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网络服务提供商著作权侵权法律规制探赜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广泛应用,人类社会已然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动能,同时也为新媒体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优渥的外部环境。然而,在网络环境之中,新媒体著作权侵权事件愈发频繁。由于新媒体对著作权的侵犯具有较强隐蔽性,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存在诸多障碍。有鉴于此,在阐明新媒体侵犯著作权的特点以及剖析侵权成因的基础上,以《民法典》中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条款为规制的总体依据,从著作权制度的本质出发,构建新媒体著作权法律义务体系,从而形成规制合力和最为妥适的规制方案。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研究

人工智能对创作行为的介入给传统著作权归属制度带来了挑战,包括对创作行为的冲击、对创作主体的消解以及现有激励机制的失灵等。新的技术环境下对于“创作”需要有新的诠释,“创”仅要求作者具有创作意图而非具体构思,“作”可以由技术工具代为完成,人工智能使用者由此而具备了成为作者的基本条件。人工智能自身在哲学和法律意义上都不具有主体性地位,而其他主体已经获得了足够激励,因此,作品利益最终向使用者集中。这不仅符合著作权制度以人类创造力为核心的目的转向,而且能体现人本主义原则、成本与收益原则、公众利益优先原则,符合技术发展、著作权法理论与实践要求。

UGC模式下著作权保护困境与应对——以二次创作作品为切入点

为探究全民创造内容背景下著作权保护面临的困境,选取UGC中具有代表性的“二次创作作品”为切入点,对其侵权认定中的合理使用难界定、实质性相似难判定问题进行分析,并通过分析案例指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缺陷。UGC模式下著作权的保护,应从制度完善和使用新技术等措施寻找解决对策,在立法、司法上优化三步检验法的适用,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并以区块链等新技术赋能著作权集体管理。从二次创作作品问题切入,不仅利于UGC模式下的著作权保护,也可促进我国互联网著作权保护进一步发展。

学术期刊著作权保护问题探究

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著作权保护在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健全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完善学术期刊著作权保护,应通过强化版权意识培养、完善法律保护机制、加大侵权惩处力度、深耕作品优化读者服务、建立合作与共享机制、强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职能等措施,有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有效调动知识创新者的积极性,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著作权使用声明

《长治学院学报》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的、国际国内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有关精神,本刊编辑部特向为本刊投稿的著作权人公开重申如下约定:1、凡本刊来稿者一律视为著作权授权者。本刊从收到著作权人稿件之日起,即受著作权人委托,有权代其行使著作权的相关权利。2、著作权人的稿件若有侵权行为,后果由著作权人自负。3、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不再另付。4、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来稿说明,我方将做适当处理。

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

当今世界,人工智能通过模拟人类智能思维过程的方法和技术,使机器能够执行类似于人类所要完成的任务,这对著作权法律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正因为人工智能时代呈现出高度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特征,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深远影响,所以人工智能生成物中蕴含了较大的经济价值,从而导致大量由人工智能创造出来的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权的争议不断涌现,而司法实践中尚无统一的判决准则,容易造成司法秩序混乱,这种混乱无疑会对人工智能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重大阻碍。本文将以“腾讯案”“菲林案”为例,探讨我国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纠纷的典型案例,以期为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启示。

数字化时代院团艺术著作权保护的现状与路径优化

数字时代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推进了院团艺术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院团艺术创作、表现和传播的方向,这种变化对院团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艺术作品逐渐走向大众面前,商业化利用程度不断加深,但是部分法律规定滞后,导致对作品未经许可的不合理使用时有发生,严重危害了融合了音乐、舞美、舞蹈、剧本、服装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内的著作权所有者的权利。院团艺术中的著作权纠纷屡见不鲜,如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对中国亲子木偶剧院的《绿野仙踪》著作权侵权案,以及《千手观音》的著作权纠纷。在演出市场日益繁荣的今天,院团艺术的著作权问题必须得到重视。

科技论文著作权权利主体确认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保护

为减少科技论文著作权转移过程中因权利主体认定不准确和“著作权有关的权益”受到侵害而频繁见诸报端的纠纷,结合2020年新版《著作权法》相关规定,通过对科技论文作品性质的认定和著作权种类的分析,确定了与科技期刊编辑部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的转让主体不必然是作者。以某科技论文著作权转让纠纷案例为研究对象,针对可能导致侵犯相关单位“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纠纷,提出了“著作权有关的权益”保护的研究方向。实践中存在《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的发表权与“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的著作权有关权益相冲突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数字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著作权风险管理研究--以新兴馆际互借系统著作权管理方案为例

数字环境增加了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侵权风险,著作权风险管理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在详述新兴馆际互借系统Tipasa与Rapido著作权管理方案的基础上,分析两者在著作权管理方面的特点与不足,结合我国信息资源共享实践与典型司法判例,从制度、系统和版权素养三个层面为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著作权风险管理与科学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法之辩

根据输入指令与输出内容的比例关系,可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依次分为孪生内容、伴生内容和原生内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主要涉及三个著作权法问题。一是机器阅读的法律性质问题,法定许可说能更好地兼顾著作权专有属性与公有属性,实现权利行使与限制的动态平衡。二是生成内容的可著作权性问题,需要结合内容类型并考虑输入指令的潜在影响。同比例复制的孪生内容不属于作品,差异化表达的伴生内容属于演绎作品,创造性表现的原生内容属于原创作品。三是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问题,除另有协议外,需要结合内容类型并考虑所有者、使用者的贡献程度。孪生内容因不属于作品,无人享有著作权;所有者、使用者对伴生内容的形成均有重大贡献,基于概括合作行为与意识,所有者、使用者共同享有著作权;只有所有者对原生内容的形成具有重大贡献,所有者单独享有著作权。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客体性思考——兼论作品判定的独创性标准选择

以基于转换器的生成式预训练模型(GPT)为代表的高阶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智能型内容生成机制,使得内容产品生产中的技术占比不断上升,人的直接投入占比相对下降,传统著作权法作品的独创性要求、权利人本原则等基本理论受到冲击。面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可作品性问题,基于自然人智力投入的创造性本质理论和闭合性作品概念显得力不从心。在过程视角下(主观标准),人工智能内容生成过程符合人类创作的思维特征;在结果视角下(客观标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著作权作品的外观形式和信息消费功能,符合著作权作品的本质属性。如果人为割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著作权作品在产生过程和实质作用上的同质关系,强行区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自然人创作作品的法律性质,则有悖著作权法因应技术发展调整信息消费品利益的制度旨趣,最终将导致著作权法律秩序的混乱。

著作权视域下深度合成算法技术的法律规制

深度合成算法技术由于其趣味性与便捷性,满足了民众的多元化需求,集中应用于社交媒体、影视娱乐等领域。然而,深度合成算法技术激发用户创新内容的同时,在著作权领域也引发了一系列困境与挑战。通过梳理分析现行著作权法难以将深度合成物纳入“作品”的范畴、现行合理使用制度难以判定对原作品的“深度合成行为”以及现行著作权法难以协调深度合成“作品”与原作品的保护边界这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著作权法规制路径,从而实现著作权保护与深度合成算法技术应用的平衡发展。

智能时代《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之必要与展开--由ChatGPT引发的思考

ChatGPT应用于创作领域所产生的各种欺诈现象和伦理风险引发了在理论上思考《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的必要性。在作品创作领域,诚信原则可以实现对人工智能所使用版权数据的合理保护,并且保障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的信息真实性、伦理正当性和机器创作事实的公开性。在版权交易领域,诚信原则可以从交易客体、内容、结果和环境等方面保障交易安全,并且维护版权人、消费者和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在交易中的公平利益。在版权行使领域,诚信原则可以帮助确定版权保护的合理范围,并有效规制版权欺诈和版权滥用行为。因此,我们应当像《商标法》和《专利法》那样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著作权法上独创性概念的澄清与重释

由于个性、创造性、智力劳动等概念比较抽象,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通常取决于预设的私人立场。这种判定模式会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保护的预期。从我国的作品定义看,独创性是一部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内在尺度。独创性既表明了特定作品的特有属性,又表达了与其相关的权益归属。这一内涵与著作权法的内外价值一致。依此逻辑,独创性是指作品的相对差异,并暗示作品进入市场的机会与作品价值的二分。按照相对差异标准,作者享有依照著作权法提出保护的应然权利。

人机共融到人机共荣——以ChatGPT为例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著作权性问题

ChatGPT以其高度拟人化的输出结果和对话式的交互方式,模糊了传统劳动工具和劳动主体之间的界限,为我们展示了一种人工智能深度参与人类活动的人机共融情景。但以ChatGPT为典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物,其可著作权性问题就因为其在形式上不断接近人类作品,而引起了高度关注。从ChatGPT的运作过程、生成物特点上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形式表现上与人的作品几乎无异,但人工智能本身却无创作意识也无思想情感。在面临着劳动主体、激励作用和权利桎梏上的赋权困境,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可见的将来更适合成为公共领域中的开放知识。

浪漫主义作者观与著作权扩张解释

起源于18—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作者观被普遍认为是著作权扩张的主要成因。由此,主流学说试图通过引入后现代理论对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扭转著作权的扩张趋势。但本文认为:第一,著作权法并未接纳浪漫主义作者观主张的高度独创性理论和非商业性的个人英雄作者理念,著作人格权也表现出对市场交易便利性的妥协;第二,浪漫主义作者观的含混性削弱了自身的解释力;第三,借浪漫主义作者观批判著作权扩张的观点将走向盲从文学理论,以错误的“可证伪性”理论为基础的“后现代著作权法”。著作权扩张遵循托马斯·库恩提出的“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演化规律,对著作权扩张的解释应该转向多元主义,恢复著作权法在数字时代的生机。

从图书馆工作角度认识著作权保护期的立法

当今国际社会立法对著作权保护期的规定呈现出保护期越来越长,并且立法活动趋于活跃的特征。图书馆界对延长著作权保护期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因为这将降低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保障能力、增加图书馆开发利用文献资源的成本,使图书馆面临相对更大的侵权责任风险。建议我国对著作权保护期进行动态调整,既与国际立法趋势接轨,又采用著作权续展制度来平衡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特别是对于图书馆等公共机构,著作权的适用应有别于其他主体相对较短的著作权保护期规定。

著作权保护期的立法及其对图书馆业务的影响探赜

目前,国际社会呈现出延长著作权保护期限的立法趋势。著作权保护期的延长将一定程度地阻断读者从图书馆获取知识的路径,增加图书馆开展著作权调查和利用文献资源的成本,降低图书馆建设与开发数字化馆藏资源的质量。作者建议在坚持利益平衡原则的基础上,完善著作权保护期制度,既使我国立法与国际接轨,以利于我国著作权产业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又通过科学的规则设计与安排,保障图书馆对社会职能的履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法益视角下数字时代的“编辑权”体系新探——从“编辑权”与著作权的关系谈起

我国“编辑权”诉求始于经营权对“编辑权”的侵夺,在数字时代愈发迫切。当前,国内“编辑权”研究已深入“编辑权”的权利内容,但学界与业界仍无法就“编辑权”的若干基础范畴达成一致。文章从与著作权关系的角度指出,“编辑权”的本质即编辑权益,包括著作权和法益两部分:编辑著作权包括一般作品著作权和特殊作品著作权;编辑法益则由编辑创造性活动和职责性活动产生的利益构成。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法益处于快速变动与发展之中,因此,数字时代编辑法益的认定,须综合考量编辑的独立利益、编辑类型化的主体以及编辑界限化的客体三个核心要素。

论我国收回权制度的重构——以解决著作权闲置为中心

作者的经济和精神利益的实现建立在著作权得到充分行使的基础上。作者将其著作权转让或者许可后,如受让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怠于行使权利,则将造成著作权闲置、作者利益受损,社会文化繁荣亦受影响。因此,我国《著作权法》第34条赋予作者以收回权。但该收回权使用范围过于狭窄,忽略了复制发行权外的其他著作权闲置情况,也未给予图书作者外的其他作者提供救济。英国和美国的收回权行使简便,但必须在较长的等待期后才能行使,被证明其既非解决著作权闲置问题的最佳选择,也无助于增加作者的收益。德国模式下,著作权人在独占被许可人怠于行使权利时可及时行使收回权,更有助于解决著作权闲置问题,且较好地平衡了作者和著作权受让人及独占被许可人的利益,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