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

数字信息技术与行政权力的融合为以法治为中心的政府治理带来挑战,而行政行为码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应用是数治与法治结合的重要体现,并蕴含着整体智治下对行政执法体制一体化塑造的制度逻辑、行政自制论对数字赋能与赋权关系重塑的理论逻辑以及行政效能对行政执法全流程覆盖的实践逻辑。行政行为码以统一赋码、一码关联、一码查询与一码追踪的实践运行机理,兼具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性质,也为拓展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作为数字新兴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由于规制理念的不明确、规则体系不健全以及功能应用程度不足,限制其应用场景与空间。在未来,行政行为码应从理念更新、规范控制和功能拓展三个方面进行塑形,推动行政行为码的功能实现与广泛应用。

金融法视阈下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规定了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正在为金融领域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法律依据。与此同时,虽然行政和解暂未形成理论共识,但金融法视阈下行政执法和解的实践已然先行于理论。针对金融风险处置和证券期货领域中的金融纠纷,行政机关在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下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借助协商民主、公众参与等私法化手段采取的行政执法和解措施,可有效化解纠纷且实现各方获益的经济及社会效果。通过对金融领域行政执法和解措施的实践检视,提出以各方均可获益作为启动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前提,通过举证责任的倾斜、“自认”的可适用性与行刑衔接的合规机制相结合,将有助于构建更加符合实践理性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多维结构变迁与能动者策略

推动执法权属地化与综合化是夯实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在政策实践中,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事权下放后,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质性变革如何形塑执法主体的行为策略,以提升事权承接的有效性,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视角出发,对一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构建理解多维结构变迁中能动者策略生成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改革过程中,综合执法部门所嵌入的横向结构在权力、责任和资源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执法主体在基层治理结构所设定的规则约束与行动空间中,基于复杂性和概率性两个维度,划分四种类型的执法任务,并能动地创设动员式、裁剪式、扩容式等执法策略,衔接再配置的结构性要素与复杂外部事务治理环节,从而有效回应“块块”运作规则和事权下放的内在要求。

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的实践样态、困境与优化路径

统筹配置自然保护地执法职能和执法资源,推进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是促进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体制、机制和制度等方面呈现不同的实践样态,并逐步向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和构建最严法治保障体系转型。但是,自然保护地内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和协作不畅加剧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需重视和破解重立法轻执法、重管理轻治理、重权力行使轻权力监督的“三重三轻”治理困境。为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需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元共治原则为指引,依法授予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一定的执法权,规范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与司法协同合作并向全过程执法延拓,通过多元执法方式和智能化治理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治理转型与法治优化。

何以千差万别:关于行政执法权下放的观察与反思

行政执法权下放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呈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在下放清单的制定主体方面,就有省级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地级市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和县级人民政府制定下放清单这三种模式。在下放事项的范围方面,经济发达地区下放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城管综合执法事项的多少、执法事项的专业程度、街乡的承接能力和职能部门的执法能力都会对执法权下放的范围产生影响。授权、委托和派驻是执法权下放的主要方式。这三种下放方式各有其最佳适用场景,执法权下放改革应当因地制宜,不宜一刀切地将某种方式作为标杆。在人财物配套方面,少有地方能做到人随事转,执法经费欠缺、执法物资保障不足均是相当突出的问题。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的千差万别是我国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下一步改革应充分尊重地区差异,尽可能地给予地方政府较为充分的自主空间。

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档案领域行政执法与行政监督的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建设研究

在分析档案执法监督面临形势的基础上,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执法程序规范、健全内外部监督、明确监督事权边界、优化工作流程机制、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强化科技赋能应用、加强专业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探讨了新时代加强档案行政执法与监督工作的路径举措。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以法治化为基础,以规范化为抓手,以科学化为引领,切实提升档案执法监督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为档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再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是国家基于宏观政策对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整体考量,旨在用较小成本实现高效管理的同时,避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为了实质性解决环境犯罪问题,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当行政手段无法起到充分评价其社会危害性和保护法益之效用时,适用震慑力更强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仍存在标准不明确、证据转化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案件移送不力、以罚代刑等现象长期存在。故而,在衔接过程中应明确移送案件的标准、完善证据转化制度以及加强检察监督,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机制,更加充分地保护生态环境。

强化县乡人大行政执法监督的价值和路径--以江苏启东人大的探索与实践为例

宪法法律赋予各级人大行使监督、决定、任免等权力,其中包括行政执法监督权。目前,县乡人大对行政执法监督主动性不强,监督力度和效果欠缺,必须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意识,优化监督路径和措施,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提升新时代人大行政执法监督质量和水平。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新行政复议制度下的行政执法风险防范

202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新等下复议法”)的第三次修订意义深远,形成了新的行政复议制度,其中复议前置新规、行政复议管辖调整、行政复议简易程序、全面适用调解与和解制度、变更决定升格、互联网渠道送达、新增工作日等七个方面的修订,给行政执法机关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行政执法风险,需要行政执法机关充分认识并予以积极防范,以保证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全面考察行政执法实务科学推进执法体制改革——以开封市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为例

为做好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河南省开封市委编办在改革前期选派25名同志组成4个调研组,利用两周时间对市直12个行政执法机构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采取广泛访谈、问卷调查、查阅案卷、跟班作业等形式,对市、区两级行政执法机构编制和人员队伍情况、执法事项和执法活动开展情况、体制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等事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摸底了解,共访谈主管部门正副职领导42人次、执法机构正副职负责人41人次、执法机构其他工作人员66人次,收回有效调查问卷420份,跟班作业8个班次,较好地完成了一次全面起底式调研,为顺利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人才驱动 构建高效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开展综合行政执法人才需求调研,能够准确把握行政执法领域用人导向,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推进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的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综合行政执法作为现代政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益、促进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对综合行政执法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

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优化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

舟山市围绕自贸区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推进跨部门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积极构建与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制度体系相衔接,与舟山片区功能定位相匹配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体制机制。

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以山西省晋中市为例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逐步深入到基层。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作为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近几年各省开始逐步进行实践。以山西省晋中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实践中的具体操作以及取得的成效,为进一步推进晋中市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科学、高效、规范运行,从完善行政执法人员保障机制、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强化执法工作内外监督机制等角度提出完善建议。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更新省本级行政执法主体名单的通告(晋政函〔2024〕73号)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落实行政执法责任,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根据《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山西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经依法审查,省人民政府更新确认64个省本级行政执法主体。

基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中的问题与对策

作为畜牧业大县,方城县畜牧业发展情况与经济密切相关,高水平的综合行政执法是保证该县畜牧业平稳发展的关键,但目前行政执法体系依旧存在问题,影响执法效果。相关人员要重视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分析现行执法制度特点,识别综合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合适的行政执法形式,优化执法效果。1基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中的问题1.1监管力度不足由于地区养殖畜禽数量大且种类繁多,因此该地区有关企业较多,涉及业务范围广泛,而基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包含工作内容较多,这也导致行政执法难度大,难以避免遇到不配合执法工作的企业或个人,增加行政执法的难度,使得行政执法工作无法顺利开展,制度落实不到实处,监管职能未被充分展现。中小规模企业占比高,企业运营模式不够完善,没有认识到动物与畜产品检查的重要性,自律性较差,日常生产与运营中,出现部分违法违规行为,降低了畜产品的安全性,且在执法人员履行监管职责期间,时常有不配合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为。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23年全国农业行政执法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为充分发挥农业行政执法对三农中心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2023年我部在全国部署开展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稳粮保供”专项行动和以“订单农业”为名设骗局坑农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开展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全国各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聚焦农资质量、农产品质量安全、动植物检疫、长江十年禁渔等重点领域,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98.01万人次,查办各类违法案件10.13万件,移送司法机关案件2389件,挽回经济损失3.28亿元,有力维护了农业生产经营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部从中选取了15件有代表性的案件,现予以公布。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的问题探索与思考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长期存在着画地为牢,层层设卡的现象,存在重复执法、多头执法的弊端。随着道路运输从业者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建设交通强国的要求,原有的行政执法模式已不再适合时代需要。经过机构改革,原有执法弊端已经得到了修整,但又出现了部分新的问题。本文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回顾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结合各地的经验,针对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综合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建构

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深入,综合行政执法成为行政执法改革的重要方向。这种集中行使行政执法权的方式有助于解决执法权分散、职责不明确等问题,可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但由于改革时间较短,综合行政执法实施中存在制度化不足、职责划分不清晰、缺乏统一调节机构、信息传递不畅和问责考核机制不足等问题。要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必须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完善路径,包括加大制度建设、明确权责、建立权威协调机构、打造信息共享平台和健全考核监督机制等,以期优化行政执法流程,提高执法效率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