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经营企业行政责任主体双罚制分离构想

研究以《食品安全法》第75条为基础,深入探讨了食品经营企业行政责任主体双罚制的分离构想。首先,分析现行行政责任主体双罚制的主要问题和挑战。然后,提出了3个创新的制度设计,包括科技驱动的监管、弹性罚款制度和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在科技驱动的监管部分,探索了如何利用大数据、AI和区块链等现代科技实现更精确、及时和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在弹性罚款制度部分,设计一种罚款制度,其中罚款的大小与违规行为的严重性、企业的规模和财务状况等因素挂钩,以实现更公平和有效的惩罚。在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部分,强调了企业应建立全面的食品安全供应链管理制度,以防止供应链中的食品安全问题。

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行政责任伦理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就是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和优势全面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有效推动实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在地方政府数字治理推行的过程中,存在行政人员的自利性与行政责任的公共性冲突、行政组织与行政组织间的价值性冲突、行政问责制度中情理问责与法理问责的冲突等困境,提出明确“他者”的逻辑起点、建立“负责任”的行政组织、优化制度的伦理化设计与运行等路径选择,推动地方政府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的法益确立与行为边界——以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两法衔接”为切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将出卖、转让档案行为的归责模式设置为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足以表明出卖、转让档案行为应当注重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两法衔接”。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的刑事违法判断具有完全从属性原理,具体表现在行政行为的概念和类型的从属性之上,其排除了刑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和兜底条款的独立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将出卖、转让国有档案行为界定需达到情节严重的条件,此种规定极易将一般违法的出卖、转让行为种类扩充至刑事司法之中,以消解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良性互动之效益。为此,有必要将出卖、转让档案行为的法益类型确立为“公共秩序的管理与维系”,并分别从行为的单独性和唯一性、行为评价的差异性,来划定出卖、转让档案的行为边界。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行政责任界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是推动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现有规则无法为各方主体行政责任的界定提供充分依据,在第三方治理中存在着第三方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不明确、行政处罚种类的适用及依据标准模糊、行政优益权的行使缺乏行政处分的有效规制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区分第三方治理模式类型的基础上,明确第三方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并以合同履行程度为重点,引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确定行政处罚的具体方式,加强对环境行政协议的规范约束,促进第三方治理模式在运行中的有效性。

建设工程总包、分包单位安全生产行政责任研究——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展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以下简称393号令)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建设工程总承包单位(以下简称总包单位)与分包单位的责任范围与承担方式,即总包单位对全部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与总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受上位法影响,很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中也有总包、分包单位安全生产连带责任的类似规定。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除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外,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还会面临行政责任的负担。但类似总包、分包单位之间的连带责任含义不明,如何承担行政连带责任不得其解,给行政执法实践带来巨大困惑。

反垄断法损害赔偿与行政责任的竞合、冲突与解决

在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我国司法与执法针对同一违法垄断行为的规制会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与行政责任的竞合。传统部门法理论强调行政处罚与民事损害赔偿之间的区别,并未考虑在同一垄断违法行为上同时适用行政责任与损害赔偿会导致责任重叠,从而对垄断行为产生过度威慑。法经济学的威慑理论认为,民法中的损害赔偿与行政法中的罚款之间除了有量的差异外并无质的区别,行政责任与损害赔偿具有共通的威慑逻辑,即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需要付出的成本高于其收益,这为衡量反垄断法律责任威慑垄断行为的威慑效果提供了评价基础。在反垄断损害赔偿与行政责任竞合的情况下,我国司法实践的做法是并立适用,因而有必要通过合理方案解决损害赔偿与行政责任的适用冲突问题。具体建议包括:授权反垄断执法机构界定损害赔偿责任、协调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与行政责任,以及承认行政处罚决定在后继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证明效力。

纵向垄断协议交易相对人行政责任的类型化配置

垄断协议以参与各方的合意为前提,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市场主体协商一致的限制竞争行为。交易相对人作为纵向垄断协议法律关系的主体,应当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可能的法律责任。但目前交易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认定规则以及与之相关的判断标准在理论研究和法律制度层面均未得到回应,以致执法实践中呈现出交易相对人行政责任分析缺位的态势。交易相对人与经营者同为纵向垄断协议的参与者,但二者在个案中发挥的客观作用与参与的主观心理状态有所区别,在应责性和责任承担的严厉程度上应当有所体现。就交易相对人行政责任的认定而言,应当以“客观作用+主观心理”作为其类型化的标准,由此划分为共同主导型交易相对人、辅助型交易相对人和胁从型交易相对人,并以此为基础考察竞争损害程度、获益情况、支付能力等因素,梯次配置相应的法律责任,以期全面、有效地规制纵向垄断协议。

浅析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行政责任界定

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现代化环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其中,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排污方和治污方的行政法律责任分配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实践中第三方污染治理体系中的法律关系渐趋复杂,当前以排污者为中心的行政责任分配标准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性。对此,本文在分析第三方治理中行政责任界分相关立法和实践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当明确治污方具有承担行政责任的资格,再以“对污染物的控制力和排放”为衡量各方行政责任大小的参考因素,讨论不同合作模式下各方行政责任的界分标准,以期为相关立法提供参考。

联合体成员投标材料虚假,牵头人应承担行政责任

案件来源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行初3号裁判要旨组成联合体投标意味着成员单位可以同一投标主体的身份参与招投标。该组合形式的动因在于,各成员之间可通过共享优势资源,弥补各自技术力量的相对不足,以达到增强投标竞争能力等目的。

环境监管行政责任设定缺失及其成因分析

中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存在比较突出的环境监管行政责任缺失问题。其主要表现为:环境监管行政责任设定主体较为混乱、环境监管行政责任规范与环境监管义务规范的设置缺乏合理对应与衔接;环境监管行政责任与行政相对人责任的设定严重失衡;环境监管行政责任条款普遍欠缺应有的规范性;环境监管行政责任形式设定单一;环境监管行政责任的追究者或者监督者责任设定空白。导致环境行政责任设定缺失的成因多元而复杂,其中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官本位"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行政主导型立法模式的制肘、立法主体失控的"经济人"特性驱使、立法权及其行使约束乏力的助推以及不良环境监管执法环境要素的羁绊。

论我国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

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健全与否,对于行政权力能否依法行使,行政法治能否实现,是至关重要的。新中国成立后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历史演变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恢复法治建设时期的行政责任制度的初步建立阶段;二是恢复法治建设10年后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快速发展阶段;三是近年来现代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阶段。考察我国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历史演变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我国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呈现以下发展趋势:从个别责任追究走向全面责任追究;从自上而下的行政责任追究向群众积极参与的责任追究发展;从注重"政治"层面的责任追究趋向制度化、法律化的责任追究。

宪政视角下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研究

依法治国的关键与核心是依法行政。在某种意义上,行政责任及其追究制度是否健全与国家法治状况密切相关。而行政责任及其追究制度是我国行政法治的薄弱环节。从宪政理论的角度来看,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理论基础至少可理解为: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是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是权力制约原则的体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是效率行政的要求。

行政伦理视角下行政责任冲突研究综述

本文从相关的基本概念出发,分析了行政伦理、行政责任和行政责任冲突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现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行政伦理和行政责任领域的研究进程和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与梳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此领域的研究动态与趋势,对进一步研究行政伦理和行政责任冲突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重大事故的行政责任探讨

2 0 0 1年国务院发布了《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 ,对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作了规定 ,然而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还须探讨 ,尤其在近一两年来重大事故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本文分析了重大事故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认为重大事故行政责任是“责任者”应当承担的责任 ,行政主体承担的应当是连带责任 ,同时善后处理也是重要的责任形式。

中国行政责任制度的再思考

行政责任制度是保证政府组织有效的实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重要保障之一,在我国这一制度包括行政组织责任制、行政法律责任制、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岗位责任制等方面。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这一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并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其次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最后是行政责任制度的落实。

内部行政责任的价值功能

随着我国行政法制化的进程,越来越迫切需要全方位行政工作法制化。内部行政责任理论弥补了原有行政责任的不足,提高了行政法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从而完善了我国行政责任理论。内部行政责任理论不仅填补了原有行政法的空白,而且解决了现有内部行政责任机制运行的问题。

我国行政责任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行政责任法律制度的目的之一是约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增强其责任意识,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它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行政,行政行为的依据、内容和实施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但是,当前行政责任法律制度不规范,存在诸多不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不能很好地落实到实处。因此,必须加强行政责任法律制度的相关立法。

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初探

分析了行政责任和归责原则的含义,对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作出了界定,阐释了我国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的内容。

论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准确认定

领导责任是领导人实施领导行为时应当承担责任形式的总称,在具体认定时可细分为非法律责任(即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可划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就行政领导人而言,是否要承担行政责任的关键在于有无实施违反行政领导职责的行为。行政领导职责的表现形式虽然纷繁复杂,却总以利益的妥善衡量、资源的合理分配、程序的适当关注和组织的正常运作等为依托,其实质是行政裁量权的运作。因此,对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认定,必须以违反行政领导职责的责任行为为标准,正确划分合理裁量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界限,依此方能作出准确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