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世硕先生的历史剧创作观——兼及对当代历史剧创作的启示意义

袁世硕先生对历史剧创作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艺术形象的准确定位、历史真实的现实意义和谋篇布局的精细设计。这些创作观念,不仅揭示了古代历史剧创作的深层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代的历史剧创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蒲松龄研究的重要成果——读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

自70年代末,在袁世硕教授的科研视野中,“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地位愈来愈突出、愈来愈重要了。正如著者本人所说:“作为山东省最高学府的山东大学的一名古典文学教师,没有理由对本省的先贤、足使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文学巨匠蒲松龄及其著作,漠然视之。”(《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前言)这部30余万言的(《新考》,便是著者基于上述考虑,花费七个寒署的心血的结晶。众所周知,走近一位作家,可以套用一句现成的俗语,这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然而,

袁世硕教授与元明清文学研究

袁世硕教授1929年生于山东兖州,1949年考入华东大学,1950年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2年以优异成绩被著名学者冯沅君教授提名留校任教。在冯教授精心指导下,深入研治元明清文学,初致力于戏曲,后偏重于小说。三十年来,发表了一批极富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袁世硕教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科学的方法,注重从纵横联系中,总结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规律。在《红楼梦》研究中,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红楼梦〉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一文,通过中国长篇小说演进轨迹的描摹,显示了《红楼梦》反映现实的特点,确定了其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地位。《〈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及其性质问题》一文,从作家与作品和社会经济。

《袁世硕文集》

近期,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袁世硕先生的《袁世硕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册,收入《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聊斋志异〉知解散论》《孔尚任年谱》《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文学史理论·交流》五种著述,并在《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版)的基础上增入《“蒲松龄及冠之年便作起志怪小说”说再辩证》《张增庆挽蒲松龄的诗》《〈异史〉:〈聊斋志异〉的易名抄本》《谈〈聊斋志异〉黄炎熙抄本》《〈聊斋志异〉早期抄本考察》五篇论文,后附三篇书评。

袁世硕……

袁世硕 1929年11月19日生 于山东兖州。1953年7月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历助教、讲师、副教授,1983年晋升教授,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文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兼职有山东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知人论世:让理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访古典文学专家袁世硕教授

袁世硕(1929—),山东兖州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兼重国学传统训诂考证与现代文学批评。著有《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等,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百余篇。主编有《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八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社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首席专家。

《蒲松齡<醜俊巴曲>考論 釋文 注釋》

据《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记载,蒲松龄共创作了《墙头记》 、《姑妇曲》、《丑俊巴》 、《增补幸云曲》 等15部俚曲。这15部俚曲目前均已刊行。其中《丑俊巴》是仅存1500余字的残本。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新材料的发现,对俚曲某些篇目的真实性也提出了积极的质疑甚至否定。本书作者在日本庆应义塾图书馆(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之一馆)“聊斋文库”中新发现“聊斋俚曲”全本《丑俊巴曲》抄本,共计24回近30000字,且内容与既刊《丑俊巴》完全不同。该抄本由平井雅尾医生于上世纪30年代在淄川购得,后来带到了日本收藏。迄今为止,胡适、路大荒、袁世硕、藤田祐贤、邹宗良等学者均未见此抄本。这是作品收藏近百年来的首次发现。

“问题”教授袁世硕

'研究古代文学会让我们知道社会生活中很多未知的东西,现在,我依然不停地思考,思考未知的问题会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头脑中想到什么问题,就去解决一下,这是我自己走的路。'在袁先生的意识中,开展学术研究的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它不仅使我们对一些现有理论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力,更有助于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突破与升华。从事古代文学专业研究已六十余年,谈起自己的研究,袁世硕先生仍兴致盎然、深迷其中。

“山东大学中文名家全集”简介

山东大学素有“文史见长”的美誉,名家辈出,著述丰硕。为了及时总结历史成就,山东大学文学院组织编辑整理出版“山东大学中文名家全集”,第一批共十七家:杨振声、黄孝纾、殷孟伦、殷焕先、高兰、刘泮溪、孙昌熙、关德栋、董治安、牟世金、张可礼、刘乃昌、袁世硕、郭延礼、葛本仪、钱曾怡、曾繁仁。编辑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已经出版的有八家,现予以介绍。

蒲松龄研究的范式与价值选择——基于一种民间性的考察

古人有＂知人论世＂之说,这是研究一个作家不可逾越的第一步。家世生平是蒲松龄研究的重要内容,与文本研究互有联系,对其研究越多,对其著述的理解就会越深。从胡适先生的《蒲松龄的生年考》,到袁世硕先生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和杨海儒先生的《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以及其他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解决了许多蒲松龄的家世生平问题,丰富了对蒲松龄及其著作的认识。

花十年功夫 磨一本好书

明镜察形,往古知今。历史是中国社会各个群体观照的深沉疆域,而文学史则是现代人沟通过去与当下的精神通道,从过去透视当下,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对于新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袁世硕作为编写组首席专家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教材编写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全面展示出中华民族文学历史悠久、文类繁多、代有所胜、诗歌最富的辉煌历史面貌。在时间上跨越了上古神话、先秦时代到近代五四运动时期,思接千载;地域上囊括了中国历史境内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学历史,视通万里。体现出以儒家为主导的人文精神和美学特色,以最充分的文学事实彰显民族文化自信。

《琴瑟乐》辨

蒲忪龄的聊斋俚《琴瑟乐》自国内《聊斋佚文辑注》、《蒲松龄研究》(总第2期)刊出以来,引起蒲学界许多学者的关注。本来,路大荒先生在编辑《蒲松龄集》时,就单单没收俚曲十四种之一的《琴瑟乐》,并在编订后记中注明:“只有《琴瑟乐》一种没见到。(另一种《闺艳秦声》,据说就是《琴瑟乐》,但无依据,难以考定是否蒲氏作品,且内容黄色,故不列入。)”如此。

《聊斋志异》是按写作先后编次的吗?——与章培恒同志商榷

《聊斋志异》原稿的编次,章培恒同志先后写了两篇文章,提出许多原则性意见①。他通过对现存半部的《聊斋志异》原稿与铸雪斋抄本的对勘,推断出全书八册,每册一卷,並指出了各册的起讫篇目②,还根据一些作品标明的故事发生时间,指出:“此书的写作,前后共四十余年。”这些无疑都是对的。唯坚持认定:“《志异》诸篇系按写作先后排列”;“从稿本每一册内部的各篇次序看,凡有写作年代可考的作品,皆先写的排列在前,晚写的排列在后,而绝没有相反的情况”;“而且在各册稿本之间亦各有其写作年代上的断限”。

从《聊斋志异》手稿本看铸雪斋抄本

从《聊斋志异》手稿本看铸雪斋抄本麦缃《聊斋志异》诸版本中，以青柯亭本影啊最大。它利行于清代乾隆年间，翻刻本众多，形成系统，至今仍为通行本。它流传了近两个世纪以后，发现了作者的半部手稿本，后来又发现了铸雪斋抄本。以这三个本子互校，可以清楚地看到：青柯亭...

《聊斋志异·张贡士》小考

劳洪先生曾撰文指出，《聊斋志异·张贡士》所记为张贞事（《〈聊斋志异·张贡士〉中张贞其人》，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７日）。但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在此篇正文后有“高西园云”一段附则，说张贡士不是指张贞，而是指张贞的长子张在辛。那么，这位张贡士究...

由《聊斋偶存草》所见聊斋诗的整理诸问题

由《聊斋偶存草》所见聊斋诗的整理诸问题邹宗良就现存聊斋诗的抄本而言，蒲松龄纪念馆收藏的《聊斋偶存草》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个。十几年前，袁世硕等先生详细研究了这个抄本，写成《对（聊斋偶存草）的考察》一文，①从而引起了海内外研究者对此抄本的广泛注意。此后，...

蒲松龄与王士禛的交往疑点探讨

清初山东两大文学名人蒲松龄与王士(礻真),之间不仅数有书信往来,而且还曾见过面。专家们在论及此事时,依据聊斋诗文等资料,确认二人会面时间为康熙二十六年,地点在淄川县西铺村蒲松龄的馆东亦即王士(礻真)的从姑夫毕际有家中,并认为王曾借过蒲的钱,但用途原因不明。还有人认为蒲松龄与王士(礻真)的会面地址是在桓台新城王家,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其依据即二人会面原因之“公事”乃指王士禄(西樵)的丧事而言。为了弄清蒲、王交往之疑点,笔者也对部分资料进行了探析,兹将结果公之于众,或许能为研究者提供点滴线索耳。

二卷本《聊斋诗集》探考

二卷本《聊斋诗集》探考邹宗良今本《蒲松龄集》的诗集部分，是已故路大荒先生依据他所见到的许多《聊斋诗集》旧抄本去其重复、反复斟酌而后编定的。路先生为编订《蒲松龄集》而多方搜求资料，历数十寒暑而后成书，确实称得上是“蒲柳泉身后最深厚的知己之一”。①由于蒲...

也谈《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的文字

也谈《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的文字麦缃《聊斋志异》的版本比较多，问题相当复杂。先是青柯亭刻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现了半部手稿本；后来又发现了铸雪斋抄本。这三个本子对比，暴露出青柯亭刻本的一大缺点：原稿中为清统者忌讳的词语，它作过许多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