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案”以“许案”作结:蒋介石崛起的预演

廖仲恺遇刺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紧急情况。案情比较迅速地趋向清晰,但却以许崇智下台,被迫“赴沪养疴”而告一段落。“廖案”甫一发生,蒋介石即指英国所为,这是因为孙中山晚年革命矛头逐步指向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关余”斗争中双方矛盾激化,从而使蒋介石等人形成了凡遇坏事必疑英国的惯习,“商团事件”和“沙基惨案”等更强化了这种认知,蒋介石甚至准备对英备战。处理“廖案”时,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认定陈炯明及其背后支持者英国对革命形成了致命威胁,但许崇智却不行动,甚至想取而代之,包庇深深卷入“廖案”的部下梁鸿楷等人。鲍罗廷等利用许崇智与胡汉民的个人恩怨先除掉梁鸿楷等人,进而以许崇智把持财政为由,由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和第一军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了许部。鲍罗廷等以为解决许崇智,蒋介石等“左派”上台,国民革命即可顺利推进,殊不知,革命的致命威胁已经培育出来,蒋氏势力已经崛起。

试述中山舰事件前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

在苏俄急于策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鲍罗廷被俄共(布)派往中国,出任国民党政治顾问。蒋介石虽然对苏俄并无好感,但在现实面前,他以“左”派面貌示人,由此取得鲍罗廷的信任。鲍罗廷欣赏蒋介石,在黄埔建军、应对“商团事件”、处置“廖案”风波等多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对其给予支持,蒋介石由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然而,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蒋介石关系恶化,鲍罗廷成为南京政府第一号通缉犯,这显然是鲍罗廷初到中国时始料未及的。

蒋介石、胡宗南与山城堡战役研究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国民党“围剿”红军态势不断演进,红军面临形势极其危险。在此背景下,胡宗南所部第七十八师孤军深入,被中共和红军设伏于山城堡等地。山城堡战役是国民党“围剿”红军进入关键时期的一次重要战役,此战中国民党各路军队未能协同配合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战后国共对抗不断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山城堡战役评价过高是不适当的。山城堡战役后,蒋介石、胡宗南对山城堡战役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调整了战略部署。因西安事变爆发,国共才结束了对抗,实现了国内和平。

不对称的博弈:西安事变善后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因领导陕甘方面与国民政府对抗而加深了国民政府对他的恶感,根本解决杨的声音很强。中央军进入西安之初,蒋介石还要借助杨,因而对其较为温和。在东北军东调后,蒋即竭力压迫杨辞职出洋。但杨虎城并不立即遵命行事,而是有意无意地拖延,其根本目的是希望留在国内推动抗日。在受到压力后,则提出名义、经费、生病等问题。但这些办法只能敷衍蒋介石一时,最后仍然不得不辞职、出洋。事变善后时期,去除杨虎城在国民政府内有相当共识,这既满足了蒋介石的报复心理,也符合国民政府维护纲纪以及彻底控制陕甘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杨虎城更多的只能是遵从,延宕只能更增加蒋的恶感。

陈诚与蒋介石早期关系考(1924—1931)

蒋介石任用干部注重地域和派系,兼具浙江籍、保定系、黄埔系三重身份的陈诚尤其受到蒋介石的偏爱。陈诚参加国民革命之初多受惠于邓演达和严立三,与蒋介石来往不太密切。随着革命情势的变化,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开始拉近。经过历次战争考验,陈诚能征善守、服从军令的特质逐渐为蒋介石所知,蒋介石亦有心栽培陈诚,千方百计施以笼络。蒋介石虽时常批评、训斥陈诚,却未怀疑过其忠诚;陈诚屡屡不满蒋介石的言行,但最终会服从于他。陈蒋二人之所以能够互相借重达成合作,主要源于政治利益与政治主张的一致性。勾勒陈诚和蒋介石早期的交谊,探寻陈蒋后来形成“如父如兄、亦师亦友”复杂关系的初因,对于推进陈蒋关系研究、探析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生态和人际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舆论反击

1943年3月,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同时,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该书一出版,就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

随着北伐的推进,蒋介石较早提出"迁都"武汉,但随后又力图将中央党部与政府留在南昌,从而引发"迁都"之争。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争执,乃至最后决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通过研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不难发现蒋自命不凡,而又慷慨悲歌,他的疑忌之心太甚,从而使自己与对手的裂隙不仅难以愈合,而且迅速扩大。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日“雪耻”——以1928年“济案”为中心的考察

由于日本阻挠国民党北伐,蒋介石对日反感渐增。1928年5月发生的"济南事件"使蒋介石再受刺激,发誓对日复仇,遂开始在日记中记载"雪耻之道",其内容归纳起来,可分为"励己"、"励民"、"强军"与"整党"等类。蒋介石长期在日记中书写"雪耻之道",是其个人感受日本侵略的心理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悲壮"的抗日决心,但他在实际行动方面则又奉行"忍辱哲学",表现出明显的软弱与妥协,从而遭到时人与后人的批评。

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

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陈红民在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和德国的希特勒（Ｈｉｔｌｅｒ）两个人常被联系在一起：蒋介石一意仿效希特勒，要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这是写人教科书的不易之论。那么，历史上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有人言之凿凿，却也拿不出直接而又确实的证据来...

蒋介石登临鸡公山有关史实考释

蒋介石是与鸡公山文化相关联的重要人物。关于蒋介石与鸡公山的关系由于无人专门进行考证以致长期处于传说层面。根据近年来发现的有关资料可以证实,1938年,蒋介石曾先后两次登临鸡公山。其中第2次到鸡公山,蒋介石在山上待了3天,并且是与夫人宋美龄同行的。蒋介石到鸡公山的目的有三:一是为避暑纳凉;二是为纾解郁闷的心情和紧张的工作压力;三是为静心考虑大局及外交问题。根据《蒋介石日记》及有关资料,所谓蒋介石在鸡公山召开"中原会议"或军事会议之说,应属猜测。

二战期间蒋介石对待中苏谈判的态度——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二战期间的中苏谈判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和未来的发展之路。其中蒋介石的态度左右着中苏谈判的进程。在谈判开始前,蒋对美苏“疑惧交加”;在谈判的第一阶段,“忍痛牺牲”;在第二阶段,自认“收放刚柔”。因为条约描绘了一幅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中国的蓝图,蒋介石对条约总体上是满意的。蒋虽然也担心美国出卖中国利益、苏联霸占中国利益,但在苏联出兵东北迫在眉睫之势下,他更担心苏联在没有条约约束的情况下同中共合作。因此从战后对中共斗争的角度,为维护国民党一党私利,蒋听从了美国的劝告,“忍痛牺牲”,同苏联达成妥协,结果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外国顾问与蒋介石政权

在中国历史上聘用洋人做顾问的基础上 ,蒋介石政权大量聘用外国顾问 ,为其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服务。顾问来自不同的国家 ,充斥国家政府的各个部门。外国顾问的在华活动 ,实际上是蒋介石政权与各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的联系工具而已 ,对蒋介石政权的统治是否有利 。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 ,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 ,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 ,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 ,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 ;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 ,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 ,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 ,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 ,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 。

蒋介石政府与“西北四马”

蒋介石政府与“西北四马”高屹民国时期，青海、宁夏和甘肃北部广大地区被“西北马”回族军阀势力“象一个中世纪的苏丹国一样统治着”“’。在当时中国那样一种军阀政治的社会环境中，“酉北马”，特别是后起的“名闻遐尔的四匹大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和马步青”...

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的支持下,成功"复职"。而李宗仁不敢面对蒋的挑战,应对失据,失尽人心,他虽在美国积极活动,试图以美制蒋,却未能获取美国的支持,最终在这场政争中落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起死回生的一步,而且对当代台湾史与两岸关系也影响甚巨。通过对该事件的梳理、研究,既可以了解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也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

凶终隙末:蒋介石李济深关系探微

在1920年代，蒋介石与李济深在走过一段较长的密切合作和相互扶持历程后，转而以凶终隙末收场。两人关系始于陈炯明粤军时期，历经东征、讨伐刘、杨、北伐、宁汉分裂、“分共”等重大战事和变故，总体上仍属密切及良好。从1927年“张黄事变”起，蒋李矛盾开始凸显。1928-1929年间，随着北伐成功后国民党集权统一进程加快，中央谋划削弱与收取地方权力及利益，蒋李两人及宁粤双方关系骤然趋紧，复因蒋桂之争的勾连及相互激发，双方矛盾开始激化。到1929年3月，在蒋桂关系实际破裂之际，蒋介石以“通桂谋叛”为名，扣押了李济深，宣告两人关系最后破裂。扣李事件实为蒋李个人恩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蒋桂派系之争等多方面因素累积及影响的结果。

蒋介石对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侵占南沙群岛之应对

国民党退台后,撤退了南沙群岛守军,大陆亦未填补军事真空。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趁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之际,侵占南沙。退台后的蒋介石首先谋求"外交"手段予以解决,但菲律宾反而公开宣称占领。蒋介石决定派遣海军巡弋南沙,并重新驻兵太平岛,有效维护了南沙群岛的主权。然而,因受制于国共对立与美、台、菲三角关系,台湾军事实力尽管超越菲律宾,却未能彻底阻止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对南沙群岛的侵夺。永久维护中国的南海主权之道,在于海峡两岸共同携手,精诚合作。

蒋介石的农村合作经济思想

本文主要依据档案资料研究蒋介石的农村合作化思想。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分析蒋介石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原因、主要内容、合作社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 ,以及中体西用式的合作教育 ,从中揭示其开展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实质就是加强专制统治 ,调和阶级矛盾 ,抵制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

从美国档案看中共、西南势力与蒋介石的战时博弈

抗战爆发后,西南势力与蒋介石的政治角力随中共、民盟等的渗入更趋复杂,蒋介石很难藉抗战遂自己统一国民党的目的。面对中共、西南势力、民盟的政治包夹,蒋介石逐渐成为权力竞逐舞台上的孤独舞者。此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态度。同时期美蒋关系的裂痕,使美方非但无意助蒋,反而欲扶共抑蒋。事实上,战时西南势力与蒋的政治对抗及美国的作壁上观,不仅凸显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失道寡助,还清楚地表明他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的巨大危机,意味着抗战结束前一个有明确指向的反蒋统一战线已悄然成形,这对战后国共关系及国内政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为后来西南势力军事起义和民盟选择中共埋下历史的伏笔。

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

蒋介石从“三二0”走向“四一二”,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了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其实,蒋介石并没有像以往一些著作所说的那样,从“三二0”之后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最初并不在他的设想之中。其对容共政策的态度转变,固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深入考察蒋在这一过程中心态与环境矛盾冲突的复杂情况,对全面了解国共两党历史恩怨的形成或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