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规模对董事会断裂带的影响——基于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制度安排。文章基于董事会人口统计断裂带理论,以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规模对董事会断裂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与董事会断裂带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和董事会流动率正向调节董事会规模与董事会断裂带的倒U型关系。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如何影响管理层年报语调操纵?

非正式层级是董事会发挥监督及治理作用的隐性因素,而这一隐性治理机制对于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仍鲜有研究。本文利用2010—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管理层年报文本语调操纵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更为清晰的非正式层级有助于董事会高效行使治理与监督职能,进而能够对管理层操纵年报文本语调发挥抑制效应;从作用机理上看,抑制效应可能通过协调代理关系、增强披露意愿及扩大资源掌控等作用路径得以实现;此外,从横截面检验结果看,抑制效应因受到来自董事会及企业特质层面的一系列异质性因素影响而呈现出差异化表现。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风险偏好视角的经验证据

聚焦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背景下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决策问题,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越弱;董事会互动程度显著增强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以及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跨国企业优化内部管理与对外投资决策具有现实启示。

董事会的凸升:新公司法对双治理中心的强化

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组织体系逐渐展现出其基本格局:股东会作为治理的基础组织,承担消极治理中心,而董事会或党委会以动态方式,通过灵活治理,成为公司治理的动态中心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的修改是围绕董事会展开的。一个整体的判断是:新公司法多方面增强董事会治理权能,建构起股东会和董事会并行的治理格局,立法者期冀董事会能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本文在新公司法建构的公司治理架构范围内,以董事会权责变动为基点,通过对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治理地位和职权的比较分析,察思我国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建之路,其中前者表现为双治理中心,即所有者静态控制(股东会中心主义)和经营者动态控制(董事会中心主义)并行,而后者表现为强化董事会的地位,灵活化董事会的权力,加强董事的责任等。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提高企业ESG表现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碳中和进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一项企业战略决策,企业ESG表现与董事会治理效率息息相关。基于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合法性视角和董事权威不平衡的治理效应视角,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ESG表现的内在机制;从公司决策传导机制视角出发,分析管理层能力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管理层能力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在权力大小不同、稳定性不同的管理团队中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决策行为的研究,丰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作用及效果的内在机制的相关研究,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ESG表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重要的战略之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立足于董事会组成结构,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内部控制水平,共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外部不确定性越大,其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的促进作用便越明显,且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因此,政府和相关机构应鼓励和引导企业董事会的国际化发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合理使用相关政策工具,为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融资条件,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资金需求,助力企业在全球数字化变革中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董事会断裂带、内部控制与审计质量——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断裂带的存在极容易使董事会形成不同的子群体,而子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又会反向牵制和干扰董事会的监督能力,进而影响审计质量。以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董事会断裂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董事会断裂带与审计质量呈倒U形关系,断裂带异常会干扰公司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审计质量;其次,董事会断裂带与审计质量的倒U形关系主要源于任务导向断裂带的作用,在企业成熟期更为显著;最后,内部控制能够削弱董事会断裂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而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弥补董事会子群体间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合理范围内有效地提升审计质量。

论外商投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升级:董事会中心主义走向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法律瓶颈及其突破

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在外企三法的逐步确立有其历史成因,且利弊参半。就规范属性而言,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是倡导性规范,而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是效力性规范。《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意味着外企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终结与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复兴。董事会中心主义否定了股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地位与资本多数决规则,不利于充分保护控制股东的合法权利与投资信心。而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有助于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股权文化,鼓励投资兴业。不过,存量外资公司的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在五年过渡期内面临着转型僵局,因此,公司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宜细分为四个阶段,并设计相应的规制策略。2024年12月31日是外企确立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最后时点。若董事会逾期未作出修改章程的决议,任何股东均有权启动股东会决策机制、推动公司治理模式变革。此前,股东也有权直接激活外资公司的股东主权与股东会职权。市场会失灵,监管者与裁判权不失灵。

世界一流企业董事会组织模式研究——以国家能源集团为例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党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作出的重大部署,面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紧迫需求,国资央企亟待构建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型董事会组织模式。以国家能源集团为例,文章阐述了在董事会规范建设和有效运行方面的实践,形成可供借鉴、推广的董事会组织治理经验,构建了助力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模型。世界一流战略型董事会应实现创新、绿色、价值三大发展方向,提升前瞻战略、科学决策、风险防控、创新推动和绿色治理五大核心竞争力,形成嵌入聚焦董事会核心战略治理职能为基石的组织架构。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企业自身成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系统分析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的国际化深度与广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董事会稳定性的提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国际化深度的正向影响将增强;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国际化深度与广度的正向影响将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独立董事比例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民营和成熟期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本研究明晰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在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对优化公司治理、提升国际化水平具有现实启示。

董事会特征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可持续发展将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两个相对立的理念相结合。企业作为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不断追求经济绩效的同时,更应注重环境绩效的良好发展。文章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董事会特征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董事会特征包含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会议频率、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数量、高管薪酬等方面。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环境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董事会会议频率、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数量、高管薪酬对不同环境绩效指标影响显著性不同。

论我国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的困境与未来:兼评《公司法》三次修订草案的立法变动

当前,我国《公司法》中董事会定位不明、角色不清,存在三大症结: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受制于股东本位思想而难以行权;董事会的监督权受制于双层监督机制而履职边界模糊;董事的权责体系由于信义义务不清、问责机制不足以至追责困难。对此,需重新配置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的“三会”权力格局,在扩张董事职权范围的同时,完善以信义义务为核心的问责机制,加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承担,构建新《公司法》下权责一致的董事会中心主义法律框架,回应当前我国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需求。

战略型董事会提升公司治理效能

本文提出以“战略治理”为核心,旨在增强战略前瞻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创新推动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绿色治理能力五项能力的战略型董事会,并对现阶段中央企业董事会建设提出改进建议。

数字化转型、董事会独立性与研发投入水平

文章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间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入手,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及其传导机理。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研发投入水平有明显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这个结论仍然稳健。调节效应发现,董事会独立性能够加强对企业的监督从而正向调节两者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其影响机制以及异质性,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降低债务融资水平来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更加明显。进一步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研发投入水平的相关研究。

业绩变动、董事会治理与高管离职行为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上市公司高管数据,论证了公司业绩与CEO离职率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探讨了董事会治理的作用逻辑,为上市公司治理团队建设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发现:(1)业绩和CEO离职率间关联性比预期更强,绩效原因导致的CEO离职率占总离职率比重估计值在52%—57%,大于强制型或自愿型离职率所占比重;(2)CEO任期内都可能会发生绩效引致型离职,由于董事会评估CEO能力的准确性随任期增加而提高,CEO任期初绩效引致型离职概率更大,而任期末离职率变小,但下降速度比较缓慢;(3)董事会学习能力可以解释自愿型和强制型离职率的变动,但对绩效引致型离职率变动的解释可能会出现偏差,因为存在多种非绩效因素导致CEO离职;(4)董事会对CEO能力的了解比较缓慢且受到任期内企业绩效变动的冲击,冲击越大,董事会了解的信息越不准确,绩效引致型离职率越低。本文从新视角揭露了上市公司CEO离职的内在机理,传统的强制型和自愿型离职行为可能不全是真相,绩效引致型离职比较容易被忽视。长远来看,关注绩效引致的CEO离职可以帮助企业预防重大绩效风险,实现绩效的长期稳定增长。

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的提出,再次强调了环境治理的急迫性。想要实现双碳目标,除了加大环保投入之外,更要重视环保投资效率。本文基于失败容忍这一理论视角,以2011~2022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董事会失败容忍和环保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即提高董事会失败容忍程度能通过激励管理层达到提高环保投资效率的效果;内部控制会显著增强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机构投资者关注会削弱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内部控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更显著,机构投资者关注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私营企业和重污染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高环保投资效率,推进环境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董事会成员由于社会资本不同而形成的非正式层级对公司治理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索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清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代理成本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在非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更显著,在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企业中这种正向作用会随之加强。本文从董事会角度拓展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可为企业优化董事会结构提供参考。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ESG表现——基于董事会互动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ESG表现备受关注。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系统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情境特征、传导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ESG表现越好。调节效应检验发现,随着董事会互动程度的提高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内部控制、创新效率是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ESG表现的重要机制。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通过改善企业ESG表现进而显著提高企业价值。

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企业绿色投资角度出发,选取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董事会人力资本在企业环境治理中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较高的董事会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检验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董事会人力资本对绿色投资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地,基于经济后果的检验发现,在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提升下,促进了企业的ESG表现。研究结论从董事会人力资本角度提供了企业环境治理动机、影响ESG表现的因素证据,也拓展和丰富了董事会人力资本的相关文献。

董事会外部联系对初创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董事会外部联系是初创企业获取知识溢出赋能创新的重要渠道。基于创业知识溢出理论,以中国225家创新型初创企业为样本,利用Probit回归模型探索董事会外部联系对初创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会外部联系不仅对创新型初创企业创新有影响,并且是创新型初创企业获得知识溢出赋能创新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外部联系既有利于初创企业获取在位企业“单向溢出”的知识,也有利于初创企业创造的知识回流到在位企业,形成双向互惠;董事会外部联系对吸收能力不同的初创企业影响具有异质性,初创企业吸收能力越强,董事会外部联系对初创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越强。研究丰富了创业知识溢出理论的内涵,对科学认识董事会外部联系这一知识溢出路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