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规范体系重构

滥伐林木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规范存在前置与后置制定规范不健全、规范执行存间隙以及规范适用不协调等现实问题。健全的法律规范是实现滥伐林木犯罪治理中行刑有效衔接的前提条件,滥伐林木犯罪的治理不能囿于传统刑事治理体系,只有跳出既有的刑事治理框架,重视刑事法规范与《森林法》等前置法的有效衔接,才能使滥伐林木犯罪问题得到科学有效的应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关于滥伐林木犯罪规范体系的完善,应当“顺势而为”,树立融合治理思维。重构滥伐林木犯罪治理规范体系,应当遵循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转变、从规范的隔阂走向规范的融合、从重刑轻行到行刑衔接转变的基本逻辑。重构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规范体系,应当坚持从重置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滥伐林木犯罪治理规范制定场域的行刑衔接、规范执行场域的行刑衔接以及规范适用场域的行刑衔接等方面予以展开。

论企业数据安全合规中的行刑衔接

企业数据安全合规包括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两者都存在行刑衔接问题。在企业数据安全行政合规中,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实现行刑衔接,突出数据行政主管机关的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防止以罚代刑,并解除行政人员在合规处理中涉嫌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后顾之忧。对于企业数据安全的刑事合规,要在系统的企业刑事合规法律体系中建立行刑衔接制度,发挥数据主管行政机关在企业数据安全合规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并重视企业数据安全刑事合规建设失败后的行刑衔接。

金融刑法的构造与金融犯罪认定中的行刑分界

科学理解金融刑法的构造、厘清金融犯罪认定中的行刑分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金融刑法规范具有立法体例上的统一性、罪状设置上的从属性、构成要件上的短缩性、保护法益的管理性和部分条款的超前性等特点。金融犯罪的行政从属性与构成要件短缩性使得部分金融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分界存在模糊性。对金融犯罪侵害法益管理性的过分强调不利于一般金融违法行为与金融犯罪的实质区分,部分金融犯罪案件的认定可能与法秩序统一性存在背离。科学理解与厘清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分界,可以继续采取统一的刑事立法体例,对采取短缩构成要件类型的金融犯罪认定应保持限制立场。此外,区分金融犯罪与一般金融违法行为,应当贯彻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以对金融秩序法益的科学理解指导对金融犯罪的实质解释。

论数据违法的行刑界分

数据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之一,以《数据安全法》为代表的行政法已经对数据违法行为给予足够关注,但是,刑法中关于数据犯罪的规范尚未及时更新。由此导致数据犯罪领域为追求处罚统一性,简单以行政违法性代替了刑事违法性。数据犯罪是纯粹的行政犯,数据违法行为的行刑界分需要结合纯粹行政犯的“质与量差异综合理论”来具体判断。在“质”上,要以数据犯罪的法益为核心,结合“法益关联性理论”划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在“量”上,要以比例原则为标准来权衡“量”的多少,辅助判断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同时,即使是已经纳入数据犯罪的范畴,“量的过于轻微”作为数据违法中行刑界分的重要因素,也应当作为不法层面的阻却事由。

不仅是一种机制——行刑反向衔接的反思与修正

在新时代法治建设新形势和检察制度改革新要求下,行刑反向衔接制度的价值理念、规则内容、保障机制等呈现出诸多不足。作为一种程序机制的自我限定既是这些不足的原因,也是反向衔接制度发挥更高质效的阻碍。为此,反向衔接制度应深入到行刑衔接的实体规则之中,在功能指向、构成要件、事实证据、处理结果四个方面加强衔接,检察机关也应立足能动检察理念,发挥行政检察部门主导力量,构建内外协同的衔接格局,并以数字检察赋能反向衔接。

法益导向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行刑共治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治理呈现行刑界限不明、衔接不畅的特点。事后重刑主义的治理模式忽视了行政法的防范和处置作用,使该类行为未取得很好的治理效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行政犯,该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基础上公众资金的安全。前置性法保护金融管理秩序,该秩序有多种价值追求,只有在此基础上,侵害公众资金安全的行为才构成该罪。借鉴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路,在法秩序统一性的前提下,行政治理具有防范和弱制裁的功能,刑事治理具有强制裁的功能。根据二者功能侧重不同,行刑共治的方式才能有效治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论行刑衔接规范的类型化及其治理面向

行刑衔接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对行刑衔接规范进行类型化分析契合法治的需要。行刑衔接规范主体上可以分为“行刑衔接依据法规范”与“行刑衔接法规范”,前者主要指行刑衔接的依据法,是作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依据所在,而后者则呈现“衔接性”“指引性”的特征,吸收“附属刑法”“空白罪状”等现有机制,重在明确行刑衔接的标准、程序与功能。“行刑衔接法规范”本身具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双重属性,而程序规范是行刑衔接法规范的核心。通过对行刑衔接规范的识别与归类,不难洞察“小规范”背后的“大治理”,即“全面治理”“精准治理”“及时治理”“系统治理”四个治理面向,并最终归结于“良法善治”的治理面向之中。

反间谍法制的行刑衔接问题探讨

由于立法侧重点的不同,《反间谍法》与《刑法》对间谍行为的规制并不完全相同,对间谍行为的有效惩治离不开顺畅的行刑衔接机制。当下,间谍行为法律规制的行刑衔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在实体上,根据《反间谍法》的规定,有的间谍行为被认定为“犯罪”,而在《刑法》却无相应罪名可适用,二是在程序上,行刑两方惩治主体的协调程度不高、“当移而不移”的情形未有效解决。因此,反间谍法制行刑衔接障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排除,一是明确间谍行为违法与犯罪的实体界限,二是适当调整《刑法》中有关间谍行为的罪名设置,三是明确规定反间谍行刑衔接权力主体和案件移送机制。

袭警违法犯罪行为行刑衔接探析

人民警察是国家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力量,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任务。由于执法环境日趋复杂,袭警违法犯罪行为屡见不鲜。实践中,袭警违法犯罪行为存在行为认定不清、行刑衔接不畅等困境。为厘清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衔接问题,正确处理袭警案件,保障法律尊严和人民警察执法权威,应制定规范性文件、完善行刑衔接程序、开展部门间合作、实施双向执法监督,以彰显警察职业荣誉感,减少警民冲突,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稳定。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长江保护法》实施下行刑衔接机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创设性提出多领域、跨区域、多部门联合执法的管理机制,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为最终司法保障,贯彻落实“最严”生态法治观。因此,行刑衔接是长江最严保护中不可避免的一大难题。实体法层面,《长江保护法》与《刑法》设置罪名之间存在部分脱节、案件性质判断标准模糊空白。程序法层面,公安机关职能交叉混用、检察机关监督力度不足。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提出完善配套立法、强化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设立跨行政区域检察制度等解决对策,从而保障《长江保护法》顺利实施,实现对长江流域的最严保护。

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的行刑衔接机制探析

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犯罪的上升趋势,对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行刑衔接机制予以优化显得极为迫切,具体应从正向衔接、反向衔接、双向衔接三个方面入手。行刑正向衔接应坚持刑事优先原则,兼顾相关例外情形;行刑反向衔接应坚持行政处罚必要性原则,同时探索以检察意见书的方式推进环境治理;行刑双向衔接应注重细化证据的转化适用,提前固定不易保存的证据。

离岛免税走私财产罚中的“行刑倒挂”:症结、根源与出路——以没收制度为中心展开

离岛免税走私财产罚中的“行刑倒挂”现象只是走私行刑罚则体系失调的一个“剪影”,已经殃及走私防控的整体效果与全国海关改革的进程。究其原因,表层矛盾在于离岛免税走私中行刑没收范围的倒错,深层矛盾则在于非禁限物的行刑没收制度与海关改革以及税收法律关系的明显背离。为此,应借鉴域外禁限物与非禁限物区分的二元模式,以税收法律关系为中心修正现行法中关于非禁限物没收的相关规定。对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而言,当前较为“经济”的方案为借由自由贸易港立法变通权率先在即将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反走私条例》中作变通性规定,以先行“试验”的方式检验新罚则体系的效能,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未来的封关运作及全国海关改革迈入3.0时代积累经验。

行刑衔接机制中管辖权优先之提倡

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运行机制,主要有刑事优先、行政优先和协调合作三种模式。但是,刑事优先模式片面理解了有关规范的精神要义,在实践层面背离了行刑衔接机制的规范目的,有碍于行政犯的规制效果。行政优先模式虽然充分考虑到行政执法的特殊性,但却忽略涉嫌犯罪案件管辖的法定性和刑事追诉的特殊性,因而也是片面的。协调合作模式可以避免前两种模式的缺陷,但在机制上设计不够周全。管辖权优先模式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管辖权为核心来确定案件的处理规则;区分案件移送与线索通报的不同处理情形;以刑事立案作为确定管辖权的重要依据,进而确定行政执法机关是否可以继续行使权力。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构建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来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的内涵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参与涉案企业合规考察的启动、监管和验收评估;二是行政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合规从宽处罚的检察意见;三是行政机关接续合规监管,推动行业合规发展。然而,并非所有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都能像在合规典型案例中那样配合默契、衔接流畅,实践中行政机关在贯彻合规从宽和接力合规监管方面均面临困境。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企业合规改革在保障合规质效和实现合规激励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应当立足于理念、实体和程序三个维度构建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在理念之维,打破“检察机关主导”的思维旧式,开辟行政、司法、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新格局;在实体之维,重塑企业行政违法责任的归责模式,破解合规从宽处罚的法治困境;在程序之维,以建立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为契机,实现由“结果认同主义”向“过程参与主义”的转向。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的困境与出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用数智化路径解决知识产权行刑衔接问题是我国司法实务的探索方向,然而行刑衔接数字平台的低利用率现状映射了我国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路径存在困境,如何通过数智化路径有效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堵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需在明晰数智化路径的辅助定位后,从信息平台数字化、法律规则标准化、平台功能智能化方向着手解决行刑衔接数智化难题,破除不同机关间的数据壁垒,并建立统一的法秩序顺畅案件在不同机关的移送路径,同时建立犯罪线索发现模型等平台智能化功能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的堵点,以期实现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间的高效率、高质量衔接。

行刑衔接背景下猥亵儿童违法与犯罪之界分

行刑衔接背景之下,猥亵儿童罪虽作为自然犯,但同样可能涉及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然而,两者之间的界限却存在一片真空地带,一方面,容易减损司法机关履职效率、增加滥用职权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不利于塑造与保障社会公众基本道德。猥亵行为类型的多元性、复杂性及儿童权益衡量标准的缺失是造成行刑衔接界限模糊的主要原因。“量”区别理论为两类行为界限设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更契合中国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二元制裁体系。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手段、时空环境是表明刑事违法性的重要因素,是确定“量”值,厘清猥亵儿童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的四重维度。裁判者应将行为手段作为核心判断要素,在区分侵入深度、猥亵强度、时间次数的基础之上,同时借助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要素,辅之以时空环境要素综合界定。

微罪行刑衔接的优化:以妨害安全驾驶罪的适用为具体视角

经案例分析发现,实践中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行刑认定边界模糊,出现以罚代刑、以刑代罚的现象。妨害安全驾驶罪是典型的微罪,体现着微罪的行刑双重违法性与规范同构化的共通特质,由于作为微罪的危险犯性质不明,成为微罪行刑衔接不畅的关键诱因。微罪多为行政犯,从危险程度、法益保护等角度考量,危险犯性质认定应以具体危险犯为主。将本罪认定为具体危险犯,进而能够借由危险的分层实现行刑适用范围的合理界分。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在综合考虑妨害安全驾驶行为与驾驶环境的危险性以及现实危害后果的基础上,对于未发生现实危害后果的仅具有抽象危险的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对于具有现实危害后果表征的具体危险的行为,根据行为与环境的危险程度分层,分别适用妨害安全驾驶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环境资源案件行刑衔接机制:困境破解与风险防范

环境资源案件数字化、智能化审理是推动生态文明智慧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块链技术基于哈希算法、去中心化特性、智能合约程序等智能优势,有针对性地破解行刑衔接机制运行中前端、中端、后端所面临的难题及困境,为环境资源案件中行刑衔接机制顺畅运行提供数据信任、信息共享,进而提升司法治理效能。在环境资源案件审理中运用“区块链+行刑衔接”模式,需要协调区块链相关法律规范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防范其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治理风险以及内源性风险。对此,可考虑引入“监管沙盘”以保障区块链技术的规范化应用,通过行业管理、法律规制、技术创新的有机结合,在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技术曙光”的同时夯实技术安全。

数据安全视野下企业合规的行刑衔接问题研究

数据安全领域主要有行政处罚和刑罚两种治理方式。两法衔接直接影响企业数据安全的治理成效。企业合规改革的不断推进,加剧了数据领域行刑衔接问题,主要表现为实体法和程序法界分规则不清、监管措施与移送动力缺失以及合规整改中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职责不明。为助力企业数据安全合规的高效运行,加大企业数据安全领域的风险防范力度,有关部门应在明确数据安全行刑衔接基础法律问题的前提下,确立行政机关在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落实对涉案企业的行政从宽处罚,进一步健全行刑“双向衔接”机制,回应企业数据安全合规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