钱汝平著《萧衍研究》

南朝文坛,文学名家风起云涌,而四萧（萧衍、萧统、萧纲、萧绎）举足轻重。王世贞《艺苑卮言》指出：＂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光武……梁武、简文、元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则无如萧梁父子。＂充分肯定萧梁父子的文章之美与著作之盛。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进一步认为：＂古今人主才美之盛,盖无如梁武者。阴阳、算历、弈射、琴书,靡不冠代。而赋诗、

从市井到宫廷:自下而上导向的诗歌思潮——以萧衍拟作《子夜四时歌》为例

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导向的诗歌思潮都需要上下两个社会阶层思想火花的相互碰撞、作用与融合。文章以萧衍拟作乐府《子夜四时歌》为切入点,认识与理解从市井到宫廷自下而上导向的诗歌思潮。从客观与主观两个视角,即市民风尚的渗透与民间乐府的普及,宫廷文人的背景与心态,解读这一诗歌思潮。

萧衍与梁代文坛

分析了梁代文坛繁荣的原因,考察了梁武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梁武帝提携文学后进和组织文学活动等举措对梁代文坛的繁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试论梁武帝萧衍文论观中的矛盾性及其调和之道

梁武帝萧衍是梁代的开国之君和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他的文学思想素以兼容并包、中允著称。然而，纵观萧衍的文论思想，在文学本质功能论、文质观、文学发展观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矛盾，梁武帝本人也试图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自身文学思想的前后冲突。

浅论萧衍父子抒情诗的艺术特色

抒情诗是萧衍父子诗文里的大宗,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大体有别离送行的流连哀思、男女之情的哀婉闺怨、家国之忧的沉郁深致这三类。其中送别诗中的意象运用、爱情诗中的情景交融和述怀诗中的悲剧意蕴共同构成他们抒情诗的艺术特色。

萧衍与“四通”“十二笛”

梁武帝、名萧衍(公元464—549)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曾任南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于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乘齐内乱,起兵攻入建康,取帝位,为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建立者。(公元502—549年)在位四十七载,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无心却添红袖香——论萧衍对宫体诗的贡献

萧衍不是宫体诗人,但对宫体诗的兴起有铺垫作用。他爱好文学,创作了大量的“准宫体诗”;提携后进,积极引纳文学之士,并以才取士,为宫体诗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学氛围;笃信佛教,将佛经的欲色描写带入诗歌创作,对宫体诗描写女性娇艳之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略谈萧衍的音乐观

萧衍的音乐观与其文学思想密切相关。他对雅乐的提倡仅限于朝廷音乐礼制的建设,而在具体实践中亦多有不合雅正要求之处,主要体现在三朝礼的用乐和雅乐歌辞的创作上。这与他对新声俗乐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一致。可见萧衍的音乐观并不保守,不能以此证明其文学思想之复古。

论萧衍在永明文学中的地位及其诗歌创作

萧衍虽为"八友"之一,但在萧子良幕下地位不高,永明年间也未积极参与各种文学活动,同时对永明体最重要的特征四声理论不感兴趣并偏爱文采繁富的长篇大体,因此不能作为永明体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继承并发展了晋宋诗歌铺排辞藻、文采繁富的风格,同时还常常吸取古诗创作技巧,具有游戏性、娱乐性强的特点,也与永明体不同。

援释入儒:萧衍辞赋对“孝道”的重塑与阐释

六朝士人援释入儒,将佛教义理与儒家孝道相融合,促进了二者的发展。萧衍的《孝思赋》《净业赋》就是这种时代思潮下的文学创作,其试图利用赋体文学与涅槃佛性思想的盛行和流播,来显扬孝行。梁武帝吸收佛教心性学说的同时,排斥佛教六道"众生"之说,通过对人的本质研究来阐释"孝道"。"孝道"的重塑,使得儒佛关系真正趋于协调。但是在文章道德上对孝道的过度宣扬,造成了孝行的变异,萧梁时期通过三教同归说对其进行调和。梁武帝"三教同源"思想为王权政治统治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经验。

萧衍与梁朝处士的交游考论

处士是梁朝社会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其成员不仅多出自名门,而且很有才学及操守。梁朝处士虽未仕隐居于家中或山间,但却颇关心当时政治。作为当时一国之君的萧衍,为稳定时局及实施其治国方略,相续征招处士入朝为官,这使他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为频繁。然而,梁朝处士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屡次直接或间接地违抗萧衍的圣旨,可萧衍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政治需要,向他们不断地妥协,为此,梁朝处士才能得以善终。

略论萧衍的文学观

萧衍文学观中重政教、尚雅正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实用性很强的政府公文和朝廷典礼上,对于诗赋一类的非实用性文学作品仍然十分重视其辞采的美丽,这与当时主流看法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我们不应该过高地看待萧衍文学观中复古守旧的一面,甚至将之视为复古派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