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战略的产业升级效应——基于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准自然实验

“强省会”战略是提高省会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抓手,而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基于2003—2020年中国26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依托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科学评估“强省会”战略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显著促进了省会城市产业升级,但这种促进效应只能持续3 a。机制检验显示,行政区划调整将通过缓解资源约束瓶颈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2种渠道带动省会城市产业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行政区合并而言,撤县设区对省会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相对于副省级省会城市和多中心空间布局模式下的省会城市而言,普通省会城市和单中心空间布局模式下的省会城市在行政区划调整后获得更大的产业升级效应。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基于撤县设区的视角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紧凑集约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6年全国范围内演进的撤县设区数据,深入考察了撤县设区带来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效应的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促使了城市空间形态松散化和内部低密度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多种指标、方法以及政策滞后效应之后仍成立。(2)撤县设区政策对东部城市的空间结构松散化影响更强,且不利于其发挥中心集聚优势;相比于建设规制较弱的城市,规制较强的城市受到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散化的影响更为显著。(3)进一步研究表明,自主选择型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散化的影响更加明显,而顺应融入型撤县设区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空间结构趋于紧凑化。

全过程视域下的撤县(市)设区府际博弈与调适——基于Z市S区行政区划调整30年的纵向追踪

撤县(市)设区不是一蹴而就的,伴随其间的府际博弈,深刻影响着调整的进程与成效。虽然已有研究比较丰富,但主要集中于事前的动因分析或事后的绩效评估,尚未有研究系统归纳贯穿撤县(市)设区不同阶段的府际博弈逻辑及其深刻影响。基于已有研究和经验事实,以历史追踪而非点状的视角观察撤县(市)设区进程,从组织逻辑下居于主导地位的上级权威、激励逻辑下事实存在的下级弱自主性、目标逻辑下必须兼顾的稳定与发展三个层面,构建了一个理解撤县(市)设区府际博弈与调适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Z市S区30年相关行政区划调整过程的纵向追踪,发现各级政府遵循不同的博弈逻辑进行策略选择,进而形成了不同程度上的服从、合作甚至对抗模式,深刻影响着区域融合发展进程,也间接表明撤县(市)设区并不能直接推动新设区与主城区的融合发展。上述工作不仅初步打开了贯穿撤县(市)设区全过程的府际博弈“黑箱”,也拓展了基于过程视角的府际关系研究的适用场景与解释限度。

大城经界:中国超特大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之路——一个“行政区划调整链”的视角

行政区划是超特大城市发展与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已有研究较少针对我国超特大城市行政区划的设置与演变开展系统分析,对于不同行政区划调整方式之间的逻辑关联也缺乏充分关注。在系统回顾我国超特大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历程的基础上,研究认为我国超特大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总体呈现出鲜明的规律性,普遍经历了由区界重组到市领导县、由市领导县到撤县设区、再由撤县设区到区界重组的三个典型阶段,各阶段的行政区划调整方式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构成了一个前后紧密关联的行政区划调整链,其背后体现了由城乡分治到城乡合治、由权力分立到权力统合、由外部扩张到内部精细化治理的逻辑。研究有助于丰富对我国超特大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实践的认识及其运行逻辑的理解,也有助于为我国超特大城市未来行政区划的进一步调整优化提供参考。

明代贵州行政区划调整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明朝廷通过“犬牙交错”和“交叉叠合”的行政区划设置迅速稳定新设贵州省局势的同时,也给当地后续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为理顺当时复杂的管理关系,逐步推动地方改土归流,明代贵州部分官员主张调整不合理的行政区划设置。但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各方面的利益分配,对行政区划调整会引发动乱而产生的顾忌及邻省官员和当地土司预期该调整会造成自身利益损害而进行的阻挠,就成了贵州行政区划调整的最大阻碍。为此,只能通过循序渐进和因势利导的方式,逐渐调整省内部分问题突出的行政区划设置。尽管这些问题无法彻底解决,但官员的努力为当地社会发展以及地方制度完善提供了重要保障。

行政区划调整视角下的区域发展新途径--以重庆市为例

在新形势下,通过以城市群为主导、推动产业升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重庆市正在积极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国家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地区蓬勃发展。然而,面临的挑战包括区域协调难度大、产业结构调整困难、高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规划。二是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三是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四是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通过采取这些优化措施,为重庆市和其他调整了行政区划的地区找到可持续和协调发展的路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行政区划调整的旅游效应研究——兼论江西井冈山市与安徽黄山市的比较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江西井冈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旅游资源效应、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对比了井冈山市与安徽黄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旅游效应,结果表明:(1)井冈山市行政区划调整从地脉和文脉上整合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内涵;消除原宁冈县旅游发展的多种屏蔽,统筹考虑生产力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旅游经济的整体发展;消除环境整治的政区壁垒,整体规划、集中资金加强核心景区的保护和宏观生态环境的管理。(2)井冈山市旅游管理体制调整的滞后性延缓了行政区划调整正效应的发挥,管理体制、部门利益有待进一步协调;黄山市的行政区划调整适应了一定时期黄山市旅游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了黄山市旅游经济的发展,然而,保存完好的徽州文化旅游资源以及基于此开发的旅游产品和旅游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问题与发展

在回顾和总结近30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类型与特点的基础上,对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进行总结、梳理。行政区划调整在适应和促进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市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规划耦合机制、行政区划调整与农村城市化、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群发展等四个方面;未来我国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的重点是理顺撤县(市)设区后的城市管理体制,市辖区范围调整,城市群的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市制改革等方面。

中国都市区行政区划调整——城镇化加速期以来的阶段与特征

分析1997年至2014年中国都市区层面的行政区划调整行为,可以看到行政区划调整的阶段与特征与都市区化进程密切相关。一方面,都市区化进程所内生的空间与治理需求,在现行体制中只能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有效地解决;另一方面,行政区划调整的负面作用所导致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自上而下约束,促使了地方层面进行更为谨慎、理性和多样的行政区划调整。内生动力和外在约束的共同作用塑造了两个阶段的都市区行政区划调整过程。在1997年至2007年这一阶段,以撤县(市)设区为主,调整的核心目的是满足都市区空间扩容需求;在2008年至2014年,撤县(市)设区与区界重组并重,调整行为与都市区多元化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两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都市区化的阶段特征,同时反映了行政区划调整作为都市区改善治理结构手段的适用性。作为一种干预都市区发展的行政手段,行政区划调整基本与都市区空间和治理的发展相适应,促进了大量都市区的快速发展。虽然其存在许多负面效应,而且进一步采用的阻力和成本不断加大,但它依然是当前政治经济体制中最为有效的处理空间不协调问题的手段。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研究更为合理的、负面影响最小的调整方式。

从撤县设区到区界重组——我国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新趋势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与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密切相关。目前涉及到城市及城市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以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为主,主要包括"撤县(市)设区"、"区县合并"和"区界重组"这三种类型。本文通过对1983年以来所有撤县(市)设区和区县合并案例的发生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认为2000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表现出广泛的城市数量扩张与重点城市规模扩张并举的特点;2000年以后则表现为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城市大规模扩张。继而本文总结了近几年来区界重组的发生情况,认为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从城市规模扩张进入到城市功能与内涵提升的新阶段,区界重组正在取代撤县(市)设区和区县合并,成为我国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新趋势。

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三重逻辑:一个研究述评

中国城市经历了广泛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其对于城市本身、区域乃至国家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具有三大逻辑,即权力导向的政治逻辑,经济导向的发展逻辑以及公共服务导向的治理逻辑,主要体现为以县改市为代表的城市增设、以撤县设区为代表的城市扩张和以市管县与省直管县为代表的市县隶属关系调整等策略,且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和公共服务具有显著影响。目前学界对此议题尚未形成足够的关注与系统的研究,未来相关研究应更加注重分析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适用条件、更为精细地界定其内涵、更加全面地评估其效果以及更多地关注政府等多元主体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政府组织重构与上下级谈判——以江城撤市设区为例

行政区划的调整对于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当前学界对于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多集中于原因与效果两大层面,对于政府内部的具体调整过程研究甚少。基于江城撤市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地方政府组织进行了整体性的重构,且其过程充斥着复杂的上下级政府间谈判。撤市设区直接导致了县级市政府的机构重组、人事调整以及管理权限变更,而土地管理与城市规划等权限成为市县两级政府谈判的焦点。下级政府在行政区划调整中既能够运用文件、会议等正式渠道进行谈判,也能够运用私人关系等非正式渠道进行谈判,并会综合运用多种谈判策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行政区划调整中政府行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对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中政府内部运作过程的了解,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的纵向政府间关系。

新中国70年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特征与展望

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的基础,是行政管理的基本空间单元。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得当,不仅影响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关系到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间,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经历了四个时期:探索时期、加速时期、调整时期和优化时期。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特征是:不同时期行政区划调整的主导目标不同、同一时期不同区域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不同、行政级别越高的政区调整频率越低、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尺度不断细化以及行政层级调整趋向扁平化。进入新时代后,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要注重完善行政区划管理的法律法规、完善城镇型政区的设置标准、探索不同的设市模式、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评估机制以及明确行政区划管理的主体并赋予其必要的权威。

行政区划调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频繁的调整时期,其中市营县、撒县设市、市辖区的调整、撤县(市)设区和行政级别升格构成了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形式。由于经济发展与行政区划的关系协调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行政区划的设置及其变动的合理程度,因此行政区划的调整状况,将直接影响行政区划的效率和功效。本文以1983—2005年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为例,对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内容及模式进行分类归纳,并仔细探究了各类行政区划调整背后的原因。

基于区域经济协调的城市群行政区划调整研究--以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为例

在分析广西北部湾城市群行政区域的历史演变、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基础上,引入数学分析方法和断裂点理论,对广西北部湾城市群进行区域经济格局研究,寻求符合城市群发展、有利于城市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能发挥城市群最大增长极的规模效应的城市群健康发展的行政区划调整模式。

城市增长边界的效能及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

行政区划是政府间关系的直接反映,行政区划变更意味着空间支配权力的调整。城市增长边界(UGB)是在城市建设地区和限制开发地区之间划定的界线或区域,用于限制城市发展规模、界定城市建设范围。城乡规划的范围和工作内容与城市行政区及其调整具有密切关系。基于此,研究根据1978年以来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和行政权利变化格局,简要分析集权格局和分权格局对城市发展的不同作用,引用UGB在土地供应限制、土地用途限制、开发建设时限限制三方面的效能原理,探讨三种效能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重点解析UGB划定和行政区划调整在城市发展空间拓展、区域空间优化重组和城市发展时序控制、区域发展统筹等方面的共同作用,诠释行政区划调整与UGB划定的相关性。

行政区划调整导向下济南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策略

在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和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新时代,南京、济南、哈尔滨等城市被国家点名"省会作用不够"。这些省会城市的都市圈协调发展普遍面临行政区划掣肘问题,行政区划调整往往也成为各地规划建设都市圈以及推动都市圈实现一体化发展、提升竞争力水平的关键抓手。基于合肥、西安、成都、南京等典型省会都市圈发展与规划案例分析,文章理清了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行政区划困境表征,以及服务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的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模式、适应性规划策略及行政区划调整导向下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机理,并结合济南都市圈规划建设与行政区划调整的发展历程、面临问题及优势条件分析,提出行政区划调整导向下的济南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规划策略,包括强化核心、动能转换、区位再造、文化协同、生态共治,以期为西安(西咸)、兰州(兰白)等同类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与规划提供参考。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行政区划调整与地区市场主体活力——基于“撤县设区”政策与创业活动的视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可以显著提高撤并县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规模。本文从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使用的视角,解释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机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提高了撤并县域的劳动力流入,降低了农业用地使用面积;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公司制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中更强;在调节效应方面,本文发现当撤并县域所在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营商环境越好时,“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强。

佛山行政区划调整与整合发展研究

分析佛山行政区划调整的特点和利弊,提出佛山整合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诸侯”观念没有得到完全消除;地方政府行为有待规范;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心城区带动市域整合发展;产业布局分散;基础设施衔接不畅等,最后提出了整合发展的5点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