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约谈机制在北京市数据中心节能监察领域的创新研究

在北京市数据中心节能监察领域,存在法律手段不能适应监管要求的问题,即北京市现有的法律监管手段不足以有效促进数据中心能效提升,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在此背景下,北京市节能监察部门探索使用了行政约谈这一柔性监管措施,在现有的法律约束条件下打开了节能监察工作的新局面,并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机制内涵。行政约谈在数据中心节能监察领域的应用,在法治层面具有明显的创新属性,它可以被视为我国行政法治发展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回应性监管视角下互联网行政约谈的实践检视与制度反思

近年来,行政约谈逐渐成为政府部门开展网络信息内容监管的主要工具,对实践中的约谈行为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有助于反思和谋划互联网行政约谈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回应性监管理论为视角,利用质性文本分析软件NVivo11对265份约谈文本资料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从约谈主体、约谈对象、启动机制、约谈内容、约谈策略、约谈结果六个维度呈现互联网行政约谈的运行概况和一般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应性监管视角下互联网行政约谈的运行模式,即约谈参与主体多元化、约谈策略“差异化”、重视约谈的双向沟通机制以及建立以约谈为起点的递进式处罚工具体系,以期解决互联网行政约谈“回应性”不足问题,推动互联网行政约谈规范化发展。

环境行政约谈制度完善研究

环境行政约谈作为新型的执法方式,与当前环境模式和行政执法相契合,符合新时代对环境的要求。环境行政约谈具有解决传统管制型政府在环境管理中面临的环境问题,平衡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以及连接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重点企业负责人与领域治理、治标与治本的重要渠道等显著意义,通过对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的剖析以及其理论基础的阐释,发现其在时间运行之中存在相关困境,如相关法律规范对环境行政约谈规定较少、环境多元共治力度不足造成参与主体单一化、法律责任不明确等。为完善环境行政约谈制度拟采取完善环境行政约谈法律规范、拓宽多元主体参与渠道、明确法律责任及救济措施等相关法治路径,达到构建我国环境行政约谈的具体路径。

形式理性视角下的行政约谈机制研究——以食品安全领域为例

形式理性最基本的意义是实现手段的合理性,其工具价值在于通过强调程序与手段的重要性来实现结果的预期。行政约谈机制要纳入规范化的轨道发展,就需要借鉴形式理性的工具价值。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行政约谈机制中,存在立法规定的冲突、具体操作程序规定过于简单、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以及相关人权利救济途径的缺失等问题,故形式理性视角下行政约谈机制的优化就需要有针对性地消除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细化约谈重点环节的规定、加强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审查和拓宽行政救济的途径等。

新疆生态环保行政约谈探析

为了更好地探讨新疆环境行政约谈,笔者拟从环境行政约谈界定及问题的提出、现有环境行政约谈机制及形式、存在的不足及完善新疆环境行政约谈的对策措施等方面进行探讨。

行政约谈效力性研究

从依法行政到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中,随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兴起,行政约谈作为一种通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协商、沟通、合作而达到执法目的的行政行为,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承担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优化服务改革”的目标。虽然行政约谈各地探索实践已取得诸多成果但学界对此研究比较分散,行政约谈的功能价值、效力空间等基础问题依旧悬而未决。本文在立足于现有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行政约谈走向,尝试定义行政约谈效力的相关概念,更好地发挥行政约谈在消弭传统管理手段方面的强干预性和命令性与治理现代化所蕴含的灵活性和协商性之间内在的张力作用,从而实现良法善治目标。

行政约谈刍议

随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兴起,一种通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协商、沟通、合作而达到执法目的的行政行为——行政约谈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得到越来越频繁的应用。在参与式行政、合作式行政备受推崇的当下,其良性互动的行政行为方式,不仅体现了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尊重,也在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以及充分调度和利用社会资源方面,显现出较大优势。然而,行政约谈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其应归属于哪一类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当代行政法治中如何对其定位又如何构建其实施与保障机制,需要仔细琢磨和深入探讨。

行政约谈实效性的保障机制建构——兼论约谈法治化进阶

行政约谈的法律效力存在不稳定性。具有浓郁职权主义色彩的行政行为效力"四要件"说,在面对行政约谈的实效性难题上缺乏解释力。行政行为形式论的桎梏、法律原则的运用不足和约谈制度设计的缺陷是导致行政约谈实效性梗阻的主要原因。多元开放式选择理念为行政约谈效力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应鼓励"行政法律关系论"和"行政过程论"等多元方法论的应用;在约谈主体间,通过导入信赖保护原则,形塑"协商—互动"型行政法律关系,汇聚行政约谈效力机制的"灵魂";在约谈运行过程中,实现外部约谈与行政调查、行政处罚的衔接,内部约谈与行政问责的衔接,搭建约谈效力机制的"骨架"。

行政约谈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建构

行政约谈逐渐被应用于行政活动的各个领域,但实践表明,约谈方式的功能定位尚不清晰。置于规制谱系来看,行政约谈应当以遵从理论为基础,以促成守法为目标,并以惩罚性方式作为后盾。在制度设计层面,需综合考量企业的违法行为与违法程度以及守法意愿与守法能力,确定合理的约谈适用范围;兼顾权力控制和权利保障的消极面向,以及面向未来起到形成性与调整性作用的积极面向,建构约谈程序;强化企业守法的内在动力,形塑企业的自我反思能力,探索约谈内容。

环境行政约谈的实践考察及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执法方式,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且与当前环境治理模式从行政管制向行政服务转变的理念相契合。从制度设计功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国内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立法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国际行政执法方式转变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还存在较多问题,如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框架缺位、约谈事由不科学、约谈结果偏离非强制性轨道、约谈程序缺乏等。基于环境治理理论得出,环境行政约谈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未来发展应重视激励性作用、预防效果,在明确环境行政约谈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加强立法供给,规范实践运行,提高环境执法绩效。

环境行政约谈初探

环境行政约谈制度是近几年开始在各地"风靡"的新型环境行政方式,这种类似行政指导的新型环境行政行为不仅提高了政府环境执法的效能,重塑了政府的环境责任体系,同时还完善了如环境信访、区域限批等相关环境制度。环境行政约谈是现代环境行政中解决"命令控制困境"的路径选择,同时也是实现"服务型政府"定位的新型制度设计。

网络信息内容规制领域行政约谈的法治化困境与进路

行政约谈在网络信息内容规制领域面临法制与执法层面的诸多困境,包括约谈立法不完善、层级低,约谈范围、对象与主体泛化,约谈的启动条件偏离预防功能,约谈执法有目标偏移及异化的风险等。对行政约谈既有理论资源进行梳理与反思,发现约谈陷入了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以及规制资源整合的理论阐释困境。面对以上困境,在理论范式层面,提出由政府单向规制转向主体间性的大规制视角、由形式合法转向实质合法等思路。在法制供给和执法层面,提出提高法律位阶、补充程序规范与问责机制、科学规范约谈主体与启动条件、建立激励机制、复归预防性功能、优化组合规制工具、建立双向沟通机制等具体方案。

论行政约谈的法律意蕴与救济

行政约谈是指行政机关为厘清真相并形成确信,预防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或纠正业已发生的违法行为,约请相对人到场并通过法规宣导、诫勉谈话、协商谈判等方式以获得相对人的协力之行政事实行为。行政约谈是将协商机制与契约精神引入行政执法场域的一种新尝试,研究行政约谈的法律问题必须对其展开类型化分析,行政约谈的类型化可以从其功能、目的、对象等不同的视角予以展开。行政事实行为属性决定了行政约谈的法律救济问题必须纳入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框架中予以具体分析。

行政约谈,谈什么,怎么谈

行政约谈契合现代回应型合作性公共行政的先进理念,作为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之典型,具备较大的潜在发展空间与功效优势,但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对行政约谈的必要性还需加深认识,扩大制度共识。针对现有漏洞和不足进行完善和补救,主要应该在法律依据、正当程序以及监督救济方面进行全面的保障。

我国行政约谈制度及其规范化构建

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型的柔性执法方式在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的出现和发展既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客观需要,又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诉求。行政约谈本质上属于柔性执法的范畴,是一种独立的新型行政行为,具有成本效率、民主平衡、法治理念三方面的价值功能,但目前尚无统一的规定,亟须进行规范化构建。在行政约谈制度规范化过程中,重点在于明确约谈原则,难点在于健全约谈程序,关键在于完善约谈的监督与救济机制。唯有如此才能将行政约谈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其成为行政管理活动领域的新常态。

行政约谈的治理功能、作用逻辑与法律规范

行政约谈是在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政府治理手段的创新与变革,其以国家权力为逻辑基础,通过科层内部、科层外部两种约谈形式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引导与规范,实现了行政执法从威慑到遵从的理念转变。行政约谈能够实现从模糊性负面趋向到确定性正向发展的转变,兼顾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治理效率,弥补制度漏洞与破解治理困境,但也有可能被异化为一种权宜之计、避责手段。基于此,应完善行政约谈制度建设、强化行政约谈法治约束、加强行政约谈监督问责,以保障行政约谈良性发展。

行政约谈适用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执法方式,因其发展并不完善,而在适用范围上备受争议,包括适用主体、适用情形以及适用对象。没有一部高位阶的规定对行政约谈的适用范围进行规范,其结果就是行政约谈被滥用,与现有行政行为体系无法有效衔接,无法达到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目的。因此,必须规范行政约谈的适用范围,才能确保这一新兴执法方式走上正轨。

试论行政约谈机制的可诉性及实现路径

随着社会管理的专业化,行政约谈机制在现代行政执法中运用越来越普遍。理论上的行政约谈机制是具有独立行政价值的事实行为,其内涵可以从约谈的主体、约谈目的和约谈的分类等构成要素进行界定。在类型化过程中,"违法预警型约谈"与"处罚督办型约谈",可能直接影响相关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过度""异化"的约谈,司法权力作为监督行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以事后性司法审判程序设置的方式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为公民权益救济提供可能。行政约谈的可诉性也应该主要针对此类行为进行设计。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行政约谈机制的可诉性具有深厚的公法学理论基础,包括"法律效果主义"下可诉性、司法权对行政权统制之界定和比例原则的权衡等。我国行政约谈机制可诉性的实现路径也应该在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础上,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且要注重调解原则的适用,做出规范性的判决。

纠偏与规制:试论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完善

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适用目前还存在约谈实施的单向性偏向较大、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地位的平等性失衡严重和约谈过程中的协商性不足三大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如何对环保行政约谈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也即集中于如何规制环保行政约谈上。因此,针对问题,建议环保行政约谈更多地采用平行式的运行模式、赋予行政相对人提起启动环保行政约谈的权利;同时有必要强调行政约谈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践除了必须遵守行政法基本原则以外,还需要遵守公益优先原则、预防优先原则、自愿协商原则、公开原则以及损害救济原则,防范环保行政约谈走向法治化的另一面。

我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之完善

行政约谈作为柔性执法手段,蕴含着"服务行政"的行政管理理念,体现了"协商合作"的精神。本文通过对环境行政约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梳理,认为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还存在约谈范围不清、强制性过大、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等问题,因此,应限制约谈的适用范围,加强协商合作,完善相关的权利保障制度,用法治方式使这一治理环境利器更加合法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