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佛教版画在五代宋初敦煌的传播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版画主要以佛教题材为主,其中有阿弥陀佛、文殊、观自在和地藏菩萨像,以及太平兴国五年(980)刻印的《大随求陀罗尼》版画,反映了佛教民间信仰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特征,是五代宋初蜀地佛教版画艺术的珍贵实物见证。这不仅开启了版画作为独立创新画种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我国古代版画艺术的雕镌、填色及上图下文等民族样式;而且带来了全新的佛教民间信仰模式、佛教题材和图像特征,为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当代人重新审视唐宋版画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鲜活个案。

宋代蜀地民俗音乐活动考略

宋代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经济繁荣、地大物繁、俗好娱乐,百姓休闲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其中各种歌舞戏剧表演、音乐活动和商业贸易、民俗信仰等紧密联系。本文从游乐盛行背景出发,试图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音乐活动进行分析,进一步总结该时期蜀地民间音乐文化特征。

早期精神文明演进的探索——以上古巴蜀地区为例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史前巴蜀地区的精神文明演进特征逐渐明朗。本研究聚焦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初期,探讨两地精神文明的地域性特征及其复杂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共仪式和巫术祭祀活动日益丰富,崇拜对象从自然神逐渐转向祖先神,而大量装饰品的出土则反映了先民审美意识的提升。通过对巴蜀上古遗址的比较分析,可见当时先民的精神文明发展及其彰显存在相同之处,又有明显差异,反映了两地不同发展水平的精神文明成就。采用人类学理论对巴蜀地区早期精神文明的演进进行分析对比,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川渝地区早期人类意识的理解,而且对于构建这两个地区的精神文明谱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蜀地小儿湿热咳嗽三焦辨治探析

蜀地地形使然,盆地地形、气候湿热、饮食喜辛香麻辣厚味,致蜀地多湿热,小儿体质多湿热,并且小儿生理特性,肺脾不足,使得湿热易侵。然湿热之证,湿热困于上中下三焦,皆令人咳,致蜀地小儿湿热咳嗽多见,析三焦咳嗽之因,辨三焦之治,总以湿热两分之大法,并别三焦之治,不离宣肺,期望为蜀地小儿湿热咳嗽治疗提供具有地域特色的证治思路。

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重现蜀地名窑盛景

位于四川成都邛崃的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青山环绕,清流瀑瀑,风景如画。园内绿草茵茵,垂柳依依,桃花热烈绽放,为往来的游人更添一份喜悦。邛窑是古代西南地区的青瓷窑场,始烧于南朝、盛于晚唐五代、衰于宋末,延续800余年,以其堆积厚、产品丰富、连续烧造时间长而著称。

蜀地文化在公园城市导视系统中的设计研究

以公园城市为大背景,探究蜀地文化在锦城绿道沿线导视系统的设计方法。通过实地调研,明确设计对象,结合公园城市倡导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的构建理念,融合蜀地文化的历史内涵,对锦城绿道沿线导视系统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公园城市理念下导视系统设计方法与策略。通过实际设计展示,证明解决方法的可行性,完善锦城绿道沿线导视系统,形成自然-空间-文化一脉相承的层次关系,从而推动相关产业发展,打造成都城市形象,实现城绿共荣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西汉蜀地纺织业管窥

元鼎元年(前116),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记录张骞出使西域所见“蜀布”。建昭五年(前34),扬雄撰《蜀都赋》,赞美蜀地织品珍奇。两千年后,绵阳永兴西汉墓出土的染色绢、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等,从实物角度证实了古文献记载的蜀地织品精美绝伦并非言过其实,佐证了蜀地在中国纺织生产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本文拟通过文献史料梳理、遗存考古发现,从考察蜀地种植桑麻、纺织品、纺织工具、织造规模等出发,探寻西汉蜀地纺织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以此来加深人们对该地区纺织业发展史的认识,丰富区域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内容。

近代蜀地茶馆文化浅谈

提到巴蜀,人们会不由得和飘香的盖碗茶、长嘴铜壶、喧闹的茶馆联系起来,在脑海里勾勒出一幅悠闲惬意的慢生活画面。作为蜀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茶馆文化已经成为蜀地的文化名片。以茶馆元素为切入点,简要探讨近代蜀地茶馆文化,以期与同行交流。

古代蜀地蚕桑经济及蚕神话考辨

蜀地流传着丰富的蚕神神话与民俗,借助他们可以考辨:蜀地的文明历史正是由丝绸起步的;蜀地马头娘神话的机杼与影响;蜀地之锦与嫁金蚕。更可以借此考辨印度佛教的"马明王"是我国蚕神误说的来由。

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

皇祐四年末到至和二年初,"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传闻在四川地区流行,最初朝廷担心有新的内乱发生,于是精择大臣,预为之防,仁宗委派程戡主政成都,并颁布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但朝廷和民间都弥漫着恐慌的气氛。甲午年下半年,侬智高欲寇蜀的传闻与甲午岁凶之说结合,引起成都官民的集体性大恐慌,地方当局最初处置失当,形势一度恶化,但最后在张方平"以静镇之"的一系列措施下得以平息。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力量参与其中,呈现出地方政治运作的多种样态。

两宋时期的蜀地形象及其嬗变

北宋初期,蜀地动乱频仍,以致给人"易动难安"的印象。进入北宋中期,蜀地政局长期稳定,时人对蜀地的观感有所改善。北宋末年,赵谂之乱事发后,蜀地再次遭到宋廷的猜忌和防范。时至南宋,随着蜀地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蜀士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稳步提升,"蜀人好乱"之说逐渐沉寂,蜀地形象彻底改观。蜀地形象的嬗变过程,堪称中国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发育过程的缩影。

蜀地入秦初期的管理体制再探讨

依据《华阳国志》的记载,一般认为秦灭蜀国之后张若即担任了蜀守,蜀地的管理体制是守、相并置。但《华阳国志》的记载并不可靠,据此推导出的张若担任蜀守长达40年说也因任期过长而难以成立。无论从地方管理体制长期演变的过程,还是体制本身的运行要求来看,蜀地守、相同置的体制也没有存在的可能。实际上,蜀地管理体制经历了军事管制、国相负责的分封制、郡县制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张若本人在灭蜀之初的身份很可能是成都令,停止分封蜀侯以后,他因曾在蜀地有突出政绩而被任命为蜀守。

简牍和考古所见汉代河西走廊与蜀地之间的交往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蜀地是秦汉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河西走廊则是防御匈奴的前沿,又是通向西域的"孔道"。作者通过河西走廊和蜀地发现的文物以及敦煌、居延出土的汉代简牍,对汉时两地的交往作了梳理和探讨。

流言与北宋蜀地治理

北宋蜀地变乱频发、动荡迭起,统治者将其归因于蜀人易动难安、喜乱易摇,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建构的拟态环境,成为其在蜀地实施特殊化政策和信息管控的基础和依据。针对蜀地各种政治、军事和灾异流言,从中央到地方,每一层级或各司其责、瓦解流言,或联动出击、平息事态,通过召问遣使、以静制变,在信息管控和稳定地方社会秩序方面收到了实际成效。

宋代蜀地琴人琴事述考

两宋时期,蜀地文化昌盛,琴风炽盛。考查两宋蜀地的琴人琴事,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入蜀为官的非蜀籍文人,但在蜀地留下了琴诗、琴文与琴事,这其中又以北宋浙籍文人赵抃为著。另一类是两宋时期的蜀籍文人。他们生于蜀,长于蜀,但其后一生大多数时间,或在蜀,或云游各地。如苏轼父子、文同、陈慥、魏了翁等。其三是宋代蜀地的琴僧,如宋初九僧中的释惟凤、宋代著名僧人重显、宝昙、居简等,皆善琴。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对蜀地文人和僧人的琴事作了梳理。

论移民与蜀地民间偶像崇拜的历史变迁

蜀地自古移民频繁,其民间信仰既有一以贯之的蜀地本土传统,又有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移民所带来的移民文化痕迹。因而,蜀地民间偶像崇拜经历了大的历史变迁,其民间祭祀对象纷繁驳杂。这些民间偶像崇拜是构成蜀地风俗民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周敦颐与北宋蜀地学者的交往——附周敦颐佚诗三首

周敦颐在北宋中期入蜀为合州判官,与一批蜀地学者交游往来。这些学者包括其同事和属僚、当地和附近的部分士子,及其姻亲共三类。周氏与他们之间的交流和讲论,丰富了当时蜀学的内涵,也成为后来四川乃至全国理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文末附周敦颐佚诗三首,或有助于相关的研究。

张陵蜀地创道初探

本文对张陵赴蜀地创道的原因、经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阐明了五斗米道初创时期的三个重大问题：一、通过对张陵身世的考察和徐、蜀两地人情风土对比研究，揭示张陵籍为江苏丰县而赴蜀地创造的内在原因；二、充分运用道典中的史料论述了张陵在蜀地的活动和创近的经过；三、对张陵创道的贡献及张衡与五斗米道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

汉兴一百年蜀地民众国家认同的发展和深化

从刘邦王巴蜀汉中,蜀地进入汉家统治开始,到武帝中后期一百年左右,蜀地民众在国家认同上不仅经历了从秦到汉的变化,也经历了对汉大一统国家从外在认同到精神认同的转化。这个过程中,蜀地作为秦统治百余年而秦末战火未及的地方,能很快和平地转入对汉国家的认同,有现实的秦汉政策差异的因素,也有基于蜀地民族构成的历史情结的因素。在对汉代大一统国家精神认同深化的过程中,汉武帝第一次开发西南夷时蜀人司马相如的两次出使蜀地及其发布的文告,治权的威慑,也对促成蜀地民众国家认同的关键性转化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从此,蜀地民众个人生活与国家理想渐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