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性社会工作的肇端、形成、发展与分化整合——基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历史与体系的考察

对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历史梳理是总结概括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本质特征与实践样态的必由之路。经过对三个核心问题的进一步澄清,行政性社会工作可以概括为与“专业社会工作”相对应的,由政府主导的,以行政体系推进的社会工作,其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政部门主责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多元主体参与协同的社会行政。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肇端期,边区基层政权建设和战时后勤服务的民政工作传统中产生了行政性社会工作雏形;第二阶段是初创期,为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政府设置内务部积极配合以改造妓女、游民和禁烟禁毒为主的社会改造和以救灾为主的社会救济等行政性社会工作;第三阶段是形成期,主要特征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一规划的社会福利资源由民政部门和各生产单位以行政性的方式向下垂直输送;第四阶段是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性社会工作在民政事业转型中形成了针对弱势群体基于城乡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分类救助的多元主体参与的体制机制,接纳专业社会工作并呈现出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从行政性社会工作发展历史来看,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就具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以党和国家行政体系和行政力量推动社会工作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事业至今的工作体制机制与实践形态,在价值目标上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工作有着本质区别。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超越了行政性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划分,在此背景下“,大社会工作”需要建立一种分化和整合新格局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的需求。

列入行政性失信惩戒名单的行政诉讼救济困境及破解——基于92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当前,列入行政性失信惩戒名单的行政诉讼,行政相对人胜诉率极低,且未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的案件占比较高。列入行政性失信惩戒名单的行政诉讼救济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院将部分“列入行为”因性质判断问题而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二是对“列入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审查不足,三是对“一行为一诉”原则未能准确适用。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官对“列入行为”存在理解偏差、未能准确认定“列入并公开失信惩戒名单”行为的法律性质,导致对“一行为一诉”案件受理原则的适用存在偏差。破解这一困境,需要确认“列入并公开失信惩戒名单”的行政处罚性质,明确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适用“一行为一诉”的例外裁判规则以及加强对列入并公开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审查,从而化解行政诉讼救济困境。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行政性垄断的规制进路——从实施特点、竞争损害以及成因出发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有助于生产经营单位防范安全生产风险,提高安全生产防御和风险应对能力。2021年新《安全生产法》规定,高危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在此背景下,各地纷纷采取共保体的方式推行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然而,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在推行实施这一制度的过程之中,却频繁出现行政垄断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有观念原因,也有制度和经济方面的成因。其不利于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领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剥夺了中小保险企业参与竞争的机会,同时削弱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本身的制度功能。鉴于产生原因的复杂性,从源头防范、过程治理和事后处罚的全过程视域下,可对该问题实现较为有效的治理。因此建议对规范性文件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行源头防范,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自治作用,建立开放性的共保体实现过程治理,以及严格行政性垄断的事后处罚法律责任,从而促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市场良性竞争全过程,最终助力于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能力和生产安全事故的赔付能力。

数字平台何以提升行政性国有资产配置效能?——基于C市现代公物仓平台的案例分析

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需遵循的基本规律,平台治理中亦不例外。以政府公物仓为案例,从供需关系角度切入探索数字平台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一方面,政府公物仓数字平台借助“开放性前台”在政府共享部分数据的条件下为不同层级、分散在不同地域的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提供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共享网络,引入市场上的供应商实现资产供给方扩容,增加租赁业务发挥市场在资产配置中的作用实现供给方式变革,完成资产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提高供需的适配度;另一方面,通过“数据中台”将资产配置流程进行标准化分解和精简,通过“业务中台”将资产配置过程中的部分职能“线上化”,让资产管理部门“隐身”,在需求侧与供给侧间建立实时交互机制,实现供需双方的高效链接,降低行政成本,最终提高资产配置效能。

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制度的问题探析与路径优化

我国反垄断立法,立足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践,在借鉴他国反垄断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制度。但是从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至今,我国禁止行政性垄断制度实际施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仍旧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如地方保护屡禁不止、制度运行体系存在一定缺陷、行政反垄断理念难以彻底贯彻等。可以通过加强立法顶层设计、完善执法制度体系、建立专门审判机构、健全监管机制体制等措施,健全、完善我国的禁止行政性垄断制度,使其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行政性垄断法律规制体系研究

本文探讨了我国行政性垄断法律规制体系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路径。分析了行政性垄断的成因,包括政府追求经济利益、计划经济思维惯性、产业政策与行政性垄断界限模糊等。同时,指出我国行政性垄断规制存在问题,如立法规制不足、过度依赖行政系统内部自我审查、法律责任虚化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拓宽控权规制路径、细化法律责任、明晰行政权力边界等制度创新对策。最后,强调破除利益堡垒和心理防线,避免行政权力侵蚀市场机制,确保对行政性垄断行为进行合理化规制。

关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北京市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等二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2024年3月28日在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受主任会议的委托,就《关于废止<北京市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修改<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等二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作以下说明。202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通过。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涉及行政复议法的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及有关决议决定集中清理的通知》要求、《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精神.

关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北京市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等二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2024年3月28日在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受主任会议的委托,就《关于废止<北京市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修改<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等二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作以下说明。202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通过。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涉及行政复议法的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及有关决议决定集中清理的通知》要求、《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精神.

行政性垄断背景下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的分析

随着《反垄断法》的出台与审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首次出现在法律之中。目前,我国现有政策数量庞大、文件繁杂,对审查对象未能做到同等对待存量政策及增量政策。在过去的实践中,行政性垄断协议带来的弊端日益显现。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进而排除、限制竞争所带来的危害不言而喻。对于增量政策文件,更应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做到防患于未然,从根源上杜绝排除、限制竞争文件的产生。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们需从学理上、法律上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平衡好行政性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关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北京市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等二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4年3月29日在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2024年3月28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的《关于废止<北京市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修改<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等二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没有提出新的修改意见。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北京市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六届〕第15号《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北京市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3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行政性信用监管的法治应对

推行以信用为基础的行政性信用监管是加强和规范监管的一项创新型制度。它主要采取行政性信用裁决对市场主体守信或失信行为实行激励或惩戒,通过综合性信用风险评估对其市场活动实行分级分类监管。相较于传统的监管方式,分级分类监管更有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但这种行政性信用监管的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等都有可能冲击既有的法律护栏,由此招引合法性风险。因此,需要建构符合其监管目标的法治规则,在法律原则的约束下,实现与政府治理机制的有效衔接,把单一主体的封闭式监管提升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开放式监管,从而让其找到正当的应用场景和自我完善的合适土壤。

现代反垄断制度的新发展--行政性垄断规制的中国路径

新《反垄断法》在第一章中增加了第四条、第五条的内容,把国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规定为法律实施的重要前提,并将“国家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竞争政策的主要内容。这一重要修订,回应了新发展阶段规制行政性垄断紧迫性需求,提升了有效防范行政性垄断制度的法律地位,制定了全面规制行政性垄断的治本之策,进一步彰显了《反垄断法》作为国家“经济宪法”的重大意义,也为全面规范政府经济权力的运行贡献了中国实施路径。

论行政性限制竞争协议的法律规制——基于《反垄断法》第四十条的分析

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第四十条引入了针对行政性限制竞争协议的法律规制条款。作为一种行政性垄断行为,行政性限制竞争协议在构成要件上主要包括协议主体的“行政性”、协议行为的“滥用性”、协议目的的“限制性”以及协议后果的“垄断性”四个方面。行政性限制竞争协议与反垄断法中的经济性垄断行为及其他行政性垄断行为既有相同性,也有差异性。在规制行政性限制竞争协议时,既要重视事前规制进路中公平竞争审查具有的预防功能,也应强化事后规制进路中反垄断执法具有的威慑功能。

行政性失信惩戒程序规制的困境与纾解

行政性失信惩戒制度是社会信用法治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信用体系目标和功能的关键手段。目前,行政性失信惩戒程序性法律供给不足,暴露出“一般失信行为”程序性规定缺失、失信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规定混乱及救济渠道不畅等问题。对行政性失信惩戒行为进行程序规制具有限制行政权力、保障失信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价值内涵。在制度完善上,需要将“一般失信行为”纳入程序规制的范畴,赋予失信相对人知情权、行政抗辩权和获得听证权等程序性权利,拓宽失信相对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救济渠道,赋予失信相对人申请监督权等。

检察监督介入行政性失信惩戒的困境与路径

检察监督介入行政性失信惩戒是践行新时代监督理念的内在要求,能够有效解决行政性失信惩戒中行政执法不规范和过惩失当等现实问题。检察监督介入行政性失信惩戒不乏法律和政策的支撑。为消解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越俎代庖”的顾虑,须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和范围进行限定。在检察监督程序中,需建立案件线索来源渠道和研判机制以规范受理程序;明确检察建议为主的多元化监督方式、推进类案监督方式以规范处理机制;构建监督效果的反馈机制、跟进机制和协作机制以保障监督的效力。

行政性垄断新修的理念更新与责任踏步

行政性垄断是行政公权阻碍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影响资源高效配置的重要障碍。新修订实施的《反垄断法》将更多的主体扩展为垄断主体,将更多行为类型纳入到行政性垄断范畴,使统一大市场的政策理念与公平和法治、法理理念相配套,呈现出反垄断法治的“进步性”。但行政性垄断也同样植根财税土壤,新法新规却在垄断实施主体的责任方面,并未增设具有实体性、严肃性的责任措施,呈现一定的“原地踏步性”。

反行政性垄断探析

反行政性垄断探析□沈悦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公正自由的竞争秩序。而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行政性垄断的相关规定过于简单，导致法律调整颇为不力。基于此，要求制定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的呼声日高。但学者们对其认识仍有诸多分歧，本文拟...

反行政性垄断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价值所在

行政性垄断在我国具有长期性和普遍性特点,它对于我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完善以及竞争文化的形成造成了巨大的障碍。行政性垄断还导致行政性垄断利益集团的形成,造成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对于行政性垄断,我国反垄断立法不应回避,而且应当从严规定,以真正体现我国反垄断立法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