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救琴

东汉时期,汉灵帝刘宏在位时,有个大臣名叫蔡邕,其为人公正,性格耿直,对于朝堂上的一些不好现象,总是敢于向灵帝直言相谏。随着蔡邕顶面谏汉灵帝的次数不断增多,灵帝也渐渐对他产生了厌恶之情。再加上汉灵帝身边的宦官都惧怕蔡邕的刚正不阿,常常在汉灵帝面前谗言说他目无皇上。

从蔡邕的辞赋创作看汉魏文学的演进

蔡邕的辞赋上承东汉下启魏晋,其辞赋创作代表了当时汉魏文学演进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首先,蔡邕在辞赋中开始大量描写女性,尤其是将女性作为审美对象以及情欲描写,此点对魏晋南北朝美人诗赋影响颇深;其次,不同经学家,身为文人的蔡邕更侧重于诗、赋,在辞赋中描写自己沉浸的琴棋书画的日常生活,使文人趣味、闲情逸致开始进入士大夫的描写范畴;最后,蔡邕“聊以游意”的辞赋观,更是集中体现了以辞赋为余事的态度,开启了后世文学中的闲情书写。

论陈留的区域文化对蔡邕的影响

近年的蔡邕研究多集中在其辞赋和碑文上,而对地域文化对于蔡邕的影响却鲜有论及。蔡邕出仕以前一直闲居故乡陈留,所以陈留的地域文化对蔡邕的影响极大。东汉时期的陈留有着鲜明、独特的地域文化,其地域文化及对蔡邕的影响体现在:陈留的部分地区在先秦时期是宋国、陈国、郑国、卫国的故地,而宋、陈是老庄思想的发源地,此地的隐逸风气自先秦时就长盛不衰,而蔡邕三十八岁之前一直隐居乡里,当与其故乡的隐逸氛围有关;东汉晚期陈留士人擅长清谈、爱好文艺的风气对蔡邕也影响甚大,蔡邕为了在清谈中取胜还援引《论衡》为助;陈留士人好读书、尚著述的风气促使蔡邕走上了治学之路,以致蔡邕的后半生一直致力于修史工作。蔡邕的行为方式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均受到陈留区域风气的影响。

后起的蔡邕与文人诗“前史”的成立

唐前与清代材料描述的建安以前诗歌史从纷乱变得整齐,蔡邕是“前史”成立的关键。蔡邕的诗人身份日渐重要是其进入诗史的基础,身份转变又倚赖诗作的发掘。明代增续《文选》、编纂总集和别集的活动中,《翠鸟》《饮马长城窟行》等诗经由不同路径被统一划归为蔡邕的代表作。这些性质、旨趣各异的文学活动基于文献的递承利用,拼接出有关蔡邕诗歌的知识,进而孕育他的诗史评价,这是推动文人诗“前史”成立的基本机制。蔡邕的诗人身份能被认可,与其诗歌在汉晋之间具有一定影响相关,这是“前史”成立的内在潜力。

蔡邕创飞白书

东汉书法家蔡邕有一次看到匠人用笤帚沾着白色的土在墙上刷墙,刷到墙上的痕迹如飞雪一般。他受此启发,写出了一种新的体势,因笔画轻微,飘荡如飞,丝丝露白,被人称为“飞白书”。少年王献之在外面玩耍,看到家里刚刚翻修的白墙,便用大笤帚蘸上黄泥,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字。王羲之看到后不禁夸赞,说这个字写得好,有飞白之意。可见蔡邕飞白书对后世书法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中的蔡邕看高本《琵琶记》对蔡伯喈形象的塑造

《琵琶记》作为“南戏之祖”,在戏曲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蔡伯喈的形象更是已成经典,但追根溯源,这一形象却是附会于汉末名士蔡邕而产生,通过爬梳文献具体探究历史上的蔡邕形象与高本《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从而分析两者异同之处,可得出《琵琶记》对蔡伯喈形象塑造所产生的效果,有利于更好地尊重史实并理解蔡伯喈形象的艺术性和戏剧性。

《蔡邕集》版本源流考论

作为碑铭宗匠,蔡邕在历代广受推崇,其作品的数量及文集的面貌在后世辗转流传中变异较大。至今所知最早汇集、收藏蔡邕作品的作家是西晋的荀崧,流传至今最早的蔡邕集版本是明代的兰雪堂华氏刻本。影响蔡邕作品流传的因素有许多,包括其政治节操、碑文写作、文学才华、史学才能等,还与文学思潮、文学风尚的转变密切相关。

蔡邕解读《礼记·月令》的新变

蔡邕对《礼记·月令》的解读,体现了不同于汉代经师儒生的一些新特点、一些新变化,表现出消解儒学束缚的新思想,以及重自然、轻名教的倾向。表明蔡邕是汉末涌动的新思潮的代表,他的思想和行为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声。

蔡邕生年考

蔡邕是东汉时期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有关他的生卒年,总结起来,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蔡邕生于公元132年;二是认为蔡邕生于公元133年;三是认为蔡邕生于张衡卒后,即生于公元139年后。通过对文献和史书中证据的考察对比分析,可以认为,蔡邕生于133年卒于192年这个说法相对比较可靠。

《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蔡邕作”献疑

五言古诗《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的作者问题,历来有争议。近年学界多倾向于蔡邕作。但此种观点或可商榷。从该诗的韵律、声律的角度分析,及对蔡邕创作情况的观照,可说明该诗的作者与蔡邕并无关系,当为东汉之前即流传于民间的歌诗。

蔡邕书法地位的变化与相关的历史问题

蔡邕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士,也是一位有很高声誉的书法家与书法理论家。对于蔡邕的书法成就及理论著述等问题,后人有所怀疑。蔡邕书法地位在晋唐时期有很大变化,蔡邕书法地位被抬升与唐玄宗锐意提倡八分相关。为迎合唐玄宗的旨趣,八分书受到其时很多书家的重视,蔡邕也被文臣树立为八分之祖,而围绕蔡邕的相关传说与理论著述也在这一风气下渐渐出炉。

蔡邕与《琴操》及其题解批评

为唐宋各种公私书目所著录之《琴操》,共有三种,且大都佚亡于宋元之际。清人王谟署名为孔衍的辑佚本《琴操》,作者其实为东汉文学家蔡邕。今本蔡邕《琴操》共对44篇"琴曲类乐府"进行了题解,极具"题解类批评"的学理要素。而更为重要的是,《琴操》在东汉末年的编撰,成为了蔡邕"前乐府"认识观的一种具体反映,并对其后释智匠《古今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等产生明显而直接的影响。

蔡邕著述摭录

根据历代著录以及现存作品 ,考察蔡邕作品的真伪及卷帙情况。

蔡邕与鸿都门学的汉赋观

东汉末年，围绕着鸿都门学的论争，凸现出两种截然相 反、根本对立的汉赋观：第一种是以灵帝与鸿都门士为代表的贴近世俗生活、追求感官享受 的新型的汉赋观，第二种是以蔡邕为代表的恪守传统经学与道德规范的旧的汉赋观。蔡邕在 理论上否定但在实践上却创作了不少逸乐小赋，反映了他对汉赋地位的独特思考。

汉末名士蔡邕家世及生平考述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的家世及生平。蔡邕的一生,大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作为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在书法、绘画、音律、碑诔、辞章、史志乃至天文律历、阴阳谶纬术数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且流风所及,影响深远。结合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了蔡邕生不逢时的原因,并从5个阶段来评述他一生的经历及境遇。

蔡邕《述行赋》与李奎报《祖江赋》比较

蔡邕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抒情小赋,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文笔清新,对后世赋家的辞赋创作影响深远。李奎报是朝鲜高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善写古体抒情赋,在古代朝鲜文坛有较大影响。两人都善写抒情赋,通过对比研究可见蔡邕的《述行赋》和李奎报的《祖江赋》在情感基调、典故运用、布局谋篇等方面既有很多的相似处,又具有自身的独特风格。

蔡邕《琴操·鹿鸣》考论

《鹿鸣》是先秦雅乐中的经典曲目,流传很广,保存时间较长。先秦时期作为雅乐的一个重要曲目,《鹿鸣》有着固定的篇章和演奏模式,在许多重要仪式中被运用。而琴曲《鹿鸣》则是汉代传统雅乐衰微,琴曲地位提升的产物。雅乐《鹿鸣》和琴曲《鹿鸣》属于两个不同的音乐系统,有着各自的特点和运用场合,不能相互混淆。琴曲《鹿鸣》只是在题目上借鉴了雅乐古题,而在内容及演奏方式上没有关联。蔡邕在《琴操》中对于《鹿鸣》曲的题解,并非是对鲁诗说的简单沿用,而是根据琴曲特性及《琴操》整部书的内容风格所作的精心选择。

清切哀伤、诗体古旧的蔡邕的《琴操》——谦论汉代琴曲歌辞与乐府诗、五言诗的关系

蔡邕所整理的《琴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琴曲定性,界定它的审美特征。琴曲歌辞主要是四言和骚体,采用的是古老的诗歌形式,因此,对乐府诗与诗体演变的关系必须全面审视,不能片面强调它对五言涛生成的推动作用。琴曲歌辞重在抒情,篇幅短小,这也是它和其它乐府诗的重要区别。蔡邕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整理琴曲歌辞,流露出对旧诗体的依恋。

蔡邕《琴操·雉朝飞操》考论

《雉朝飞操》在扬雄的《琴清英》和蔡邕的《琴操》中都有著录,是两首同题琴曲。两首琴曲之所以题目相同,是因为它们具有大体一致的题材和基调,都把雉鸟作为男女婚姻的象征。扬雄《琴清英》对《雉朝飞操》所作的题解,以春秋时期卫地文化为背景;蔡邕《琴操》对《雉朝飞操》所作的题解,则是有春秋及战国时期齐文化的折射。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雉朝飞操》不但文化背景出现差异,而且经历了由雅乐到新声的演变。

东汉经史大家蔡邕礼乐思想述略

蔡邕重经史,精研礼乐。他作后汉《十意》、《十志》,特别是其中的《礼意》、《乐意》、《祭祀意》、《东服意》、《朝会意》等,是全面总结了东汉的礼乐制度,是继承和发展了西汉以来礼学家的思想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