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供述影响因素及法律控制

本文以虚假供述的研究方法为起点,结合案例,对自愿型、强迫—服从型和强迫—内化型三种类型的虚假供述进行介绍,从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两个方面,对虚假供述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其中,着重阐述了虚假供述的实验室研究范式。在评析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进行讨论,以期从法律上控制虚假供述影响因素。

呈现虚假证言审讯策略对虚假供述影响的实验研究及法律建议

对101名大学生采用"电脑死机范式"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呈现虚假证言的审讯策略与虚假供述存在显著相关;嫌疑人对自己无辜的确定性高低与虚假供述没有显著相关;在慢速条件下,呈现虚假证言审讯策略也对虚假供述产生影响。对此,应结合呈现虚假证言审讯策略对嫌疑人虚假供述产生影响的实验结果,采取有针对性的司法对策:改变刑诉法对呈现虚假证据审讯策略的模糊态度,明确禁止该审讯方式的使用;赋予辩护律师在场权,加强嫌疑人与审讯员的平等地位;细化审讯规则,固定审讯模式。

错案的轨迹:以虚假供述为中心

以虚假供述为肇因的错案"轨迹"是:犯罪嫌疑人确认程序付诸阙如,导致无辜公民被误认为嫌疑人,因侦讯的秘密性和嫌疑人对抗违法侦讯的权利有限,在证实性偏差的心理影响下,侦查人员采用各种强迫手段迫使内心已"锁定"的嫌疑人认罪,并"指导"其如何作出口供;司法人员面对被告人的辩解,由于缺乏有效的违法侦查行为发现机制,在传统的印证模式作用下,错误地采信了审前所"制造"的虚假供述,导致错案发生。为了降低由虚假供述所导致的错案,必须从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诉讼机制和证据制度。

虚假供述的第二道防线:口供实质补强规则

虚假供述一旦被采信,极有可能导致错案。近年来,我国先后通过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和修改刑诉法,确立了一系列有关口供的证据规则。由于虚假供述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虚假供述的多样性,它们在整体上防范能力有限。以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防止虚假供述在我国存在着现实困难和内在困境。同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相比,以口供补强规则实质化作为突破口不仅具有理论根据、比较优势,也具有现实根据。为切实防止虚假供述,必须要结合虚假供述的形成机制和真假供述的识别原理,参考其他国家的口供补强规则,分别从补强证据要求、待补强口供要求、补强对象和程度等方面使口供补强规则实质化。经过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过滤后的任何口供,只有在特殊情节排除了诱供指供和案情泄露的前提下获得的,并得到了具有证据能力、证明力的被告人供述以外的独立证据或者新证据的印证,且供述中的犯罪客观方面的特殊细节与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吻合一致,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错案研究——以虚假供述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湖北佘祥林案和河南赵作海案等冤案、错案见诸报端,刑事错案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错判不仅损害个人利益,使当事人遭受冤屈,而且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侦查阶段时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往往是导致错案的重要原因。对此,必须从虚假供述产生的原因入手,找出审讯中存在的症结,以减少虚假供述的发生。

自愿型虚假供述成因的多角度解读

在刑讯逼供备受关注背景下,虚假的认罪供述往往被认为是警察审讯压力的结果。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下,人们忽视了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无辜者自愿进行的虚假有罪供述,往往将其当成真实认罪供述。自愿型虚假供述具有的主动性、隐蔽性等特点给刑事司法带来危害。影响自愿型虚假供述的因素包括现实功利性因素、心理因素、人格与环境因素、精神病理因素等多方面,这些因素又具有传统文化中重亲情轻法律的消极思想、工具理性泛滥以及心理需求膨胀等文化、心理基础。

虚假供述立法规范与社会认知关系

虚假供述的社会认识状况是研究虚假供述防治措施的基础。调查问卷显示新刑诉法对虚假供述的危害性和审讯策略的认识具有坚实民意基础。但是新刑诉法也存在缺失,对欺骗审讯策略的规定上与社会认识存在悖离。实证研究也揭示出立法需要重视的问题:审讯策略能够摧毁人的自我意志以及司法人员对虚假供述的认识过于乐观等。

虚假供述的因素及其对策分析

虚假供述是由审讯压力及供述者的特定心理需要而诱导的不真实供述,即故意的或者无意识的错误供述。它可以划分为自愿型、依从型与内化型三大类。虚假供述的产生有其动力因素(拘禁—孤立、强制—对质、宽大—减罪化)的激发机制,也有其包括侦查偏见、心理强迫与心理脆弱性因素之静态因素的心理迫使力量。虚假供述的因素分析具有重要的司法应用价值。相应地,在防范与鉴别虚假供述发生方面,可以采取审讯过程透明化、警惕犯罪嫌疑人心理脆弱性、供述可靠性评价等理性对策而发挥遏制作用。

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及其讯问策略

在实际讯问工作中,保持沉默和作虚假供述多被视为是拒供的表现,但二者在表现形态和心理原因上却存在着许多差别。通过对讯问中被讯问人各种不同于虚假供述的表现形态及其心理原因的分析和相应讯问策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讯问中达到获取犯罪嫌疑人真实供述这一最终目的的方法和途径。

讯问中虚假供述的心理分析及识别

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在解决刑事案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和心理过程,结合回顾前人研究,发现有五条线索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其为:1.较少有自我参照代词;2.过分概括的词语;3.避免直接回答;4.较少具体提到人、地点和时间;5.通常含有较多的不相关信息或多余细节。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检察监督防范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得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通过检察环节的收紧批准、决定逮捕防线、加强讯问监督和提高证据通过审查后的质量,可以有效防止审讯过程中的非法取证行为,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心理学解读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赋予犯罪嫌疑人审讯阶段辩护权并建立合理的讯问规则是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有效对策。

脆弱性视角下未成年人虚假供述的生成机制与阻断路径

以虚假供述作为防范刑事错案的切入点,具有从源头上预防和阻却刑事错案的重要意义。从脆弱性的视角审视未成年人供述行为,发现有限的认知理解、风险决策缺陷与应讯能力不足构成了虚假供述的特殊风险。虚假供述是情境风险因素同主体脆弱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虚假供述生成机制的复杂性提示其消解应基于平衡模型的构建,从风险性识别和赋权性保护的角度抵消、缓冲、改善脆弱性以防止虚假供述的产生。

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识别的心理分析①——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例

说谎是人的天性,侦讯中贪污贿赂嫌疑人虚假供述呈现自愿、屈从、内化多种样态。趋利避害的本能,高的智商、情商,位高权重、专业、一对一隐蔽性等特征,使嫌疑人供述更具欺骗性,侦讯难度更大。实践中侦查员对"承认所做之事的陈述"内心确信度很高;而对"否认所做之事的陈述"多有质疑,两种有悖常理的例外,恰恰挑战的是人的经验、思维定势和认知判断能力。经验与思维定势,既体现技能、水平,又易导致偏差、错误。大千世界,人生百态,一切皆有可能,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真相只有一个。把握贪污贿赂嫌疑人的情境心理,借助心理学讯问技术、不失为破解侦讯难题一种新选择。

虚假供述的识别

虚假供述往往是导致错案的重要原因。研究者们正探求识别供述证词的真实性的方法,来提高供述证词在法庭上的有效性,以保障当事人免遭冤屈,真正实现司法公正。非言语行为线索也许能泄露人们想要隐瞒的信息,通过观察这些变化,就能发现虚假供述。此外,特定的言语特征能够帮助区分真实与虚假陈述,这些发现为虚假供述的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虚假供述成因的可控性分析

虚假供述是个体特质和审讯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借鉴现代控制论中系统-状态可控性理论,构建虚假供述可控性研究模型,在审讯-供述系统状态空间坐标系内对个体状态和情境状态中的各因素进行可控性分析,有助于充分认识虚假供述成因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亦有助于理解虚假供述本身是否具有可控性以及可控程度。

无辜者的供述——从冤案看虚假供述的产生

文章从现实中的冤案入手,结合虚假供述的相关研究,着重探讨了无辜者作出认罪供述的原因,分析了警察的有罪假设、审讯场的压力等因素是如何影响无辜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使其作出虚假供述;继而,审讯人员的指引、暗示和外界对案件信息的传播,使得无辜的嫌疑人在"成为犯罪人"后开始扮演犯罪人角色,构造出所谓的案件经过。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形成机制及其识别控制

虚假有罪供述一旦被采信,将会对司法公正造成极大的破坏。侦查讯问由身体强制向心理强制转型,使得有罪供述的生成路径发生了较大改变,增强了诉讼阶段虚假有罪供述的识别控制难度;加之现有制度规定在防范虚假有罪供述方面的作用有限,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作为讯问中多发的典型虚假有罪供述类型之一,已经成为冤假错案形成的重要原因。有效控制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应在准确识别真假供述特征的基础上,破除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形成的核心,即虚假供述行为心理结构和虚假供述行为机遇。

从虚假供述角度分析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

隐蔽性证据规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证据能力规则,而是作为补强证据规则的另一面存在的关于证明力的规则。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供述的可靠性,第二是其他证据的补强。司法实践中对口供严重依赖,并且形成了普遍信任通过口供获取隐蔽性证据的局面,但是,隐蔽性证据的立法规范尚显粗略。虚假供述是影响隐蔽性证据可靠性的一大因素,而产生虚假供述的理由又是多方面的。提高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可以从遏制虚假供述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完善。

侦查过程中的虚假供述问题研究

审讯的过程是为了克服嫌疑人被认为有罪的预期的阻力,获得法律容许的供词。因此,审讯的目标就是制造和增加犯罪嫌疑人的焦虑和绝望,减少其否认和沉默,以获取口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侦查人员采取的战术,包括隔离犯罪嫌疑人,然后采用正面或负面的激励。该文通过理解犯罪嫌疑人在特定情形下如何做出决定,然后描述虚假供述中的存在问题和外在因素,什么情况下会把无辜的人处于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