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犯罪被害人补救体系的法制完善

环境犯罪被害人补救体系的法制完善应当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基础,依循“国家-社会-个人”的逻辑进路,涵盖被害人补偿制度、被害人援助制度和被害人赔偿制度。在被害人补偿方面,应当以国家责任理论为主要依据,以政治利益的合目的性和社会福利的效率为制约,从资金来源和补偿原则两个方面加以完善。在被害人援助方面,应当适度借鉴域外经验,健全相关法律政策,在完善全国性的犯罪被害人援助网络的基础上建立专门的环境犯罪被害人援助组织。在被害人赔偿方面,应当明确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被害人赔偿的优先性,从被害人视角完善环境刑事诉讼程序,加强环境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被害人自杀之介入对刑法因果关系认定的影响——基于16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针对介入被害人自杀行为的案件,我国司法实务采取了不同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包括偶然/必然因果关系说、间接/直接原因说、条件说、重要说及相当因果关系说等。但是,上述理论学说都存在难以修正的缺陷,不仅未能提供明确具体的判断标准,而且未能类型化地把握介入因素的性质,还使裁判者承载着一次性完成归因与归责的思想重担。相较而言,客观归属理论消除了上述因果关系理论的弊端,较为合理。客观归属理论对介入被害人自杀行为的案件进行了三个步骤的考量,即以条件说为基础,以危险增加作为危险创设的判断标准,以规范保护目的作为危险实现的认定尺度。同时,在危险实现中,该理论认为应首先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蕴含致人死亡的危险。若蕴含,则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若不蕴含,则要引入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若符合被害人自我答责的成立要件,则由被害人自我答责;若不符合,则要依据具体情况判断责任归属。具体而言,若被害人不具有自我决定能力,则由负有监护义务的第三人承担责任;若被害人不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则仍由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

敲诈勒索罪认定中的被害人因素分析

敲诈勒索罪认定中的被害人因素分析,不仅是一个视角转换问题,而且是该罪的犯罪构成所决定的必然路径。敲诈勒索罪(既遂)的认定,需要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这一要素,因为只有具备恐惧的危险、无能、无助三个因素时,被害人受到的心理(或意志自由)强制(或压迫)最大,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法益支配权施加的影响最强,从而打破被害人对财产的支配关系的可能性最大。敲诈勒索罪(既遂)的认定,需要被害人处分行为这一要素,通过被害人处分行为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区分财产犯罪中作为交付型犯罪的敲诈勒索罪与毁弃型犯罪,处分行为也可以区分取得型犯罪中自外向内侵害的夺取型犯罪与自内向外侵害的交付型犯罪的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的认定中,被害人责任对犯罪成立的影响,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判决书中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但书”作为法条形式依据予以出罪。

电信诈骗案件退赔机制运行困境与出路——基于被害人教义学视角的展开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完善了多位一体的预防、打击电信诈骗活动制度建设,但是在过往电信诈骗案件办理中,因为多重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追赃挽损不及时,不仅会进一步扩大损害结果,而且极易产生因被害人的种种不满而衍生的社会治理风险。针对违法所得退赔被害人问题,各地司法呈现出多维倾向,形成被害人保护以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对立立场。基于法益恢复之现实需要,被害人保护应该成为处理电信诈骗退赔问题应有立场,在此基础上应当兼顾被告人责任的合理分配。被害人保护的目标可以通过扩大责任主体范围、精准适用连带责任以及先行返还程序等具体措施实现,而公平追偿、退赔激励性制度则是实现被告人责任公平的保证。

欺骗型奸淫中被害人同意效力的认定

欺骗型奸淫中被害人同意效力的认定不仅在刑事裁判实践中存在疑难,而且在理论上直接关系到强奸罪中“违背被害人意志”成立与否。基于刑法家长主义的全面无效说极度扩大了处罚范围,而以保护法益为出发点的法益关系错误说在疑难案件中难以自圆其说。为修正传统理论的缺陷,需要以认识错误产生原因及知道规则为第一层次判断标准,再以认识错误是否与法益相关作为第二层次判断标准,最后以同意的任意性作为第三层次判断标准,从而确立一般性的判断方法。欺骗型奸淫能够进一步类型化为身份欺骗型、性行为性质欺骗型、期待利益欺骗型及隐瞒性病欺骗型,并在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指导下分别获得合理的判断与论证。以层次化的被害人同意判断标准为指引,能够合理应对欺骗型奸淫行为的司法认定问题,并推进刑法实现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的双重目标。

论过失犯中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关系

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自陷风险均隶属于被害人教义学体系,但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存在较大争议。当前的有力见解是将被害人自陷风险理解为被害人同意的特殊类型,并运用同意理论解释自陷风险情形何以排除刑法归责。然而,自陷风险问题难以在同意理论之中“求解”。从同意结果说的角度分析,统合同意与自陷风险的观点扭曲了被害人真实的自我决定,属于“不诚实的拟制”;从同意行为说的角度分析,统合论的见解导致同意的“客观化”,偏离了同意的经典法理。基于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自陷风险在自我决定内容方面的根本差异,有必要将它们区别为两个独立的问题,并在教义学层面为二者配置不同的解释方案。前者沿用经典的同意理论,后者则可适用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

集资诈骗犯罪被害人投资行为的生成逻辑与预防对策

集资诈骗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及金融管理秩序。从被害人角度阐明集资诈骗犯罪中投资行为的演进机理,是预防并治理该类犯罪的重要前提。基于105篇集资诈骗犯罪一审判决文书对被害人投资行为过程进行画像,进而整合MOA模型和信号理论构建被害人投资行为生成逻辑分析框架,被害人投资行为生成逻辑得以解构,具体包括:投资动机、投资能力及投资机会是促成被害人投资行为产生的三要素;不法分子通过创设工具信号促使被害人的投资动机激活与维持、投资能力虚构与赋予、投资机会识别与确认,最终生成投资行为;在被害人与不法分子的进一步工具信号传播下,投资行为得以扩散。为有效预防集资诈骗犯罪被害人投资行为的生成,应着力从数智赋能、信号拦截、动机塑造、能力提升、机会拓展等方面予以靶向干预。

被害人教义学的理论基础、解释方法与内在逻辑

被害人教义学自其问世以来一直都存在着争议与质疑。批评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否定被害人教义学的正当性:被害人教义学曲解了辅助性原则的基本内涵、目的论限缩方法逾越了刑法规范核心语义范畴、被害人教义学实质上侵占了被害人的自由空间。事实上,将辅助性原则的内涵理解为包括被害人自我保护可能性在内的扩张性概念,既是从社会契约论以及刑罚权历史演变中得出的结果,也是当前预防刑法背景下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必然选择。目的论限缩原则的正当性源于对立法目的的忠实维护,被害人教义学作为目的论限缩方法,通过充分考虑刑法具体规范目的,并以犯罪行为的应罚性和需罚性为判断标准,能够实现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合理限缩。被害人教义学有其特定的适用场域,家长主义并不排斥公民自我保护,因而并未侵占被害人的自由空间;被害人教义学在尊重法益主体处分自由的基础上提升了其自治能力,促进了法益主体自由的实现。

刑民交叉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司法困境及消解

近年来虽然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总量有所下降,但低龄未成年人和性侵受害案件依然有所增加。在涉少的民刑交叉案件中,应当根据《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所引申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双向保护和国家亲权三项原则,结合域内外有益司法经验,通过对现行法律规范的分析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的未成年被害人民事权利保护体系,形成未成年被害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规则。并从未成年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障角度出发,将民事法律纳入到刑事司法程序的射程内,依职权探知未成年被害人所遭受的民事权益侵害,并履行司法机关的释法义务,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才能全面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

强奸致被害人怀孕在性质上属于“情节恶劣”

法答网问题:司法实践中,对强奸致被害人怀孕及怀孕后流产、引产、生育的,能否加重处罚?如加重处罚,属于《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1项规定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还是第5项规定的“造成幼女伤害”,或是第6项规定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性侵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审查判断的实践探索与反思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常常呈现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构造,为此,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往往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然而,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未臻健全使其陈述的完整性与稳定性欠佳,而且受外界因素影响易致陈述“失真”。我国实务部门对此展开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如适当放宽证据的审查标准,综合运用情态证据、过程证据、品格证据以及经验法则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但是,上述探索存在着不当放宽证据的审查标准、情态证据审查动力不足、过程证据审查形式化、品格证据运用不规范以及经验法则运用失范等问题。对此,应当构建“多元求真”的综合性证据审查模式,在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内容进行完整性、合理性审查的前提下,辅之以多种辅助证据以及经验法则展开审查。

被害人同意视角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限度

被害人同意理论强调了被害人在信息流通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能够消解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对立,维持刑法的最后法地位,因此需要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加以适用。但实务中并未完全将被害人同意理论进行贯彻,在被害人同意的具体内容、明确程度和法律效果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被害人同意的主体应当具有风险识别能力是被害人意思自决的当然前提。被害人同意的内容应当是行为人的危害行为而非具体结果,并且弱同意模式应当在信息流通过程中得到承认,以维护个人信息的高效利用。因此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具体适用被害人同意理论时,应当否定信息弱势群体的单独同意以加强法律保护。在同意内容方面,被害人能够预见信息用途的同意即可作为出罪事由。在同意形式方面,行为人在被害人公开范围内获取利用其个人信息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将伦理过错认定为被害人过错,混淆了案发原因与被害人过错。案件起因与犯罪动机相关,是判断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指标;被害人过错则与因果关系、结果产生相关,是关乎刑事责任分配的衡量要素。由于被害人过错能够对行为不法与有责性判断产生实质化的影响,因此,被害人过错的认定应当围绕着因果关系展开。一是被害人过错应当是“着手实行—结果”因果关系中的被害人言行,而行为之前、结果之后的被害人言行不是被害人过错。二是被害人过错必须是对犯罪结果产生提供直接原因力的言行,包括风险升高、实现结果两种行为类型。三是被害人的本能行为、合理合法行为,即便因为介入因果关系对结果产生具有原因力,也不属于被害人过错。

未成年女性被害人保护主体补位与协同联动

未成年女性被害人是一个更为特殊和弱势的群体,受到犯罪侵害后其身心备受摧残因而迫切需要救助与保护。本文基于社会保护理论分析框架和未成年人保护责任体系,运用文献和个案分析对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处境进行审视。在针对未成年女性被害人实施的保护行动中,家庭是与被害人关系最紧密的责任主体且发挥主要作用。当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尤其是女性被害人保护,亟须重构保护主体补位与协同联动机制,以家庭为基础、司法为焦点、社工为枢纽,协同学校、政府、网络等多元主体,打通固有边界、链接有效资源、聚合共同责任,持续提升多元主体主动履责、协同保护的意识、能力和效果,不断健全和完善新时代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社会保护体系,为未成年女性安全生活、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被害人自杀等严重结果归属的类型化分析——论拟制的结果归属之成立与限制

多数观点认为,采用通常的结果归属路径无法解释我国刑法分则中将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等严重后果作为入罪条件、加重处罚情节等内容的规定。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归属存在多种类型,不能一概而论。依据结果归属的性质,可将其分为入罪条件、加重处罚情节、酌情从重处罚情节、自诉转公诉类型的结果归属。同时,还可依据主体内容将其进一步分为被害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以及他人发生的结果归属。其中,将被害人及他人自杀等严重后果作为入罪条件、自诉转公诉条件的做法成立通常的结果归属。其他类型的结果归属由于超过构成要件保护范围或行为人缺乏结果预见可能性,属于拟制的结果归属。拟制的结果归属具有存在的可能性,但应当限制其适用范围。对于完全背离通常的结果归属路径的危害结果,不得将其拟制归属于行为人。

轻罪化背景下被害人承诺的效力问题研究

被害人承诺作为出罪事由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然而在其效力问题的研究上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利益衡量说有效协调了公民的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利益衡量说的基础之上,结合刑法效果的类型可将被害人承诺的效力形态分为有效、生效、无效等三种类型。通过借鉴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的四要素,进一步明确有效、无效、生效的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的具体内容,形成逻辑缜密的被害人承诺效力体系,从而实现入罪与出罪的平衡。

犯罪学视阈下校园性侵犯罪被害人被害原因及对策

当下中小学生作为深受校园性侵犯罪的受害群体,其体量庞大,共性明显。对校园性侵犯罪受害人的被害原因,从犯罪学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加以查明,理论价值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对策,对实践层面遏制校园性侵也能起到一定启发作用。从犯罪学理论视阈入手,同时结合实践研究,分析校园性侵犯罪被害人的被害原因。研究表明,被害性突出、尝试越轨行为、缺乏有效监护监督是被害人被害主要原因,应该从降低被害性、减少日常越轨行为、接受监督监护等层面采取高效措施,在根源上避免校园性侵犯罪的增长。

简析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被害人陈述审查判断

被害人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之一,其在性侵害案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该类案件办理实践中,常面临未成年被害人陈述证据能力欠缺、证明力不足、“一对一”言词证据时是否系孤证的诉辩争议,该争议也为司法机关审查未成年人被害人陈述提供了思路与导向。有必要建立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为中心”的性侵害证据证明体系,通过从源头强化、时序印证、逻辑常理等方面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有效解决疑难案件的证明难题,依法惩处该类犯罪。

基于被害人心理探讨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侦查对策

近年来,养老服务行业的野蛮生长催生了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老年群体的财产权益,还严重影响国家的金融稳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针对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中被害群体的特殊性,文章基于被害人视角,从被害前、发现被害、发案后三个阶段分析受害老年群体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侦查难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以期能为打击和防范此类犯罪提供参考。

被害人心理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控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利用被害人的心理特征与被害性,精心设计诈骗话术对被害人进行头脑遥控和心理刺激,使其对预警干预产生“免疫力”,是“心理控制+骗术”的新型诈骗模式。在厘清电信网络诈骗话术心理控制机制的基础上,分析既然被害人的心理特征和被害性,借助大数据技术开展对潜在被害人的预测分析。将心理干预融入被害现象发生的“前、中、后”全过程,循序渐进、精准发力,进而对潜在被害人实施“精准靶向宣传+精准预警劝阻”,切实提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能力,为“中国之治”夯实法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