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一体化与刑罚执行权的新配置

尽管行刑是刑罚运用过程的最后环节,但是,行刑效果如何则直接关系到刑罚目的能否最终实现。科学合理地配置刑罚执行权将有助于行刑效率的提高与刑罚运行机制的完备。通过对当代中国刑罚执行权的现实考察,不难发现,中国现行刑罚执行权配置并不科学合理,存在着行刑权过于分散、相互之间彼此抵牾之处,这严重地影响了刑罚功能的发挥。因此,树立行刑一体化的理念,科学地配置刑罚执行权,乃是中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行刑一体化视野下的矫正体制架构——写在《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之际

征求意见中的《社区矫正法》逆转了社区矫正体制演进的方向。《社区矫正法》(草案)拒绝从矫正概念中推导矫正部门所主张的"制服效应"应予肯定,将惩戒决定和执行权交还公安机关的结论却违背了行刑一体化思维和权力运行规律。本着打破监禁刑执行困局即扩大假释的初心,矫正体制仍应继续在以下层面转型。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全面承担社区矫正职能并非秀出权力肌肉,消除管理权与惩戒权间隙旨在明确行为与责任的逻辑关联,令惩戒设而少用;决定短期震慑性监禁处分的权力移交区县级社区矫正部门,既有效支持基层矫正活动又能节制惩戒冲动,但替代现行治安拘留做法无须在区县级矫正部门专设拘禁场所和配置司法警察,指定轻警戒型监狱承担三至十天震慑性监禁任务,只涉及警察权内部分配而非扩张,而且自由刑执行机制运行更顺畅;基层矫正人员是不可或缺的执法力量,由其承担督导和帮扶综合职能,继续优化和规制手机定位技术,社区矫正才可能名至实归。

浅析行刑一体化理论的基础问题

行刑权作为刑罚权的重要权能,关涉预防犯罪目的的全面实现。行刑一体化要求刑罚的运行过程必须处于协调状态下才能实现最佳效益。在我国当前的行刑状况下,树立行刑一体化的行刑理念,不仅可以动员各种可供利用的资源共同来改造罪犯,预防犯罪,而且也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行刑理念相一致,必将对未来我国行刑体制改革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行刑一体化视野下监狱与社区矫正工作衔接问题研究

在行刑一体化的视野下，监狱和社区矫正机构是共同服务于刑罚执行目的下的两个独立机构。当前刑罚变革发展要求监狱和社区矫正机构加强衔接，但矫正理念滞后、动力机制不足、软硬件设施不完善限制了两个部门的有效沟通。对此，可以通过深化社会化行刑理念、完善行刑一体化顶层设计、搭建通用型司法行刑信息平台等改革措施，促进两个部门的有效衔接，提高整体行刑效能。

行刑新构造下的立法协调与衔接

行刑立法的协调与完善必须适应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一体两翼"的"新常态"。为实现立法内部协调及外部对接,应进一步完善社区行刑立法,并尽快重启《监狱法》的修订,如监狱人民警察的职权、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式、社区服刑人员的收监条件及体检等规定均凾待厘定。明确监禁行刑与社区行刑的衔接缺口是健全行刑立法体系的重要前提,因而立法规范的协调统一应注重监禁刑执行和非监禁刑执行的前后贯通与互动衔接,并兼顾公、检、法、司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及职责分工,致力于构建与行刑一体化相同步的统一刑罚执行制度。

美国罪犯矫正制度的衔接及其启示

美国罪犯矫正制度中,危险评估与罪犯分类管理、循证矫正的新发展促进了"监区与社区一体化"的矫正模式。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在审前调查与审后追踪、罪犯矫正资源共享、统一刑罚执行权等方面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衔接模式。借鉴美国相关做法,我国应在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衔接方面加强审前调查与审后追踪、罪犯矫正体系资源共享以及统一的刑罚执行体系各环节配合等。

智慧图书馆时代儿童读者信息规范化保护研究

从数据生命周期理论视角看,智慧图书馆时代儿童读者信息保护主要存在身份认证安全风险、信息泄露风险及信息滥用风险。为有效规避这些风险,需要在对儿童读者信息进行类型化重塑的基础上,构建专门针对儿童读者信息进行保护的全流程合规体系,从实体法维度坚持“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一体化的保护理念,从程序法维度充分发挥行政检察公益诉讼的监督功能,实现对不同层次的儿童读者信息进行系统化、规范化保护。

个人信息有序共享的法理言说与制度构建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驱动的“压缩式”制度建构,虽然加快了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建设进程,但也加深了个人信息之权利保护与资源共享的制度性失衡危机。有序共享是对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的重新定位,个人信息不再是专属于个体的自决权,而是兼具个体与社会属性的防御权。以立法对个人信息的分类分级为基础,应当在纵向维度根据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形成核心层、中间层与外围层的差序保护格局。推进个人信息有序共享,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内在层次结构分别确立“授权同意”“知情同意”“推定同意”的差异化规则,以此指导个人信息领域相关制度的民行刑一体化构建。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问题实证研究--以284份二审裁判文书为样本

对284份认罪认罚案件二审裁判文书的分析表明,71%的轻刑犯试图通过“刑期折抵”的手段达到“留所服刑”的目的,54%的重刑犯则企图通过上诉不加刑原则达到再次量刑减免的目的。为防止上诉权的滥用,发挥认罪认罚程序的最大效能,我国应规范刑事执行行为,建立行刑体制一体化机制,构建确有理由的上诉许可制度,从而实现对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二审修正。

我国自由刑执行难题及其破解——兼论依托智能再犯风险评估的再犯数字治理

自由刑执行坚持惩罚和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然而,以平均分配有限行刑资源为特征的传统自由刑执行模式,不仅加剧了剥夺或限制自由的惩罚与促进罪犯融入社会的改造之间的固有矛盾,而且引起了改造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背离,带来了行刑不公与效率不高的消极影响。随着国家法治进程加快,特别是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统一刑罚执行改革必须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进自由刑执行的一体化。为此,针对传统行刑存在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难题,要依托再犯风险评估智能化的发展,通过准确评估、即时预警、精准推荐、循证监管和改造实现犯因与应因的动态匹配,并以此实现自由刑执行标准统一、主体协同、关系协调、程序规范、前后衔接等一体化目标。

论《监狱法》《社区矫正法》的法律性质——兼议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执行法典》的必要性

监狱法和社区矫正法作为刑事执行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同又不同的法律性质,但都是具有行政属性的刑事执行法。要完善现有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则必然要制定专门的《刑事执行法典》,通过总则加分则的立法模式,以明确刑事执行法的程序性性质、佐证刑事程序的合宪性,并促进刑事一体化建设,以进一步地促进刑事执行的法治化,为刑事法治的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