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组织法的功能拓展及其制度设计

传统行政组织法在行政主体理论范式下,以控权为核心,主要解决行政诉讼被告、职责职权如何锁定等主体合法性问题。随着社会功能的分化和自治能力的增强,传统行政组织法必须自我增量,行政组织法亦当发挥作为推进纵向分权、横向分工、行政与社会分权的符号与工具的功能。当前,面临现代国家行政任务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行政组织法还应当关注各种行政组织形态的基本样貌及其类型化特质,并从事其与特定行政任务之间匹配性、关联度的研究作业。公共行政组织的合法化、最佳化(正确化)构建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

从“大部门制”改革看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完善

"大部门制"改革需要我国行政组织法确立行政机关和行政职权的法制化、重新审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强化行政部门间的协调。行政组织法的改革和完善是推动和保障"大部门制"改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目前我国行政组织法在立法和规范上均存在许多不足,这需要我们在行政组织法中确立行政法治原则,完善行政组织立法体系,并着力增强其可操作性。

我国行政组织法法律功能异化问题研究

从社会功能分化角度出发,当代中国行政组织法存在由法律功能异化为政治功能的问题,制约了行政组织法的发展。行政组织法功能异化贯穿其运行主要过程,表现为制度规则潜行化、制定修改封闭化、组织实施暗箱化和权利救济梗塞化。功能异化有深层肇因,是文化因素、社会伦理、推进目标、体制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重建行政组织法功能,必须严控组织人事权,推进法治化管理,以开放姿态学习借鉴有益经验,以实现行政组织法法律功能回归。

大部制改革与行政组织法的完善

按照公共行政组织必须受制于法治原则的理念和要求,大部制改革不仅仅是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而且是政府转变职能、行政管理运行机制走向程序化、法治化的进程,更多地体现为对行政组织法治的需求。行政组织法不仅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也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有力保障。应根据大部制改革所体现的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要求和目标完善行政组织法,这也是大部制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

论机关诉讼——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一个思路

机关诉讼是指由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行政机关权限争议的一种诉讼类型。机关诉讼不仅符合司法最终解决纠纷的法治原则的要求,同时也有助于弥补我国现行相关立法的缺陷,进而引导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完善。

监管机构与行政组织法的发展——关于监管机构设立根据及建制理念的思考

监管机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为解决和矫正市场失灵问题而设立的一种特殊行政组织,其设立根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其专业性、技术性、灵活性减少决策成本;二是利用其独立性增强长期政策承诺的可信度。现代政府监管机构必须遵循独立性与可问责性并重的理念。

给付行政与行政组织法的变革——立足于行政任务多元化的观察

给付行政的发展,使得行政组织承担着多元化的行政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行政任务被不断交由私人承担,一些私法形式的行政组织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很多行政任务也开始越来越依靠地方基层组织。由此,行政组织法的纵向职权以及横向职权如何配置需要加以重新审视。

行政组织法发展缺位之检讨

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行政法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默默无闻发展到今天的“显学”，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立法法、公务员法以及国防法、教育法、卫生法等一大批行政法律得以制定实施，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核心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公私合作主体的兴起与行政组织法的新发展

参与公私合作(PPP)治理的各类原生型主体和次生型主体,可统称为公私合作主体。公私合作主体的勃兴,使得现有行政组织法的理论和制度陷入困境,亟待加强行政组织法的有效回应。公私合作主体的兴起,不但对行政组织法的调整界限和调控重心、行政主体的组织形态和组织程序、行政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与实体性组织规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且助推了新行政组织法的产生和成长。公私合作下行政组织法的新发展,需要扩展行政组织法的调整范围,根据不同种类进行不同密度的调整;促进行政主体向"公共任务承担体"组织形态的转型,建立健全以行政过程为导向的组织程序;构建组织法治、行政分权与合作、行政民主、组织效能等基本原则,革新行政组织法的实体性组织措施。

试论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的行政组织法构建

行政服务中心的建设业已成为当下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一环,但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遭遇了一系列发展难题的考问。这些问题至今难以破解关键在于根源性障碍未予排除,即相关行政组织法缺失。因而,有必要从行政组织法开始构建行政服务中心之法秩序。在当前,应以地方立法为重心逐步搭建行政服务中心组织法体系,着重规定行政服务中心的机构性质、行政隶属关系、职责与职权、机构设置、公务人员编制和管理等问题。

行政组织法基本范畴与新课题

行政组织法是宪法和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行政组织,是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的总体。行政组织与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主体含义不同,行政组织授权与法律法规授权,行政主体与行政执法主体等基本范畴也需要梳理和辨析。行政组织法对于配置职能权限、规范机构设置和编制、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也应引起重视。

论电子政务与行政组织法的创新

电子政务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与政府管理相结合的产物,其兴起与发展,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成为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权力配置、变革组织结构、提高管理与服务质量的催化剂和促进器。回应电子政务带来的挑战,必须创新行政组织,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法来引导和规范行政体制改革,保障电子政务的顺利实施,并为电子政务下的行政组织变革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

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看行政组织法的完善

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政府组织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就显得十分重要。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数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但都未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性突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没有以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为指导,缺乏完善的行政组织法的制度支持。因此,加强与完善行政组织立法是政府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自身理性要求,也是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条件。

当前我国行政组织法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行政组织法的研究范围、方法、价值与功能,一直是行政法学争论的焦点之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主要围绕着转变政府职能这一个核心问题,以党政关系、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央地关系的定位为基础,涉及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四大法律地位、组织功能不同的组织体。政府职能的调整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带来极大的冲击,探寻组织变革中的法律问题,进而给予回应是法学研究的责任。

知识经济与行政组织法治变革

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是行政组织法治变革的新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决定了行政组织法治变革的必然趋势是 :行政组织职能的转变、行政组织机构的改革和公务员素质的全面提高。

当代中国行政组织法的发展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行政组织法制建设和学术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这一切都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不过,仍有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被长期忽视,行政组织法制度供给的贫乏和学术研究的不足就属于这种情况。"精简—膨胀"的恶性循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缓慢以及学术研究的滞后是其主要原因。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行政法的制度供给上,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以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为契机 推动行政组织法发展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各级政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并对＂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以及＂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提出要求。2015年3月3日中办、国办印发《指导意见》,明确了推行地方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主要任务、原则、程序和时间表。《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提出,研究建立国务院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开展编制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试点工作。

完善行政组织法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加强和完善行政组织法立法是实现法治政府的关键,它不仅有助于规范目前行政管理缺乏职权法定化的乱象,保证依法行政的实施,而且对于促进整个行政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真正做到让政府"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就必须完善行政组织法。

行政组织法视域下的国务院“三定”规定研究

现代法治国家要求以完善的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来规范各级政府的部门设置、职权配置和人员编制。在我国,虽然国务院"三定"规定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这种规定并不具有行政组织法的性质与效力。因此,应当在完善国务院"三定"规定的基础上探索制定各部门组织法规和"组织基本法",以期建构完善的行政组织法律体系。

公私协力主体的生成及其对行政组织法的挑战

目前学界对公私协力的研究多从公私协力行为的角度进行讨论,鲜有从公私协力主体的角度进行分析,这种状况无助于公私协力研究的深入开展。作为一个整合性概念,公私协力主体系指参与公私合作关系的公、私部门主体以及因合作产生的派生主体,具有主体构成的多样性、主体角色的复合性、主体目标的合作性等法律特征。它可以划分为原生型主体与次生型主体两大类,前者包括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公法上的消费者,后者涵盖公权力受托人、特许经营者、政府业务承包人、社会合作管制主体以及公私合作公司。公私协力主体的兴起,对于我国行政组织法构成了挑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讨的新型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