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事务的不断演变,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愈发凸显。本文探讨国家是否有权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问题,认为国际法并未明确排除面对武力攻击时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可能,同时指出尽管“不愿或不能”测试在维护受害国国家安全和非国家行为体所在领土国主权之间保持了微妙平衡,但这个学说缺乏学理支撑且国际上未形成法律确信,自卫权行使仍需遵循“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因此,在面临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武力攻击时,国家有权采取包括自卫权在内的必要行动来维护国家安全,但各国必须深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作,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保自卫权的行使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

中非次国家行为体参与环境与气候治理合作:现状、挑战及对策

随着《巴黎协定》的生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策略由自上而下的强制减排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自主贡献模式,次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领域逐渐崭露头角。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日益深入次国家层面,尤其在绿色经济、清洁能源和农业等领域,地方政府、企业和社区组织之间的互惠合作不断加强。尽管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是中非次国家行为体环境与气候治理合作仍面临资金和技术支持不足、政策执行障碍、文化认同差异、治理能力缺乏和国际竞争压力等深层次挑战。为了进一步推动中非次国家行为体在气候治理中有效合作,本文从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借鉴日本的地方合作经验,促进民间力量的参与;创新并完善中非次国家层级的气候合作交流机制;优化现有的合作模式,强化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的协同效应;聚焦气候监测、农业和蓝碳等关键议题,推动政策的精准对接与执行。

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北极环境治理探析

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最为敏感脆弱的地区之一,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能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渐发展成为北极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美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智库及相关企业通过影响政府议程设置与决策进程、密切配合打“组合拳”、开展舆论宣传以争取公众支持以及拓展国际伙伴关系网络等方式积极参与北极环境治理,为推进北极环境保护和美国政府参与北极治理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也应积极利用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几种不同行为体观

文章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以下四种不同的行为体观进行了分析:现实主义的行为体观,即“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从属于国家行为体”;新自由主义的行为体观,即“国家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行为体,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也发挥作用”;建构主义的行为体观,即“国家是主要行为体,但由文化建构”;“否定主权国家行为体,推崇非国家行为体”的极端的行为体观。笔者认为,对行为体观的多种理论范式的分析比较,有助于全面地认识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

体育公共外交使节:公共外交中的有效行为体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追溯了我国体育公共外交使节的缘起,探讨了体育公共外交使节的理论基础、内涵、特征。文章从中国体育迈入公共外交时代;众多高素质、国际化体育明星的出现;体育公共外交使节在国际敏感问题上传递积极信号;体育公共外交使节成为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有效载体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推出体育公共外交使节的社会条件和现实诉求。基于此,在公共外交时代,中国要紧跟世界公共外交的新潮流,在国家资源的直接支持下,发现、吸收优秀的体育精英代表,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体育公共外交使节"。

不同行为体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国际合作路径及对我国的启示

梳理了在全球卫生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融合的背景下,全球化进程中不同行为体以制定国家全球卫生战略、发展国际组织外交等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路径;归纳不同行为体全球卫生治理路径的内在特点。提出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多边与双边机制应尊重基本相同的价值理念,明确自身定位,确定与本国发展需要关系密切的优先领域;以非传统捐助国形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善于利用多边与双边机制,重视加强自身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能力。

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国家保护义务要求国家对私人间的侵权承担责任,非国家行为体是履行社会权保护的责任主体,保护义务亦要求国家采取相应措施规范其责任。这既是社会基本权保护须制定社会立法的原因,也是"社会"参与社会权保护的根据,还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制定法上的体现。惟社会基本权区别于自由权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国家保护义务权利救济品格的不确定性,及我国尚付阙如的司法审查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在我国主要依赖社会法的制定与行政机关颁行的措施。

中国软实力对印度民众的吸引力研究：对行为体侧面分析法的检视

行为体侧面分析法对国际关系研究盛行的层次分析法提出了挑战。依照组织体与文明体两个侧面,国家间关系被分为四种类型,而中国与印度属于不同组织体、不同文明体的国家间关系。以软实力的三个构成要素进行检视,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总能获得印度民众的青睐,中国的价值观吸引印度民众的眼光也有难度,唯有文化能发挥较大作用。假定行为体具有共同反应导致体系理论受到局限,国际关系研究不能忽视组织体与文明体问题。

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

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加强了国际体系结构及制度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如何内化国际规则和制度、传播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必须积极回应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从文化层面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集聚优势视角下跨国行为体发展战略研究——以日本跨国公司为例

国际行为体的发展战略是国际战略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集聚优势理论从优势的集中和聚合角度提出了国际行为体发展的主要模式。跨国公司作为特殊的国际行为体,兼具经济和政治形态与性质,其发展战略颇值得研究。日本跨国公司自形成以来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要角色,其发展战略呈现出鲜明的后发性和赶超性特征,而其正是以集聚优势的方式实现了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赶超和竞争。

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权力的变化:以环境气候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为分析中心

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领域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首先从相关非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和发展入手,分析当代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权力变化的现象。其次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指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权力的有效性体现在意识宣传、信息提供、行动监督这三个方面。最后探析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权力获取的主要途径,总结出议程设置权力的引导和规则规范权力的引导这两种不同的权力获取渠道。笔者认为,在全球治理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权力和合法性都在不断上升,虽然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行为体还是国家,但是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正深刻地影响着这一进程,这是不容忽视的。

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多维影响力分析

巴黎模式开启了“自下而上”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时代,最大程度上团结了国家之外的多利益攸关方力量。其中非国家行为体在气候政治中的治理性权威日益增强,体现为认知性影响力、手段性影响力、社会性影响力、资源性影响力和象征性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去气候化”政策刺激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追求一种地方性气候领导力,并且谋求这种地方性气候行动在全球气候治理层面的可见性,这表现为通过多元网络性伙伴关系来建构其结构性影响力;通过议题引领和主场峰会外交来提升其手段性影响力;通过权威性和系统性研究强化其认知性影响力;通过把握政治机会和塑造集体认同来增显其象征性影响力。非国家行为体的快速崛起对于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格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能否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将影响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性作用的发挥。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网络化发展:模式、动因及影响

虽然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机制仍由主权国家来主导,但非国家行为体在历次气候变化重大会议和事件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他们逐渐呈现出组织内、组织间和跨组织三种网络化发展模式。特别是由"自上而下"的京都模式向以"自下而上"为主的巴黎模式的转变中,基于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包容性跨国伙伴关系网络的发展势头尤为强劲。全球化过程中的权力格局变迁、"双重治理失灵"背景下全球治理日益复杂化的需求、主体间认知提升和功能性互补战略选择以及巴黎模式下的政治机会结构均为这种网络化趋势提供了重要推动力。在后巴黎时代气候治理中,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化发展对传统的欧美和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的策略选择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它们日益成为应对特朗普去气候化政策的中坚力量之一,欧盟也通过引领协调型政策来强化同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以保持自身的话语权,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更是亟待提升其治理能力,特别是加快新型伙伴关系网络建设。

次国家行为体与全球治理:城市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

城市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使其成为了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城市的自身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议程为城市参与其中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议程目标之一即是城市与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土化治理中,城市针对经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政策需要不断实现创新,以达到相关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渠道,是支撑和扩散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理念与最佳实践的重要平台。作为全球性的纲领文件,这一议程需要在城市外交与城市治理中不断内化。可以说,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联合国所试图构建的多元多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论社会权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之义务

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各国宪法、法律,国家是实现社会权的中心义务主体,而非国家行为体(包括个人、家庭、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跨国公司等)也负有部分义务,主要包括尊重义务、直接实现义务及间接实现义务。从发展趋势上看,非国家行为体在社会权领域将承担越来越多的义务。

全球化对公民社会权保障趋势的影响——国家中心责任向非国家行为体过渡的社会权保障

社会权不同于宪法中的传统自由权体系 ,其保障主要依赖国家中心责任。全球化在对社会公正形成更大程度损伤的同时 ,也限制了国家采取行动的范围 ,并在客观上增强了全球非国家行为体在促进公民社会权实现上的能力与影响。鉴于国家中心责任的局限性与副作用 ,在不放弃国家责任的前提下 ,出现了社会权保障向非国家行为体的过渡趋势 ,即国家之下与国家之上 (包括国家之间 )。该趋势既可帮助补救与减轻国家中心责任体系下的负面机能 ,还可以促成该权利的完全实在化。

欧盟的国际行为体权力结构分析

一个国际行为体可以运用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国际制度和价值规范四种资源,通过强制、威胁、奖赏、设置议程、说服和吸引等六种方式来对其他行为体施加影响和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它具有了多种权力,从而形成一定权力结构。随着欧盟国际行为能力的增强,欧盟具有了经济权力、军事权力、规范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等四类国际行为体权力,形成了四维度不均衡的权力结构。在考察欧盟国际行为体权力结构时,制度性权力这一维度不可忽视。

简论“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的形成及其国际承认——以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科索沃和北塞浦路斯为例

欧亚地区存在这样一种实体,它们拥有国家的基本特征,但是没有得到国际承认而无法成为国际法上的国家,作者将其定义为"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它们在法律上都归属于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因外部力量的支持得以存在,而原属国失去了对它们的实际管辖权。本文以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科索沃与北塞浦路斯为例,分析了"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和得到承认的程度差异,指出它们是民族矛盾以及外部势力介入的共同产物,其出现不仅为国际局势增添了不稳定因素,导致自身国际境遇的孤立化和边缘化,更是欧洲一体化的逆过程。由于承认的缺失,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下去,但从其内部现状及国际影响来看,这不是一个应该鼓励的现象。

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及其限度

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是国际社会中彼此相对的两类行为体。尽管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日益增强的作用,但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有限度的。从历史上看,非国家行为体的扩展和收缩是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和衰落相伴随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只有在一个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对国际互动的规则和国家单元的合法性有基本共识的国际体系中才会兴旺发展。由于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难以撼动,也由于国际社会和全球化的发展都是不可逆的进程,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深深地受到全球化、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的影响和制约。

世界格局、安全威胁与国际行为体

2008北京奥运的完美落幕进一步突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标志着中国的国力、国势、国运进入新的上升轨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再度成为国际热点话题。中国的发展、崛起将引起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变化中的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发展本身就构成国际变局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及"中国责任论"等此起彼伏的情况下,中国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新任务、需要确立怎样的国家大战略、做出何种新的战略选择?要不要居安思危,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对这些问题,不仅精英层在严肃思考,普通民众也极为关切。鉴此,《现代国际关系》杂志社2008年8月31日以"‘奥运后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题举办研讨会,邀请京津两地20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现将会议主要观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