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街头官僚问责制:理论述评与模型构建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街头官僚广泛介入公共事务故需要问责制,但因街头环境的特殊性而长期存在问责困境。数字时代信息通信技术(ICT)被寄予厚望,但未聚焦街头官僚问责制,反而引发ICT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限权—赋权”争论。本文首先回顾李普斯基对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定义,其群际关系与行为模式取向要求区分问责主体、关注街头官僚的感知和行为,归纳街头官僚可问责性的事实可能性与价值适当性。其次在述评宏观技术与制度视角、中观组织与ICT类型,以及微观“政府端—公民端”感知问责与应对/问责行为三个层面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分析模型。最后进行未来研究展望,以期夯实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的微观基础。

何以“自由”:理解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一个中观层面的整合性框架

街头官僚理论的发展,需要加强微观与宏观研究的衔接。基于互动主义视角搭建权力要素系统的整合性框架,讨论自由裁量权的产生、运作及形变逻辑。研究发现,要素系统由权力场景与权力关系交互形塑,边界产生的权力基础在非对称博弈中强化,赋能权力方式,反作用于系统各要素,推动系统运行与更新。该框架可以为打通微观与宏观研究提供分析工具,并有利于进一步挖掘街头官僚政治的理论意蕴和研究议题。

风箱中的老鼠:双重压力下的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

街头官僚身负“国家代理人”与“民众代理人”双重角色,在执法实践中需要同时兼顾“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双重使命。在面对必须严格按章落实政策的执行压力与响应民众需求的回应压力时,街头官僚陷入了双重压力之下的“风箱困境”。本研究探索在此种冲突性的双重压力之下,街头官僚是否会作出“亲民”的行为选择,即执行压力和回应压力能否影响街头官僚的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本研究采用调查实验方法,通过模拟基层执法情境对执行压力、回应压力与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之间的因果机制与调节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回应压力能够显著影响街头官僚的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但执行压力对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执行压力也没有显著影响回应压力与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模拟执法场景展开实验研究,避免了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引入压力场景,拓展了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的研究视角,丰富了中国情境下基层执法类公务员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实证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如何影响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使用意愿?——一项调查实验研究

街头官僚在执法过程中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是促进执法的教育与处罚手段相结合的重要保障。然而,长期的跟踪调查发现,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交通执法活动,作为街头官僚的交通警察不再倾向于使用自由裁量权,交通执法出现了“以罚代管”的现象。为了检验该发现并进一步解释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使用意愿削弱的机制,论文以H省L市190名交通警察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次调查实验。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应用的确会导致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使用意愿下降;第二,感知流程复杂性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改变了街头官僚执法的客观条件,挤压了街头官僚的行动空间,导致他们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意愿降低。论文丰富了针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并发现了新的作用机制,对如何在交通执法中引入人工智能的工作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与公众归责倾向

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对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决策发表看法并对负面后果进行归责,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同样出现负面后果的自由裁量决策中,公众是否会依据自由裁量决策的议题属性形成差异的归责倾向?论文探讨公众如何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负面后果进行归责,通过一项多案例研究,以及一项调查实验研究发现:(1)公众在面对具有显著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时,更不倾向归责于街头官僚且更能够容忍负面后果;(2)公众在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进行归责中存在两种心理机制,具体是“对负面后果的积极归因”和“较少的愤怒情绪”。研究实证结论表明,在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出现负面后果时,政府旨在回应社会问责压力的强力问责举措并不总能获得公众的支持。在对引起公众关注的自由裁量负面后果实施问责时,地方政府应根据议题属性做出区分。

“准街头官僚”的失范与治理——以城管部门协管员为例

针对既往"街头官僚"研究忽略了协管员、临时工这一在政府部门大量存在的"准街头官僚"群体问题,指出城管协管员在为城市管理作出贡献的同时,其表现出的以权谋私、妨碍执法及抢夺权威等失范行为,对城市治理、队伍建设和政府形象产生了恶劣影响,亟须治理。然而,由于事权配置失衡,基层治理资源匮乏,协管员身份等因素,使得协管员治理陷入"既离不开又难以有效管理"的"投鼠忌器"式两难困境。认为基层政府应致力于培育正规力量,在协管员等"准街头官僚"群体的报酬上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并明确和加强一线执法队员和协管员间的连带责任。

“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中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

利普斯基(M·Lipsky)把"街头官僚"定义为在公共部门直接面对民众、具有政策判断力的人员,而中国土壤上的"街头官僚"主要是"镇头官僚",他们是指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人员。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具有选择执行、替代执行、敷衍执行三种独特的行动逻辑。为有效防控他们在政策执行时滥用权力,本人从"镇头官僚"自身、基层政府组织和公民的角度出发,就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落实"镇头官僚"责任追究制,监督"镇头官僚"的政策执行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社会救助提升农村贫困残障者的生活机遇了吗?——残障污名与街头官僚、救助政策的交互效应研究

【问题】污名是残障反贫困政策效果不彰的重要解释因素,它与政策递送体系关系错综复杂。在我国残障污名是如何与街头官僚、单向度的救助政策交互影响农村残障者摆脱贫困的权利禀赋,从而影响生活机遇提升和贫困消除的?【方法】运用个案研究法,通过入户调查和深入访谈获得质性数据,呈现D省农村残障反贫困政策的执行过程;运用扎根法探讨农村残障者脱贫权利禀赋的构成要素。【发现】首先,残障的政策污名潜移默化影响了贫困残障者的福利资格、申请体验和实质获益,街头官僚落实且强化了政策污名,而单向度的反贫困政策无助于消弭残障的政策污名,难以提升贫困残障者的生活机遇。其次,自我决定权、话语权和行动力构成了残障者摆脱实质贫困、提升生活机遇的权利禀赋;而污名,消极回应、单向度的反贫困政策安排与街头官僚的政策执行行为未能有效提升农村残障者脱贫的权利禀赋。最后,社会救助制度参与了对“残疾”现象的污名建构,政策污名强化了残障者不正常、无能和懒惰等社会标签效应,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家人和街头官僚的依附。【贡献】论文基于交叉性理论指出残障污名与反贫困政策、街头官僚的政策行动的交互作用机制,提出了一个基于家庭权利结构的残障个体脱贫的权利禀赋集合,丰富了对农村残障减贫政策价值观和发展路径的认知。

街头官僚概念的中国适用性:对中国街头官僚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探讨

在被国内学者用来描述和解释中国行政实践时,街头官僚概念本身的中国适用性并未得到自觉探讨,这就使街头官僚究竟指涉哪些群体语焉不详,街头官僚理论与解决中国问题的适切性也显得晦暗不明。以经典街头官僚定义的要件为基础,转换它的国别和时代背景,中国街头官僚的判断标准得以确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之得以清晰界定。中国当代街头官僚不等同于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也不只局限于公务员队伍中。在整合的意义上,可以将不同历史时期与民众直接互动、在行政行动中具有自主性的官僚组织成员统称为街头官僚。街头官僚概念的中国适用性因概念的重新界定得以确立,并在综合性理论的期许下产生新的理论和实践展望。

街头官僚理论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刍议

街头官僚理论研究是西方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是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政策制定能力,并探讨有效控制街头官僚的途径。以街头官僚理论为视角,对提高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行政执法能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街头官僚问责:逻辑意蕴、即时监督与新媒体工具选择

街头官僚行为失范已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政府与社会有必要对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制约,以防权力滥用与权力寻租。通过构建电子政务监督模式,将监督工具具体化为新媒体时代的微博,并以制度约束为微博问政作保障,对监控问题作出了回应。

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失范及其矫正——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

村组干部是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到位的实际担当者。运用街头官僚理论审视后发现,在乡村场域下,村组干部因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空间,导致了精准扶贫政策在乡村地区的执行扭曲,呈现出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替换性执行、扶贫项目精准安排象征性执行、扶贫资金精准使用隐瞒性执行以及扶贫措施精准到户附加性执行等失范表现。影响村组干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失范的原因主要有精准扶贫政策本身的丰富性、村组干部综合素质偏低、乡村场域下政策执行环境的复杂性等等,鉴此,提出确立地方性规范、提高村组干部的综合素质、加强政策宣传和完善激励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以期寻求新时期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治理之道。

农村低保政策的变通执行:生成逻辑与治理之道——基于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

街头官僚在农村低保变通执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低保政策变通执行的生成主要是由县级政权的模糊型治理及低保标准的抽象性、乡镇政权的弱监督约束、村级治理资源的缺失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应在确立地方性规范、构建监督与激励机制、培育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自治组织等方面进行治理。

街头官僚的空间阐释——基于工作界面的比较分析

街头官僚现象的兴起提出了加强街头官僚的理论研究的现实任务。街头官僚概念是一个由空间关系来定义的概念,是空间化思维建构的结果。"街头"不是对工作场景的直观描述,而是对街头官僚与公民直接打交道时的工作界面的一种高度抽象,是定义街头官僚的一个空间的隐喻。根据街头官僚工作界面的空间性质,街头官僚的行动空间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窗口空间、街头空间和社区空间。不同的空间对街头官僚和公民的行为及其互动过程都施加了约束和限制,在其中活动的街头官僚与公民的行动性质和相互关系都有所不同。这为深入理解街头官僚及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和方法。

城管行为失范的行动逻辑及其规制对策——基于街头官僚视角

城管执法人员既是城市治理过程中公共政策的执行者,也是与社会公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基层公务人员。城管执法人员属于"街头官僚"范畴。其执法过程存在行为失效现象,如执法程序的缺位执行、行政执法方式的选择不当、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渡滥用等。行为失范的原因主要包括个体利己性、有限而又稀缺的政策资源、规则的非理性依赖、执法对象的非自愿性等。应采取伦理和道德教育、重塑执法流程、法律监督等来约束执法人员的行为。

街头官僚行为的行政伦理控制探析

在官僚制模式的行政体制内,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是按照层级节制的体制执行的,所以末梢的基层官僚直接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公共福利的资源分配,李普斯把这种基层官僚叫做街头官僚。本文正是以街头官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他们特有的行为逻辑,由于外部的监督与控制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因此加强伦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重点从行政伦理的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提出了探索性的伦理建设意见。

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

政府机关中的街头官僚是指处于基层或一线,直接与公民打交道的政府公务员。他们处于政策执行的末梢环节,掌握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对公民实施赏罚决断。街头官僚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行动逻辑。街头官僚一般的行动逻辑可以归纳为四个典型的方面:激励不足,职务晋升机会的缺乏导致激励不足;规则依赖,安全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促使他们在照章办事的逻辑中寻求免责;选择执行,即在约束条件下选择理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最有利可图的政策执行;一线弃权,即刻意规避某些麻烦的、危险的、需要更多付出但难以见成效的工作,并日益远离一线或现场。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必须从管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四个方面入手,并运用相应的控制工具。

街头官僚运动式执法的动员机制——基于广州市A街道流动摊贩治理问题的探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实践提出了高标准和严要求,街头官僚作为一线执法人员,在治理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运动式治理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相比常规治理,能够通过强大的动员机制,产生良好的治理绩效。基于广州市A街道流动摊贩问题治理中城管人员的日常执法和专项整治行动,探讨了街头官僚运动式执法的动员机制。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能够通过街头官僚执法目标的聚焦,执法条件的改善,绩效考核强激励和强控制,在提高街头官僚执法能力的同时,控制其执法弹性空间,达到治理目标,实现治理绩效。

街头官僚理论视野下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研究——基于政策执行主体的考察

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官僚执行问题和自由裁量权问题,它为分析基层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利益差异是导致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梗阻的内在动因,这些利益差异包括政策执行主体之间、政策执行主体与乡镇政府之间、乡镇政府与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以及利益群体与乡镇政府之间。从政策执行主体角度出发完善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必须强化公务员公共精神,树立良好的执行心态,提高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