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机制:“一提两抑”

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公共决策。“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指当地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是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基石。本研究借助“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视角,通过两个调查实验(N=354+354),一个现场调查(N=520),全面考察公共决策透明(过程透明和内容透明)与社会许可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明确这一关系的作用边界。结果发现:1)决策过程透明与内容透明正向影响社会许可;2)政府信任调节决策内容透明与社会许可的关系;3)结果依赖调节两类透明与社会许可的关系。基于这些结果,作者总结出正性的“决策透明效应”以及“谨慎的不介意”和“有选择的忽视”之双缓冲作用,即“一提两抑”,以更好地理解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机制。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输入-输出”机制:冰山模型

文章从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出发,探索群体性事件的“输入-输出”机制,据此提出“冰山模型”。冰山模型的理论意义体现在实现群体性事件两大主体的有机互动,打通过去割裂分化的群体性事件研究路径,串联群体性事件从酝酿到爆发的全过程;实践价值凸显为对输入环节的探讨将服务于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对输出环节的探讨将服务于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合起来必将有利于基层风险治理体系的构建。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概念、测量及影响因素

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是公众基于主观感知对政府所持的心理认可状态。它作为"公民-政府"反馈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为公共管理学区别于传统公共管理学的独特部分。论文基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中公共服务体验的影响因素框架,在简要回顾政府满意度的定义和测量的基础上,从政府、公民、政府-公民互动三个层面,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介绍。未来研究应该正确选择测量方法,引入内隐的测量范式,并重点关注政府可着力改善的影响因素,将心理学中态度改变的方法应用于提升政府满意度的公共管理实践。

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溯源、实践议题与本土展望

随着行为经济学在公共政策、公共管理领域的广泛运用,构建一门行为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声音日渐强烈。行为公共管理学不能泛化为公共管理的心理途径,它在假设、理论、方法和准则有着独特的科学属性,主要是使用与理性假设不同的心理假设去开展研究,去解释和预测真实世界中的行为,并尝试提供新的政策方案。欧美的经验表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实践转化具有独特的历史资源和文化支撑,是对传统家长主义的现代化改造。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认知结构和日常生活,构成了异常丰富的本土资源,为建立本土化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提供了有利条件。要基于科学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建构,发展中国场景下的行为公共管理学,为开创"中国之治"提供新的智慧和力量。

行为公共管理学实验:基于SSCI期刊(1978—2016)相关文献的分析

实验研究是行为公共管理学的一大特色;对当前开展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进行梳理将有助于加强对行为公共管理学学科的认识与理解,促进本学科研究的开展。论文基于张书维和李纾的"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对截至2016年底公共管理SSCI期刊中开展的实验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国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开展的规律和特点(包括研究领域、研究话题、研究思路、研究发现)进行了分析与归纳,并对未来实验研究的开展提出若干可供参考的方向和角度。

政民互动对政务服务政策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连续10年召开会议,对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行决策部署,强调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其内容蕴含了丰富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思想。由于政府服务供给的行为过程与公民需求体验之间具有双向选择、动态反馈的动力机制,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公民体验不佳、政策创新受阻的问题。本文主要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视角,分析政务服务“政民互动”特定情境中由于认知偏差、压力辐射、政策评价等行为因素导致的政务服务创新效果低于预期问题,最后构建强化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创新流程再造高效的服务形态、加强监督和考评的合法化机制三个方面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政策创新的路径。

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街头官僚问责制:理论述评与模型构建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街头官僚广泛介入公共事务故需要问责制,但因街头环境的特殊性而长期存在问责困境。数字时代信息通信技术(ICT)被寄予厚望,但未聚焦街头官僚问责制,反而引发ICT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限权—赋权”争论。本文首先回顾李普斯基对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定义,其群际关系与行为模式取向要求区分问责主体、关注街头官僚的感知和行为,归纳街头官僚可问责性的事实可能性与价值适当性。其次在述评宏观技术与制度视角、中观组织与ICT类型,以及微观“政府端—公民端”感知问责与应对/问责行为三个层面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分析模型。最后进行未来研究展望,以期夯实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的微观基础。

行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题、方法与反思——基于2016—2021年SSCI/CSSCI来源期刊及JBPA相关文献的分析

行为公共管理学历经五年的快速发展,逐渐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本文在政民互动双轮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出“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学科探讨”三齿轮模型,对2016年至2021年SSCI/CSSCI来源期刊中含“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论文和在Journal of 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专业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了研究主题的系统梳理,同时分析和归纳了这些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方法(研究设计)。总体发现是:行为公共管理相关研究呈现出“主题多样化、方法定量化”的特点。其中,政府行为聚焦公共组织行为中的个体行为层面和政策对象行为中的政策与倡议层面,而公民体验的研究则聚焦公民态度层面;研究设计以定量研究特别是调查实验和问卷调查为主。最后本文反思了既有文献的不足,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行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实验方法:类型与应用

行为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正在孕育和形成中的分支学科,其旨在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个体和群体的态度与行为层面来研究公共管理领域的问题,是对传统公共管理学的补充和完善。其最具特色的重要研究方法为实验法,该方法区别于其他方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可进行因果推论。国内外公共管理学者已经在实验法上积累了初步经验,但是如何有效地选择和运用实验方法开展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仍有待系统梳理。论文介绍了实验法的基本原理,详细阐述了实验室实验、现场实验、问卷实验、自然实验和准实验等不同的实验类型,并且结合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前沿实证研究介绍了如何具体运用实验方法解决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为公共管理实验的优缺点,并且对如何选择具体的实验方法及其适用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不同的实验方法各有优劣,多样化的实验方法为开展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

对党忠诚与建言行为:公职人员的“忠谏”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键。”忠诚是干部队伍建设质量的根本前提。根据“信仰—态度—行为”的内在逻辑,这里的忠诚可诠释为对党忠诚、组织忠诚和建言行为。论文聚焦三者之间的关系,借助“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视角,通过问卷调查法(N=409),探讨公职人员群体“忠”与“谏”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发现:(1)对党忠诚正向作用于建言行为(组织建言和政策建言);(2)组织忠诚部分中介对党忠诚与建言行为的正向关系;(3)公共服务动机正向调节对党忠诚与政策建言、组织忠诚与政策建言的正向关系,其中,前者的调节是以组织忠诚为部分中介;(4)中庸价值取向正向调节对党忠诚与组织建言、政策建言的关系,这一调节亦通过组织忠诚的中介实现。基于这些结果,论文提出“忠而后谏”机制以及“公心促忠谏”与“中庸助忠谏”效应,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场景下的公共组织建言行为规律。

政民互动下的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公民行政负担感知的个体差异及影响

基于"政府-公民"互动情境,文章探讨公民行政负担感知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内在的影响机制。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公民行政负担感知显著降低了公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这一影响部分通过政府形象的中介效应产生;第二,行政负担感知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受到个体特征的调节。总体而言,本文为理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行政负担感知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进而提升政府行政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思考。

基于文献计量的中国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现状与创新

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中国场景下的解释力受到挑战,迫切需要进行研究上的创新。借助文献计量方法对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在横向上涵盖测量方法研究、前因研究、后果研究、本土化融合研究及应用研究这几个主要议题;从纵向上经历了初步引入、验证研究、本土化探索这几个研究演进阶段;而组织公民行为、服务型领导、乡村治理等相关研究将会成为未来潜在研究热点。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创新方向:研究方法上融入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和技术工具、理论创新上构建基于公共服务动机的制度理论、研究视角上引入跨文化比较研究视角以加速本土化融合研究进程。

公共决策过程中常见认知偏差及其矫正措施:一种行为科学的视角

本文通过回顾近年来行为科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梳理公共决策中常见的认知偏差,包括信息处理中的框架效应认知偏差、启发式认知偏差、证实性认知偏差,决策方案选择中的损失厌恶、安于现状、沉没成本认知偏差,决策审议中的群体思维认知偏差以及决策执行中的过度自信和控制幻觉认知偏差等,并结合我国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语境,在分析以上认知偏差会产生的决策后果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矫正措施,以期提高公共管理和决策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