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对“两高”企业债务融资规模影响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大力推行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并取得显著成效。在绿色发展进程中,绿色信贷这一金融利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2年A股“两高”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企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纳入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影响机制;同时加入产权和区域的交乘项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且对非国有企业与中西部地区企业债务融资水平的牵制更强。

政府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作用和意义

2018年之后,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和国债相继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这一举措符合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定义和设计初衷。修订后的社会融资规模不仅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货币政策传导,而且能够多维度体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更加完善地刻画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指标统计口径修订在国际上是常规操作,旨在提高宏观调控的精准度。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之下,纳入政府债券的社会融资规模已成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先导指标。

管理会计思维角度下供应链企业融资规模提升对策研究

文章以广西某供应链集团为案例,研究供应链企业如何从“管理会计思维”角度解决融资规模受限的问题,转变仅以贸易为核心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思维方式,分析了影响供应链企业融资规模受限的关键因素,提出了“多兵种协同作战,标本兼治”的措施。案例企业经过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其中,“治本”即结合案例企业转型发展目标要求,以“投产融结合”为手段,逐步实现由传统贸易商向集成服务商转型;“治标”是以时间换取空间,在转型发展尚未全部实现时,根据不同业务板块的特点具体选择不同的融资模式。此外,文章对两大途径下案例企业如何具体展开“标本兼治”进行了详细分析。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对于不同的企业性质而言,这种影响存在差异。基于2015—2019年城投债和地方政府债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融资受到来自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挤出影响较大,国有企业所受到的影响较小;企业杠杆率具有门槛效应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杠杆率位于不同区间时,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规范融资行为,企业也要控制自身的杠杆率,共同防范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广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广东省2013年第四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发展数据,对社会融资规模、工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经济发展这些指标进行协整分析、VAR模型构建、脉冲响应分析以及因果检验,得出了广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并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效应。

绿色信贷、融资规模与重污染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和环境手段,其对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使用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抑制重污染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影响机制来看,绿色信贷政策会抑制重污染制造业融资规模,从而导致重污染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下降。本研究有助于为制造业企业如何更好地实现绿色金融与数字化转型有效结合提供一定决策依据。

碳信息披露对再融资规模的影响研究——基于化工行业的面板数据

本文以化工行业为样本研究企业碳信息披露对再融资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化工行业中,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规模不相关,但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务融资规模正相关,碳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债务融资规模越大;并且相对于股权融资规模而言,碳信息披露水平对债务融资规模的影响更大。

基于VAR模型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存量的对比研究

以社会融资规模为研究对象,建立了VAR模型,通过其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比较了在不同经济情况下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和存量与我国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并对它们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对比研究。

社会融资规模计量与合理性研究

社会融资规模的测量不仅仅是社会融资数量的统计需要,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保持合理的融资规模,有利于社会资金供需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本文运用经济学中的供需平衡、潜在产出和货币需求函数等理论,辨析社会融资规模合理性的标准及测量方法,提出建立"合理社会融资规模需求函数模型"和"基准资金价格指数调控社会融资规模"的构想,以期对宏观调控有所裨益。

社会融资规模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吗:与M2、信贷规模的比较

本文以VAR模型比较了M2、信贷规模、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果,发现社会融资规模的可控性最高,而M2的相关性最高,社会融资规模并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利率未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M2仍应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社会融资规模可作为重要的宏观监测指标。

社会融资规模是恰当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吗?——基于SVAR模型的数据分析与传导效果检验

在常规使用的货币供应量与利率的基础上,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变量体系,在理论界与实务界是一个有争议的研究课题。研究基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的技术方法,实证检验并评估比较了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与市场利率等中介目标变量对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脉冲响应以及对物价水平与经济产出的影响。结论显示,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市场利率与经济变量的相关性都比较好;但是社会融资规模对操作工具的脉冲响应更加稳定,冲击效果更大;市场利率对最终目标的影响更加显著。而且在经济异质型地区,各中介目标变量体现出了差异化的传导效果。为了达到精确调控的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应相互协调并与其他宏观政策配合使用。

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状况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2～2013年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并运用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了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都会长期正向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对实体经济增长都有影响，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共同变化是实体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变化分别是实体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利率市场化及社会有效融资的建议。

房地产行业融资工具选择与融资规模研究——异质信念视角

近来我国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房地产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频繁进行股权和债权融资。在几乎卖空限制的条件下,本文从异质信念的视角出发,探讨其对我国上市房地产公司融资工具选择和融资规模的影响。具体地,以2006年1月至2011年12月沪深A股再融资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以超额收益波动率和超额换手率作为异质信念的替代变量,采用单变量分析、Probit多元回归和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房地产上市公司越倾向于股权融资;无论是用股权融资还是用债权融资,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融资规模均和异质信念无显著关系。

企业融资规模、银行所有制歧视与产能利用率

本文在对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将企业融资规模和银行所有制歧视引入产能过剩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了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产能利用率与企业融资规模密切相关,银行所有制歧视通过企业融资规模对产能利用率产生间接影响。剔除技术效率影响后,行业整体融资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并存在明显的混合效应。从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融资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民营企业融资规模发挥着相对积极作用。2008年后企业融资规模的扩大更易引起产能过剩的发生。银行所有制歧视对产能利用率的冲击效应更加强烈。

利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分析

社会融资规模于2011年成为中国新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其可控性一直没有得到有力证实。利率作为央行宏观调控手段,在宏观金融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研究中发现,理论上三个层次利率能够对融资规模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实际中,三层次利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控制能力有限。结合中国政策实际提出有关提高融资规模可控性的建议。

控制权及投资者保护对掏空风险的影响——基于融资规模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规模数据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掏空风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探讨了投资者保护对掏空风险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与国家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私人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掏空风险更高,因而融资规模显著高于前者;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越小,从而导致上市公司融资规模越低;其他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可能性越小,因而上市公司融资规模越低;投资者保护水平越高,越能起到抑制掏空风险的作用。

社会融资规模适合作为调控房价的政策工具吗

通过有向无环图(DAG)技术和基于DAG的预测方差分解技术,本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融资规模、实际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这三种政策工具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有效性问题。实证显示,中国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主要源于近年来一直超预期上涨的惯性作用;社会融资规模和实际利率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比较明显,而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则十分有限。本文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可以作为住房价格调控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为政府调控住房价格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政策工具。

社会融资规模可控性的研究——基于“本源论”的视角

针对社会融资规模可控性存在争议这一问题,以基础货币这一本源作为研究起点,然后运用经典货币经济学理论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形成和变化机理进行分析和推理,得出了从基础货币和融资杠率的角度可以实现对社会融资规模相对控制的逻辑结论。实证检验结果也强烈支持基础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变动趋势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实现了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的高度协调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控制,也才能逐步将社会融资规模或新的宽口径宏观金融指标上升到金融宏观调控中介目标的地位。

我国货币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实时对比——兼论社会融资规模的适用性

本文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比较分析货币供给量、社会融资规模和名义利率这三种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稳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就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层面而言,名义利率是较为有效的政策工具,而社会融资规模在2011年以前无法对通货膨胀进行有效调整,但是在现阶段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已明显上升,说明社会融资规模的有效性正在逐步提高。就金融稳定层面而言,社会融资规模对金融稳定的调控效果要明显优于政策利率,并已逐渐成为政府和央行平抑金融波动的主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由于名义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对不同经济行为的调控效果各有差异,并不存在占优选择,因此中央银行在现阶段的政策调整过程中仍要高度重视统筹兼顾,采取混合型政策操作来平抑不同类型的经济冲击和经济波动。

基于DSGE模型的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研究

本文从宏观经济理论出发,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探讨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关系。建模中,金融市场包括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引入摩擦系数反映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模拟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调整对间接融资市场与直接融资市场均产生显著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将更能反映货币政策调整对资金供给的影响,其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要大于银行信贷变动的影响;若信贷额度控制,窗口指导等政策导致贷款难度变大,银行信贷将会向直接融资转移,从而从社会融资规模角度考察资金供给将更全面。因此,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是可行的,比银行信贷指标能够更全面地反映货币政策传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