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渡金沙江中路红军行军路线考察报告

巧渡金沙江是中央红军长征史上的重大事件。目前一些史著的所记时间、地点存在差异,影响着对本事件的记述和深入研究。中路红军(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的行军里程和经过地点是一个关键要素。本课题组前后历时两年,对“渡江令”发布后到皎平渡口的红军行踪、里程进行实地考察和测量,得出了较为完整的数据和初步研究成果。

郑成功“南京之役”行军路线考

“南京之役”是郑成功指挥的一场重要的抗清战役,郑军一度围困南京,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但最终战败。其战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学界广为讨论。本文仅对郑成功“南京之役”的行军路线进行考证分析,探讨其行军过程中的三个问题,寻找战役失败的其他因素。

汉将霍去病出北地行军路线考──《汉书》“涉钧耆济居延”新解

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北地、转战河西之役，是汉匈战史中的重要事件。关于此役的行军路线，前人误以为汉军是从北地郡治马岭出发，绕道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南下而至张掖的。实际上，霍去病出军路线是由今宁县北上到高平，即秦时所开朝那、萧关道，由此经今宁夏海原至甘肃靖远县，由索桥渡济黄河，至媪围（今景泰县），西抵武威。居延新简提供的材料可以完美地解释《汉书》“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之谜：居延为水名，即今武威市东南接纳黄羊河后的石羊河主河道；钧耆也为水名，即今山丹河下游。随着汉朝向西北的开拓，出现了地名迁移现象，居延地名由河西东部搬迁到走廊北端即其中的一例，这是造成后来对史料理解混乱的原因之一。

刘邦西征、项羽救赵行军路线辨析——兼释《史记·高祖本纪》记事之疑

秦末时期刘邦曾先后两次受命西征,项羽则受命北上救赵。关于刘邦西征和项羽北上救赵的行军路线,《史记》《汉书》记载简单分散,且颇有歧异。以往学术界或对此问题关注不够,或仅作了较为宏观而粗略的勾勒。通过仔细排比、辨析史料,对刘、项二人的行军路线作出更为细致的复原与分析,认为刘邦曾先后两次受命西征,项羽北上救赵在抵达安阳之前,其行军路线与刘邦两次西征的行军路线并不相同。

贞观二十二年昆丘道行军路线新考——兼论天山腹地的战略意义

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征龟兹,五路大军实际兵分两路,一路自西州天山县经阿拉沟西入天山腹地,打败西突厥处月部之援军,再南下龟兹;另一路沿丝绸之路中道,经焉耆、铁门关西至龟兹。昆丘道行军集中体现唐朝对天山腹地的努力经营。天山腹地尤路都斯盆地实则为一个地理枢纽,占领此地便可对天山周缘地区实施有效控制;反之,若该地为游牧部落控制,则北庭、安西,甚至东部三州都将陷入紧张的局面。

《史记》文献内证的虚实变化——以项梁的行军路线为讨论中心

《史记》《汉书》“西破秦军濮阳东”施事者,历来相关歧说可以归为三类:一是只有项羽、刘邦,没有项梁;二是只有项梁,没有其他二人;三是项梁、项羽、刘邦三人同至。史文已确切记载参与者实有项羽、刘邦,因此问题思考的关键在于判断“项梁是否亲至濮阳东”。《史记》虽有“齐军归,楚独追北”“项梁……遂追秦军”“项梁因追之”“项梁既追章邯”等文,但这些内证皆难以说明“西破秦军濮阳东”者兼有项梁,此三处“项梁”的文献意义仅是以施令者身份作为楚军的整体指称。明乎“西破秦军濮阳东”施事者无项梁,则可推断东阿战役之后,项梁的行军路线仅是从东阿来到定陶,他并没有与项羽、刘邦一道,为追秦军而同至濮阳东。

历代攻蜀行军路线考略

四川盆地四周高山环列,路途崎岖,自古有天险之称.三国时的诸葛亮就有“益州险塞”之说.唐代大诗人李白更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故此,人们历来把进出四川视为畏途.平时出入蜀地尚且如此,行军征战进入四川盆地更应是难上加难了?!事实上也不尽然.二千多年来,从境外攻入蜀地的行军征战行动不下二十多次,其中十几次都取得了成功.可见天险是不足畏的,人谋可以涉天险.据笔者初步研究:历代从境外攻入四川.获得占有全川的重大军事行动共有以下十几次:

论反秦项梁军之组成及其行军路线

秦末起义是秦王朝灭亡的直接推动力,项梁率领的楚军无疑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笔者旨在对项梁所率楚军的组成及项梁从北救东阿到其定陶战死期间楚军的行军路线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上述问题能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客观的认识。

关于1945年中央赴东北延安干部团的组成及行军路线考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延安干部团1000多人,一路步行、风餐露宿来到东北,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从此,东北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总后方,全力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特别是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为前线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壮大了前线主力,为东北和全国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谱写了中国革命的辉煌篇章。

1629年爱新国征明行军路线考

爱新国时期的对外战争是清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代的政治军事、历史地理等诸多问题都与之密切相关。1629年出征明朝之举是爱新国因势制宜地对明朝和蒙古采取各项政治措施的结果。文章利用满、蒙、汉文史料,厘清了1629年爱新国出征明朝的行军路线。

开元二十九年吐蕃行军路线与唐陇右、河西兵力调动研究

<正>贞观(627—649年)初年以来,唐朝陆续从吐谷浑手中夺取了水草丰美的九曲、~①赤岭(今青海日月山)以西包括青海湖在内的广大牧业地区,最终赢得了吐谷浑的臣服。~②这为唐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建立了一个安全侧翼,同时在都城上游构建了一道战略屏障,却因高宗长期用兵朝鲜半岛的战略错误而变得支离破碎。~③至睿宗时,吐蕃又以金城公主汤沐邑的名义,完全合法地占有九曲。~④这促使开元时期(713—741年)唐蕃战场从九曲向青海湖方向转移。

宋江征方腊事考——从对杭州、建德、淳安等地的考察,看《水浒》一书对宋江征方腊行军路线和地理形势的描写

出于对《水游》一书的研究兴趣,一九八五年春,笔者曾有机会按照书中所写来江征打方腊的路线,对杭州、建德、淳安以及歙县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现把考察结果及粗浅认识,与《水浒》所写有关段、句进行比较,拙写于下。 宋江征方腊打杭州,《水浒》的描写是这样的;原来杭州旧宋以前,唤做清河镇。钱王手里,改为杭州宁海军,设立十座城门;东有菜市门、荐桥门;南有候潮门,嘉会门;

黔北传统商路与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关系研究

红军长征转战黔北期间,黔北已经形成了遍布各地且相互联通的传统水陆商路。红军长征在黔北的行军路线,主要是沿着黔北传统商路顺道而行。但由于革命战争中的军事作战需要,红军长征在黔北既走深山小径,又另开新道,形成了与传统商路有所差异的行军路线。黔北传统商路与红军长征行军路线之间的关系,说明了黔北地区传统商业历史文化与红军长征历史文化既相互交融,又各有特色。

论述纳兰性德觇梭龙的行军路线

被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清代诗词名家纳兰性德,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自然清新的优美诗篇,还履行过觇梭龙诸羌的特殊使命,真是一位“饮水题诗卷,行边展画图”的文武全才。“觇梭龙”,张任政说“梭龙在黑龙江,一作索伦”。近来,马乃骝、寇宗基同志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纳兰性德奉命巡边,不是去东北,而是往西走。我们同意这个新判断。姜宸英在纳兰离京时,有《宿燕郊,送容若奉使西域》一诗。徐乾学写的纳兰墓志碑,赞其“卒有成功于西方,亦不为无所表现”。其师友所道“西域”、“西方”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行军方向。纳兰本人的《五色蝴蝶赋》曰:“余奉使出塞,吉日脂车。晓背阳鸟而(车历)辘,宵瞻元武而驰驱。”朝发之时背向阳鸟(太阳)。

暾欲谷征讨黠戛斯的行军路线考

距今约一百年前,人们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的鄂尔浑河、土拉河等流域陆续发现了后突厥汗国(公元7世纪80年代至8世纪上半叶)好几位领导人物的墓碑。这些墓碑都是用古突厥文,即所谓的“如尼文”书写的,它们对于研究后突厥汗国的政治、军事、民族、文化、地理等方面都极有帮助。所谓的“暾欲谷碑”便是其中的主要碑铭之一。它于1897年被发现,位于土拉河上游的巴颜楚克图,在那赖河与土拉河的右岸之间。暾欲谷曾连续辅佐骨咄禄、默啜、毗伽三朝可汗,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此碑是他在生前亲自撰写,叙述了其一生的业绩。

晋侯苏编钟的作战地点与行军路线

晋侯苏编钟的铭文有较高的历史地理文献价值。本文通过对有关铭文的深入分析，探讨了晋侯苏编钟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的作战地点与行军路线问题。

《中央警备团陕北战争时期行军路线图》考证

范长江亲属捐赠的一张手绘的《中央警备团陕北战争时期行军路线图》详细标注了党中央在转战陕北时期的行军路线、毛泽东驻过的地方、中央警备团驻扎地、敌我态势等内容。通过亲属勘验、范长江写作风格分析、知情者回忆、与范长江所写电影剧本《历史的见证》相互印证等方法,确定这张行军路线图为范长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创作电影剧本《历史的见证》而绘制,该图对研究转战陕北和范长江后期生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宋夏“好水之战”的行军路线及主战场新考

为使《固原地区军事志》资料翔实，记述准确，最近我们专门考察了好水之战的行军路线和主战场。深切感受到，史籍记载不仅是轮廓性的、大范围的，也有史实不清和不准的地方，发生在宋庆历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二月。

《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详考》

该书是对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进行全面踏勘后，结合红军长征文献（电报、回忆录、日记等）予以辨析和复原后的实地考察报告，其填补了长征史研究中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和研究性：

宋夏“好水之战”中行军路线及主战场新考

为使《固原地区军事志》资料翔实，记述准确，最近我们专门考察了好水之战的行军路线和主战场。深切感受到，史籍记载不仅是轮廓性的、大范围的，也有史实不清和不准的地方，发生在宋庆历元年，夏天授札法延祚四年(1041)二月，北宋与西夏军队在好水川这场大规模的战斗中，西夏军队在李元昊的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围歼战术，致使宋环庆总管任福以下数十名大将和近万名战士陷入了西夏军队预设的埋伏圈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