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失信环境与企业现金持有——来自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

构建相互信任的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法人数据,实证检验地区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并揭示其主要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失信被执行人越多,其现金持有水平越高;机制检验发现,失信环境能够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增加费用支出和降低经营绩效,内外部资金来源受限以及增加的费用支出迫使企业出于预防性动机持有更高水平的现金;进一步检验发现,当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较差、规模较小时,失信环境中的企业需持有更多的现金以应对潜在风险。这些结论从现金持有的角度丰富了对失信环境经济后果的研究,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借鉴思路。

被执行人异议之诉的逻辑基础及内在困境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对于自身的实体权益享有救济权利,然现有执行行为异议制度无法对被执行人实体权益实现有效救济。增设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在对被执行人实体权益提供有效救济的同时,亦会使我国执行救济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考察《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被执行人异议之诉规定,发现存在部分执行依据的执行正当性欠缺、异议事由时间节点适用僵化以及长期存在的“执行异议前置”的程序设置争议等问题。故基于我国现有规定,在本土化执行语境之下,就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制度从争议执行依据的执行正当性审查、异议事由适用时间节点的分类处理及“径行起诉”相较于“执行异议前置”合理性考察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规制建议。

论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分级管理——以失信名单的制度变革和执行立法为中心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现行法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功能定位不能完全契合我国的社会环境。即被执行人存在一般失信行为时,亦需向市场主体警示风险,现行法将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条件限定为被执行人存在严重失信行为,不能全面保护市场经济交易的安全。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比例原则的规定,实现保护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功能时,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公布路径因其失信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据此,未来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应当参照实践中“红白黑”名单的惩戒分级机制设置独立于现行法规定的严重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一般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技术手段不断挖掘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潜在价值,实现被执行人个人信息处理同意权保护和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公共利益维护的平衡。

论被执行人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的诉讼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将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法律性质定位为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或复合之诉,关于其方向性却贯彻了旧给付之诉说将案外人异议之诉理解为与第三人主参加之诉同义的第三人执行参加之诉的观点,由此产生了《民诉法解释》第305条根据被执行人是否反对案外人异议确定其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的诉讼地位的畸形规定。如果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是兼具形成之诉和确认之诉特点的复合之诉,应当以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如果关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法律性质学说采除已被历史抛弃的旧给付之诉说外的其他学说,应当以申请执行人作为被告,但基于防止矛盾裁判、一次性解决纠纷等司法政策的考量,应强制合并案外人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

我国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边界与出路

执行难背景下,对被执行人权利的忽视、相应救济渠道的不畅通都是导致被执行人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根源。随着《民诉法》的修正以及《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出台,应当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民事执行程序,注重对被执行人权利保护,在目前执行惩戒措施适用混乱的状况下积极探寻保护被执行人权利的正当性,明确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边界,剖析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困境,积极借鉴域外经验,为我国被执行人权利保护提供破解方案与学理支撑,充分保障人权、体现司法公正。

基于犹豫模糊语言决策信息的被执行人聚类算法

针对法院“执行难”现状,将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应用于司法执行领域,聚类的数据类型拓展为犹豫模糊语言信息,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被执行人隐匿财产行为评估体系。通过估测被执行人隐匿财产的量化概率,为执行法官确定查控重点提供了决策支持。对当前的犹豫模糊语言距离测度存在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给出了犹豫模糊语言犹豫度的定义和新的犹豫模糊语言距离计算方法。采用离差最大化思想确定最优属性权重,提出了一种基于离差最大化的犹豫模糊语言凝聚式层次聚类算法。犹豫模糊语言决策信息环境下的被执行人聚类分析算例验证了评估体系和聚类算法的有效性。

单位被执行人成员限制消费措施的适用与救济

单位被执行人成员限制消费措施在司法适用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对被限制消费对象的范围和认定标准不统一;二是法院认可的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申请路径和解除标准不统一.第一个问题的成因在于司法解释各上位法之间以及司法解释与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在解决方式上,针对主要负责人,应明确其适用范围仅限于非法人组织并在立法层面实现统一共识;针对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应在司法实践中由审判法院、执行法院分别负责认定.第二个问题的成因在于存在多种理论上的正当救济程序,但每种救济程序均有其适用特殊性.在解决方式上,应针对不同救济主体和救济事由确立不同救济路径,明确仅在执行开始后变更职务的原被限制消费人员才可能具有逃避限制消费措施的主观恶意.

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政治效果上可以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律效果上可以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社会效果上落实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尽管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多重意义,但是构建我国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首先在理论上存在分歧,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有不同解读;其次在实践过程中,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构造也不同;最后在程序方面也存在失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缺乏可操作性。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不同对策:第一,科学界定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第二,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第三,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操作环节。

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之建构与适用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政治效果上可以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法律效果上可以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社会效果上落实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但是,构建我国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在理论上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有不同解读,在实践中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构造也不同,在程序方面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缺乏可操作性。对此,应科学界定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和信用修复机制的操作环节。

“被执行人”许家印

拖欠债务多年,许家印终成被执行人,一份执行通知书让恒大借壳上市的陈年纠纷逐渐浮现在公众视野。5月12日深夜,中国恒大发布公告称,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深圳国际仲裁院发出的执行通知书。中国恒大、中国恒大附属公司广州凯隆以及中国恒大控股股东、执行董事许家印为该执行通知书的被执行人。

失信被执行人中标,中标合同有效吗?损失谁来承担?

案情2021年9月30日,A公司作为招标人单位,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在网站就该县城市有机更新项目房屋拆除工程发布招标文件。该文件明确规定:“在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前,被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录入为被执行人的潜在投标人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数字时代背景下失信被执行人的个人信息安全研究

数字时代背景下随着科技信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发展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与此同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个人信息安全。为了更好的建设智慧法院,信息技术进一步加快了与司法领域的融合,但是在现实应用中也存在明显缺陷。本文主要研究了数字时代的权利特征,以及信息技术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权利保护带来了哪些影响,并提出了优化建议。

民事执行中追加被执行人问题探析

司法实践中对为什么追加被执行人、何时追加被执行人、追加被执行人与变更被执行人的区别、追加被执行人与通知案外人协助执行的界限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以伦理分析、规范分析等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减少讼累、克制不诚信行为是追加被执行人的主要原因。在被执行人出现主体变更、以虚假行为规避执行或违法占有被执行人财产时可进行追加案外人作为被执行人。追加被执行人与变更被执行人存在重要区别,不能混同。随着中国信用体系的逐步完善,应当尽量减少将案外人纳入被执行人的情形,把通知案外人协助执行作为涉第三人执行的常规手段。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施行中的问题及解决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属于惩罚性规范,基于其惩罚性功能,在适用该制度时首先要明确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标准。同时,为便于发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作用,也有必要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相对合理的分类,对不同失信类型或程度的失信行为采用不同的惩戒力度。在制度建设过程中,要重视建立对被错误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员的救济与补偿措施。此外,公布失信被执行人所涉案件的相关信息的范围还值得商榷,主要围绕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展开,既要强调公布信息的全面性,又要考虑减少社会负面影响。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社会效应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信用体系的宏观背景下,针对民事"执行难"问题,在多年实践探索和顶层设计互动的基础上出台的。该项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必将在操作、司法、道德、制度等层面带来正面的社会效应。这些效应受到该制度在法院系统内的实施效果、法院系统内外的联动水平、信用体系的完善程度、诚信文化的建设成效等因素的影响。实现社会效应的扩张需从确保制度实现、构建诉讼征信系统、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加强信用文化培育四个层面着力。

论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的性质、正当性与完善路径

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措施针对不履行义务和妨害民事执行两类失信行为。惩戒不履行义务失信人是民事执行行为,目的是促进义务履行;惩戒妨害民事执行行为人是处罚行为,目的是预防和减少违法行为。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改变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机制并设定惩戒措施,其他机关对妨害民事执行行为实施惩戒都面临合法性的问题。《合作备忘录》不应设定惩戒措施,而应立足于规范联合惩戒主体之间的关系。对失信被执行行为,联合惩戒是间接惩罚,须重视失信行为直接惩罚,辅之以间接惩罚。对妨害民事执行的失信行为,应由法院采取直接惩罚措施,联合惩戒应主要针对不履行义务的失信行为。

论对被执行人债权的强制执行

执行实务中对被执行人债权强制执行的案件日益增多,但现行司法解释的诸多缺陷影响了代位执行制度的实效。在制定强制执行法时,应重新界定被执行人债权的范围,明确区分冻结和变价程序,增加对债权变价方法的规定,明确第三人提起异议的事由,以及债权人有权对第三人提起收取诉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对被执行人债权执行的功效。

个人信用报告中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异议处理问题探讨

自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纳入征信系统以来,随着合作深化和惩戒效应显现,失信信息异议数量增多,但由于配套保障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异议处理缓慢,风险隐患增多,需引起重视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应进一步提升异议处理效率,保护信息主体权益,规避潜在法律风险。

论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明

由于法律规定得不明确,我国目前的查明被执行人财产制度在实践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变,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的主要责任落到了申请执行人一方身上。这既违背了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基本法理要求,也缺乏现实的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我们应当以合理划分执行机关、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责任为主线,完善我国的查明被执行人财产制度。

被执行人惩戒的人权冲突与建议——以人权的司法保障为视角

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作为保障法律文书顺利执行的重要方式受到人权保障原则的制约,信用惩戒的运用不得不面临执行法律文书与保障被执行人人权的价值冲突。因此,必须在保障法律文书顺利执行、维护法律权威、保护权利人实现权利的同时,照顾被执行人的人权,即保持二者的平衡。实现人权的价值平衡,必须树立人权保障的理念,遵循比例原则,保证权利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