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思维下检察监督的思维转变及困境突破:以虚假诉讼为切入点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传统检察监督的思维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面对新时代虚假诉讼案件频发的现状,检察机关应该积极推进大数据思维赋能法律监督,通过转变大数据思维,推动大数据技术打击虚假诉讼行为。为确保大数据思维有效赋能虚假诉讼类案监督,首先,应当在类案监督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思维的具体转变方式;其次,从虚假诉讼类案监督的实践出发,剖析大数据思维与大数据技术结合存在的诸如“信息孤岛”“复合型人才稀缺”“大数据思维越位”等问题及背后的原因;最后,从数据扩源、人才引进、思维建立三个维度入手,解决大数据思维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进一步挖掘大数据思维赋能检察监督的深层价值,提升虚假诉讼类案监督的质效。

论虚假诉讼的查处和防治

虚假诉讼的查处和防治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难题。认定虚假诉讼应把握捏造案件基本事实这一要件,并以能够决定原告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要件事实作为案件基本事实。“假离婚”、制造管辖连接点、依据“白合同”起诉一般不应认定为虚假诉讼。对虚假诉讼原告应当驳回诉讼请求,而非驳回起诉,并应处以罚款或拘留、移送犯罪线索。从行为动因看,虚假诉讼可分为虚假确权型、政策套利型、逃废债务型和恶意侵权型四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虚假诉讼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探索建立虚假诉讼法定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和信用责任制度是防治虚假诉讼的治本之策。

民间借贷类虚假诉讼的规制困境与纾解

民间借贷型虚假诉讼行为强调行为人双方之间通过恶意串通的方式,或者行为人一方通过虚构证据,以不真实的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然而,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司法认定问题仍存在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在行为识别、证明标准以及惩戒机制方面表现尤甚。基于此,当前应结合经验法则与科学法则,明确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识别规则;同时细化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证明标准,厘清“高度盖然性”标准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逻辑;最后,强化民间借贷类虚假诉讼惩戒机制。

民事检察精准监督制度探究——以民事虚假诉讼为切入点

随着经济生活的飞速发展,虚假诉讼案件数量持续攀升,该类案件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利益,更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近年来,检察机关在虚假诉讼的预防、甄别和查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案件发现难、查证难、监督难的一系列难题。检察机关应当不断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路径,以精准监督为指引,不断完善精准化监督制度,有效提升检察监督精准度,有力打击虚假诉讼案的发生,为平安建设和矛盾纠纷化解提供法治保障。

新领域虚假诉讼案件民事检察监督研究

近年来,民事诉讼领域虚假诉讼案件的案发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涉及的案件领域不断扩大,因虚假诉讼给司法秩序带来的破坏及对司法公信力造成的损害日益加深。当前虚假诉讼行为外观表象合法程序之高、内在违法目的隐匿程度之深,给检察机关查办虚假诉讼案件带来了极高难度和挑战。如何提高检察机关识别虚假诉讼案件的能力、如何运用检察监督手段遏制虚假诉讼行为向各民事诉讼领域蔓延是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能时应先思考的现实问题。对于检察机关而言,通过民事检察监督手段打击、遏制虚假诉讼行为,既应畅通案件来源渠道,还应在履职过程中淬炼过硬的专业本领,加强与法院、公安机关及其他相关单位的沟通协作,形成打击虚假诉讼行为内外畅通之监督合力。

宛城区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三二三”监督模式不断提升民事虚假诉讼监督质效

近年来,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检察院将虚假诉讼监督作为民事检察工作的着力点,探索建立“三二三”监督模式,高质高效办理一批虚假诉讼案件。2021年至今,共办理虚假诉讼案件15件,提请抗诉4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1件,移送虚假诉讼犯罪线索5件,有力打击虚假诉讼,维护司法秩序。

虚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原理及其救济

虚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实质是在诉讼过程中未给予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正当程序保障,但却在诉讼结果上对其实体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实体法上的代理、法律行为效力、无权处分、合同相对性、债的保全、不当得利、侵权责任等制度均能够为受害人提供一定救济,但无法消除虚假诉讼生效裁判之原有效力及其附随效力的不利影响。诉讼法现有的上诉、再审、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分配方案异议及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等非专有程序救济机制对虚假诉讼受害人的保护不够充分和周延,也无法与实体救济机制协调对接。立法论上,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基础建立“案外人撤销之诉”作为专有程序救济机制,可以为虚假诉讼受害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救济。当然,虚假诉讼的治理还有赖于立案程序和审理程序的识别与防范。

论民事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

民事诉讼是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虚假诉讼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危害司法公正并侵害他人权益。对民事虚假诉讼进行检察监督,具有维护司法正义和法律秩序的重要意义。在探讨民事虚假诉讼的概念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总结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为加强民事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改进司法实践、提高司法公信力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警惕虚假诉讼

一般认为,虚假诉讼,也就是打假的官司,是指当事人出于非法动机和目的,恶意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利用法律程序,通过与他人串通、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采取虚假的诉讼主体、事实及证据的方法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的行为。这类行为,严重侵害了真实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妨碍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公正、浪费了司法资源。

“抽丝剥茧”破解虚假诉讼——通过虚假诉讼阻碍案外债权人执行被查封财产案

案情2021年4月初,原告张某东(与被告曾某A系老乡关系)将被告曾某A、杨某慧(曾某A之妻)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起诉至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要求两被告支付原告截至2020年底本金及利息总计约451万元,并对被告曾某A名下房产申请采取保全措施。

捏造事实躲债务 虚假诉讼严惩罚

【案例】姜某为规避债务,通过虚假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伪造购销合同、捏造情节提起民事诉讼、虚构事实申请执行程序等一系列手段,达到将自己财产“合法”转移的目的,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经法院审理,依法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姜某罚金50万元,撤销原民事调解书,驳回姜某的诉讼请求。

打击虚假诉讼 维护司法公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虚假诉讼弄虚作假,是侵入法治肌体的“毒瘤”,使法律和司法沦为违信之人获取非法利益的工具,不仅破坏公平正义,也严重损害社会诚信、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开展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民事检察职责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虚假诉讼的形式日渐多元,不仅有传统的虚假诉讼,还出现虚假公证、虚假劳动仲裁等新类型,不断冲击社会诚信底线。

论单方虚假诉讼的民事程序规制

《民诉法修正案》新增的单方虚假诉讼规范存在与双方通谋型虚假诉讼的同质化问题,应当从司法秩序的单向保护视角转向兼顾对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双向视角,秉持区分化的基本逻辑对要件和效果进行再构筑。单方诉讼欺诈的民事侵权责任实行以捏造基本事实和主观故意为核心的四要件,无需设立非法侵害利益的主观目的要件,以区别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恶意诉讼。强制措施则排除损害对方权益的结果要件,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要件应以法院耗费的司法资源为认定标准。法律效果应根据立案、审前、开庭、执行等阶段,形成裁定驳回、判决驳回、强制措施、再审推翻、反诉侵权的规制体系,民事制裁在证明标准、适用范围、处罚折抵等方面与刑事惩罚有机衔接。

虚假诉讼检察监督职能再定位

虚假诉讼在我国的典型存在,除了归根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以及诉讼诚信原则的失范因素以外,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及调解制度的固有局限性也不无关系。检察监督对虚假诉讼进行规制和遏止具有天然制度优势。虚假诉讼检察监督权是兼有行政性质与司法性质的混合性权力。虚假诉讼打破了传统民事诉讼基本构架平衡,加强和完善对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应该参照权力制衡理念,以事后监督为主,兼顾事前和事中监督,坚持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念,重在与各方协同,避免部门对立,并在司法谦抑与能动检察之间寻求平衡,推动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守正创新。要实现检察监督职能的理念更新和重新定位,检察机关应当在虚假诉讼治理中发挥先锋主导作用,通过立法进一步拓宽虚假诉讼案件来源机制,赋予检察建议刚性约束力,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构建“民事、行政与刑事”制裁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

虚假诉讼中受害普通债权人救济程序之辨——基于法教义学的分析

基于既判力的相对性,法院对虚假诉讼所作的生效裁判对普通债权人没有既判力。虚假诉讼的生效裁判损害的是普通债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享有的撤销权,或者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所享有的确认无效的权利。据此,普通债权人有权对虚假诉讼的生效裁判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但其身份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真正侵犯普通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是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而非法院对虚假诉讼所作的生效裁判,故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区分撤销原生效裁判与撤销债务人与他人民事法律行为(或者确认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二者在法律效果上的本质区别。前者并不当然导致债务人与他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撤销或者无效,普通债权人需要另行提起诉讼撤销债务人与他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确认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虚假诉讼罪研究:以“虚假诉讼行为”为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法治建设的持续改进,人们对于法律的认知日趋深入,诉讼已成为解决纠纷的有效途径。然而,许多非法分子却滥用这一机制,利用虚假的诉讼谋取不正当利益。“虚假诉讼行为”是一种违反规定并且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它涉及到捏造事实和证据,企图谋取非法财物,损害公众的信任,破坏司法秩序,并且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多种虚假诉讼行为,主要以单方欺诈、恶意串通、隐瞒真相这几种形式存在。行为人在进行虚假诉讼行为时通常会以其他不法手段作为辅助,如为了获得相关利益甚至会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威胁,从而触犯其他犯罪。“虚假诉讼行为”在统一的法律体系下,司法实践中认定虚假诉讼行为的标准不统一,对罪数和犯罪状态界限模糊,导致虚假诉讼罪在司法适用中遭到困境,从不同路径出发解决适用中的困境。

虚假诉讼中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程序研究

在以“套路贷”形态出现的虚假诉讼中,基于错误立案而形成的终局判决可对司法公信力造成损害。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源于法律监督职责,集中呈现为纠正型检察建议的处置效果。基于虚假诉讼的调查核实内容上表现为督促法院启动再审撤销不当判决,并可通过移送调查核实所获线索以衔接刑事侦查程序。实践中,虚假诉讼调查核实存在功能运行上的局限性,包括规范效力层级相对较低、适用范围受限及缺失必要的强制措施保障等。未来立法应注重强化虚假诉讼调查核实的法律监督刚性,赋予调查核实获取证据的诉讼证据能力。由此,方可明确经由调查核实收集的线索具备移送刑事立案的证据价值。

虚假诉讼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探析——以全国首例律师“部分篡改型”行为无罪判决为例

虚假诉讼行为妨害司法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司法实践中一般将虚假诉讼罪的客观对象限定为“无中生有型”行为,对于“部分篡改型”行为一般不认定犯罪。通过对虚假诉讼罪的理论概念诠释,结合全国首例律师因“部分篡改型”行为被判无罪案件的探析,应该加大对虚假诉讼行为的惩戒力度,以及对“捏造”的内涵立法予以明确诠释,将“部分篡改型”行为纳入犯罪体系。

虚假诉讼罪的司法证明问题

虚假诉讼罪的司法认定困难与其独特的证明逻辑不无关联。本罪兼具民事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双重属性、立案追诉的启动困难、证明内容纷繁复杂以及认知与心证机制的尚不成熟,综合导致本罪证明困局的形成,有必要完善本罪的司法证明体系,降低证明难度。在证明对象方面,着重把握本罪妨害司法秩序与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两大核心构成要件事实,正确认识构成要件事实与解释性事实的关系以及本罪与他罪的关系。在证明责任方面,公诉方应通过多种方式履行证明责任,法院应加强对虚假诉讼事实的职权调查,自诉方的诉求应被全面审查而非轻易驳回。在证明标准方面,应降低虚假诉讼行为事实的证明标准,使其与虚假诉讼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呈现一定层次性,同时尽可能降低自诉证明要求,增大法院的证明职责。

中立帮助行为主观限制可罚说的实践展开——以虚假诉讼罪为例

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限缩不应局限于客观面。客观限制可罚说者主张的实质化制造风险理论、假定的替代原因论、相当性说或限定帮助说均存在缺陷,无法限缩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范围。基于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主观限制可罚说具有采纳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立帮助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的审查需要立足于帮助犯的故意内容,确认正犯与共犯存在意思联络的同时,强调中立帮助行为人确定地认识到其中立帮助行为对正犯行为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