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亳州籍将军李永芳西征研究

清末时期亳州籍将领李永芳,自14岁起便随父亲及兄弟投身于沙场。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民叛乱等事件影响,新疆库车、伊犁等地相继爆发叛乱,天山南北先后建立了5个封建割据政权。沙俄借机入侵伊犁,阿古柏趁乱占据南疆,建立政教合一的哲德沙尔汗国,染指了大半个新疆,国家陷入空前危机。李永芳所属的嵩武军随左宗棠进疆平叛,先是驻屯哈密,在收复吐鲁番的战斗中建功,后又进行南疆剿匪和参与收复伊犁,战后驻守南疆,进行战后重建,用青春和生命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安宁,谱写了一曲精忠报国的壮丽篇章。

我国西瓜的来源与相关辽太祖西征等问题续论——兼及西瓜史研究者刘启振先生相关论说的问题

五代胡峤《陷虏记》共有三处使用“回纥”一词,多出于其拘押地福州(今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一带)契丹人对本民族事迹的介绍,所指都是传统漠北回鹘,而非远在西域的高昌回鹘。辽太祖西征所拔“浮图城”是一座军事堡寨,在今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而非北疆庭州“可汗浮图城”。这些信息都进一步表明《陷虏记》所说“契丹破回纥得此种”是指从漠北回鹘牙帐一带获得西瓜,我国西瓜最初来自漠北蒙古高原腹地,是由西域经漠北回鹘间接传入。西瓜史研究者刘启振先生一味沿袭传统看法,刻意回避笔者论述,而其相关批评与否定意见无法动摇笔者所说,笔者上述发现使有关结论更为坚实。

《穆天子传》西征地理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

《国语·周语上》《穆天子传》有关犬戎居地及周穆王伐犬戎背景、交通路线记载的重大差异,说明《穆天子传》作者对于西周时期穆王伐犬戎的历史事件已全然不知,而完全出于凭空虚构。通过语言学、文献学等多角度分析,似乎可以推知,《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成书时代可能早于《穆天子传》,而《山海经》的《海经》《荒经》部分的成书年代,可能又晚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西征南河以下,多附会《西次三经》地名,杂凑而成。《穆天子传》西征地名具有的模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学术界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考证很难做到准确无误。学术界在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考证过程中,首先应正确处理好《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精确与模糊的关系问题。

红六军团西征的历史研究

红六军团西征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军事行动,具有从军事视角加以剖析的必要。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从苏维埃根据地的发展状况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红六军团西征的军事决策。红六军团领导全面部署西征的军事行动,在健全领导班子、充实兵力、部署转移工作、谋划根据地发展等方面做好西征的筹备工作,历经了军事突围、粉碎敌军的堵截、协助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与红二军团会合四个阶段。西征完成了侦察、探路的先遣任务,有效消耗了敌人的兵力,实现了与红二军团的会师,弘扬了我军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锻造了优秀的红军将士。然而,初期未向官兵作宣传动员、搬家式转移、具体的行军路线由中革军委远程指挥、军用地图缺乏,是红六军团西征中总结的教训。

清代西域戍员王大枢《西征录》的地理与身份交互书写

清乾嘉时期,安徽太湖县举人王大枢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嘉庆四年(1799),谪戍伊犁十一年,所著《西征录》诗文之戍途地理景观中渗透其戍员身份书写,以婉转附物之笔法抒发戍员情志,在摹写自然与人文地理书写中记录其赴戍过程的身份历变;以转换身份视角参引物序之笔法关照戍途地理景观,在异乡怅悒与卧游破腐身份书写中展现其漫漫戍途所历之丰富地理景观,循此可寻绎清代西域戍员诗文中对戍途地理景观与身份历变间的交互书写理路。

“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西征9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江西吉安举行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让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等重要指示精神,8月3日至4日,吉安举行以“探寻长征之源弘扬长征精神”为主题的“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西征90周年理论研讨会,深入研讨交流红六军团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东征、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路线探析

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承担着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庄严使命,其本质就是群众工作。东征、西征期间,党遵循群众路线,引领和团结群众,为推动民主革命、发展革命力量、燃起抗日烽火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行动中,党一方面坚持一切依靠群众的方针,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群众评判标准,相信群众的能力和智慧;另一方面坚持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追求,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期都着力解决群众的物质利益关切。东征、西征期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同时也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内涵。

“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西征9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条件十分艰苦、环境十分恶劣,但红六军团不畏艰险、浴血征战,胜利完成了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的任务”。1934年7月23日,湘赣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由湘赣苏区先行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的训令,积极做好西征突围的各项准备工作。8月初,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从永新县牛田村向遂川县方向进军,在遂川县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正式突围,由此,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揭开长征序幕的红六军团西征

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派出红6军团作为“先遣队”,从湘赣苏区向西转移,为中央红军随后的战略大转移探路。红6军团在没有根据地依托的情况下,历时近80天,跨越4省65县,行程2500余公里,打破湘、粤、桂、黔四省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突围西征的任务,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英勇的西征》俄文版释读

根据1935年10月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所作报告整理而成、署名施平《英勇的西征》一文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长征早期传播的重要文献。除刊于1936年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1—2期合刊外,《英勇的西征》的早期版本还有《共产国际》杂志的俄文版及国内出现的俄译本等版本。俄文版、俄译本在文章题名、小标题设置、内容具体表述等方面与中文版存在一定差异,且更多地保留了陈云报告原貌,反映出俄文版形成在先、中文版形成于后且经过修改的变化情况。

《英勇的西征》文本形成及文献价值探析

根据陈云在共产国际汇报的俄文记录稿,有关人员整理并在《共产国际》俄文版刊发了《中国红军的“铁流”》。在俄文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基础上,有关人员进一步整理并在《共产国际》中文版刊发了《英勇的西征》。《英勇的西征》是在国际上全面介绍中央红军“西征”的最早中文文本,弥补了俄文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存在的不足。《英勇的西征》成功构建了红军长征话语体系,经过1954年的修改,更成为红军长征史书写的范本。《英勇的西征》留下了研究土城之战、飞夺泸定桥、长征期间兵员补充、红军政治工作、基层干部配备以及日本对华渗透手段的珍贵史料,也为揭穿王明在《中共50年》中的肆意抹黑提供了有力证据。

周先檀“战地日记体”《西征草卷》探论

周先檀亲历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其相关的诗歌创作《西征草卷》在诗题上表现出了“日记体”逐日性、逐年性的时间特点,在内容描写上具有生活化、日常化、个人化的倾向,因而可以命名为“战地日记体”。《西征草卷》以“日记体诗”的文学形式,从周先檀个人视角描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一宏大的历史事件,“战地日记体”《西征草卷》超越了私人化的写作价值,而不可避免具备了严肃的“诗史”色彩,应当被视作具有历史意义的陈述。

尹昌衡西征评述

民国初年,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在英人支持下,趁民国初建、政局动荡之际,驱逐驻藏川军。时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于1912年6月挂帅西征,但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横加干涉,西征最终功败垂成,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尹昌衡西征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略论蒙古西征的原因和影响

不同于历史上的游牧民族,蒙古将对外征服的方向选在了西面,蒙古帝国产生于第一次西征中,通过分析蒙古西征的原因,可探究游牧文明兴起和走向衰落的历史原因。

论红军西征及其统战工作的侧重点

红军西征是有别于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的重大战略行动。面对复杂、险恶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运筹帷幄,指导红军积极开展对东北军及广大回汉群众的统战工作,从而得以集中力量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就此开拓了甘肃、宁夏的革命新局面,不但为三军大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还成功地将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重心的转移创造了必要条件。

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

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每以年羹尧之奉命西征青海,尽毁喇嘛寺庙,多杀喇嘛僧人,为摧残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罪魁祸首;加之,年恃拥立功,妄自骄蹇,又不避嫌远疑,卒遭杀身灭门之祸,成为历史上罪不容诛的一大罪人。关于年助清世宗胤禛夺嫡的事实,我早年已作过一些考证,兹不复赘;这里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的是年羹尧西征青海问题。所堪注意者有二点:一是年出任川陕与胤禛夺嫡有关;二是年西征青海,毁寺庙、杀喇嘛的事实真象。顷因重读《年羹尧奏折》专辑一遍,复参稽清代官私有关历史文献。

元狩二年霍去病西征路线考释——兼谈汉唐时期东段丝绸之路北道

通过考释,认为霍去病元狩二年(前121)春季的西征路线是从陇山以西出发,越过屈吴山区,在今靖远县、平川区及景泰县相接的黄河渡口渡河,进入今景泰县境(即汉代的媪围县),并在此痛击匈奴贵种遬濮部,然后向西进入河西走廊,渡过石羊河,穿越匈奴五王国辖区(即浑耶王和休屠王领地),经过焉支山,在合黎山一带同折兰王、卢侯王领军遭遇,经过激战,杀折兰王,斩卢侯王,完成了元狩二年春季的西征。霍去病所走的这条路线应该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东段之北道。

“角端”与成吉思汗西征班师

成吉思汗西征于“铁门关”见到“角端”因而“班师”的典故 ,脍炙人口而又疑点颇多。相关的史实可能为 :“甲申岁”年初 ,道经“铁门关”、从迤东“印度”作战归来的“怯薛”将领 ,偶然见到了栖息在中亚密林中的亚种“奥卡犭皮”,并将此报告了见在“撒麻耳干”休整的成吉思汗。不久 ,耶律楚材在“回答”询问时 ,遂将所见《开元占经》一书中描述的“角端”加以塞责 ,从而坚定了合罕“振旅”的决心。除了“铁门关”所见“角犭山而 ”外 ,见于较早记载的“符拔”,也是同一种“珍兽”。至于《长春真人游记》书中“壬午”八月后成吉思汗自“阿谋河”北返的记录 ,不能当作“信史”

张寅《西征记》中的西北印象与文本价值

康熙五十四年,清政府与准噶尔之间再次爆发战争,张寅作为陕西周至县知县负责押运粮草至巴里坤,并作有《西征记》一书以纪行。《西征记》记录了张寅于康熙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初八日的130天里在陕西、甘肃及新疆三省的见闻,内容包括西北的历史沿革、山川、交通、政治、军事、经济、文物等方面,是清代丝绸之路西行文献的代表之作,对研究清初西北社会历史和生活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长子西征及其胜利原因探究

由拔都率领的蒙古西征军从保加尔边境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东岸 ,一路战胜了保加尔、钦察、罗斯、波兰、匈牙利 ,并攻入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近郊 ,最后因为窝阔台大汗宾天而东返 ,史称“长子西征”。这次成功的远征是怎样完成的呢 ?蒙古西征军又何以仅凭不到15万军队横扫欧亚呢 ?本文将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