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刺史州牧反复罢置的原因及影响新探

汉武帝设立刺史制度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西汉后期发生了剧烈变化 ,这表现在刺史与州牧的反复罢置上。西汉成帝时 ,罢刺史而置州牧 ,既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刺史越权既成事实的认可 ,同时更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引起封建国家官僚制度职能变化的根本原因。此后刺史州牧的反复罢置则显示了统治阶级内部对刺史职能变化的矛盾态度。在这一变化过程中 ,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曾在一段时间内 ,不同派别力量此消彼长 ,不分优劣 ,因而出现了刺史州牧反复罢置的现象。刺史向州牧的转化 ,即封建国家由加强对内部地方官吏的监察约束转向全面镇压人民的演化 ,这种演化在将突破“度”的限制时 ,表现出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斗争 ,因而摇摆不定。而州牧制的最终确立 。

西汉后期的文人与环境之关系——以扬雄的述作经历为中心

西汉后期是汉代文学与文化转向的关键时期,扬雄是此期转向的代表人物。以扬雄的述作经历为线索,可以透视其人生轨迹与知识结构、价值追求三者的关联,推及西汉后期地方文化与京师宫廷文化对文人述作的不同影响。扬雄早年居蜀时期,作品“文似相如”,他的地方知识结构和人生价值追求,折射出蜀地重辞赋的文化风气。扬雄入京投靠外戚王氏,被荐为待诏后,待诏承明殿,奉诏作《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博涉经传、子史,知识承载量激增。任为郎官之后的扬雄,供职黄门,受宫廷郎官群体重经学、尚博通的文化氛围影响,转而深深认同儒家经学的价值主张,而中秘藏书为其提供了无限的智识资源,他最终选择石室观书和个人著述来安顿人生的价值。扬雄的这种著述经历,大抵反映了西汉末年文人群体的整体动态。

西汉后期士林中的退隐之风与文学创作的新变

西汉后期士林中出现了“朝隐”与“退隐”现象 ,通过对焦延寿和扬雄两个个案的分析 ,可知隐逸之风导致了西汉后期文学的新变 ,如抒情本体回归 ,语言上趋于通俗化等。

宣帝弊政及对西汉后期政局的影响

汉宣帝是西汉中期颇有作为的君主,由于他治国有方,汉朝国力在其统治期间呈现持续恢复与发展势头。但受特殊身世及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在他统治期间,也出现了乞灵鬼神、任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奢侈享乐等诸多弊政。这些弊政在经济上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富,在思想上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日渐丧失,在政治上导致官风由进取转向保守和外戚宦官专权,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汉代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羁縻统治中的经济文化渗透——西汉后期封建王朝与匈奴的关系

本文在全面分析西汉王朝对匈奴羁縻统治政策的基础上 ,揭示出对匈奴进行经济文化渗透是这一政策的实质所在 ,以期更为深入地认识西汉王朝对匈奴的羁縻统治政策。

刘向道家思想及其在西汉后期的时代意义

刘向是西汉后期的儒学家,《汉书·艺文志》将“刘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归入儒家,又据《汉书·楚之王传》,“初立《谷梁春秋》,征更生受各梁,讲论五经于不渠。”可见刘向对于经学用力之深。然而刘向对道家也有所涉猎。《汉书·艺文志》所收“刘向《说老子》四篇”便是明证。惜乎其说今佚,使我们无法直接了解刘向对老子思想的体会,但是在刘向的现存著述。

论西汉后期流民问题的社会原因

西汉后期,农民破产流亡的现象十分严重。目前绝大多数论著认为:导致当时严重流民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中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本文就这一问题略述己见。众所周知,土地兼并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土地问题的严重程度总是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人口增长速度相联系,决不是封建统治集团任何修补弥缝之策所能解决的。随着地主兼并势力的不断发展,西汉后期的流民同题也越来越严重。那么,土地兼并是否引起农民流亡,产生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呢?我们认为不是!虽然土地兼并必然侵吞自耕农民的土地,但地主兼并来的土地仍然需要农民耕种,才能取得剥削收入,决不是把农民统统从土地上赶走,让土地闲置荒废。如豪强地主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就靠他兼并来的田地剥削农民起家。又官僚地主张禹“多买田至四百顷,

浅析西汉后期陵寝制度变化及其原因

自汉元帝、西汉王朝逐渐衰落。陵寝制度在西汉后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汉后期陵寝制度的变化与西汉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本文试对陵邑、陵庙、陪葬墓、陪葬坑四个方面的变化及其变化原因做以论述。

西汉后期政局与哀帝新政

西汉后期,外戚专权,皇权衰微。汉哀帝继承皇位后,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汉室政权,汉哀帝通过种种措施加强皇权,清除外戚王家的势力,推行若干改制措施,希望挽救摇摇欲坠的西汉王朝。但因自身与政策不当的原因,加上日益积累的种种社会危机,最终以失败告终。

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

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冷鹏飞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大量农民破产流亡所引起的社会危机。一般论著认为：导致农民破产流亡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而流民又大批沦为奴隶。这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其实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本文...

略论西汉后期的伎艺——《两汉伎艺传承史论》之七

西汉后期,朝廷的雅乐逐步完善,民间的俗乐也更加繁盛。民间伎艺逐渐渗透进上层社会,影响了宫廷伎乐的发展。那时人们喜欢用歌来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现实人生的态度。汉代学人将现实物象与阴阳五行强相比附,自属无稽。但歌谣所反映的,却是现实存在的实际内容。西汉后期的民间歌唱,与上流社会歌唱伎艺相比较,大致有这么几方面的特征:一是语言比较浅俗、活泼,善于运用比喻、双关语反映社会现实,且针对性强,具有很强的批判意识,很好地体现了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二是大多篇幅较短,语句简洁,节奏鲜明而短促,朗朗上口,适于歌唱。三是善于抓住事物(事件)的基本特征予以描述,形象生动逼真,语言有较强的动作性,便于歌唱者表演时动作、神态的运用,为后世歌舞艺术的发展拓展了道路。西汉后期各类伎艺迅速发展,是由汉王朝与西域各国以及其他民族的频繁文化交流促成的,与中外交流的两条大通道(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忽视了这一文化背景,就很难对当时百戏竞胜的局面作出合理的解释。西汉后期的舞蹈,既从民间歌舞中汲取了不少营养,也吸收了外来歌舞的艺术因子,还注意借助动物的动作情态来编制舞蹈,将歌舞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饶有气势的繁盛局面。

浅析王政君与西汉后期外戚专权

王政君"历汉四世为天下母",其入宫成妃促使了王氏家族的兴盛,至成帝时,出现王氏外戚专权的局面。同时,在王政君及王氏外戚专权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与西汉后期各家外戚的权力之争。由于王政君不断扶植家族势力,最终导致王莽擅政,西汉灭亡。王政君与西汉后期外戚专权局面的出现息息相关,但她以微薄之力维持着西汉后期政权的稳定与延续,对西汉后期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应受到肯定。

西汉后期经学思潮和经学重心的下移

本文受钱穆先生《刘向父子年谱》的启发，试图论述西汉后期的几种经学思潮：一，西汉后期分古文之界未明，诸经派别也不严；二、西汉后期经学的复古崇礼思潮；三、西汉后期经学中关于易姓和再受命的思潮。并认为这些思潮的兴起在意识形态上为王莽代汉和改制提供了依据，而这又是经学参与政治的最后一次尝试；其后，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注重名物训教和制度考订的科学经学兴起．表明了经学的重心由关注政治而转移到关注经本身的训解，即两汉之交，政治经学转向了科学经学。

西汉后期文化巨子——刘向、刘歆

本文用大量的历史史实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文化巨子刘向、刘歆父子在西汉后期政治斗争中的得与失 。

西汉后期到唐代的儒法斗争

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的儒法斗争,从汉元帝开始,到唐朝为止,共一千一百多年。这一阶段地主阶级开始由一个进步的阶级逐渐转化成保守、反动的阶级。反映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封建统治阶级转向尊儒反法。儒法斗争由原来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变为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西汉中后期边疆治理范式的转型与重构

秦汉时期的国家治理与边疆治理均以“大一统”精神为引领。秦汉帝国统治集团关于边疆的理解与认知决定了边疆治理在不同阶段的基本格调,并表现出与之相应的时代风貌。西汉宣、元之际,适值“有为”政治瓦解、儒生政治初兴的过渡转换期,受经学转向的影响,“夷夏之辨”重新成为主流思想,夷夏群体的对立亦被理论化。与此相应,“民本”成为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地位逐渐凌驾于边疆经略之上。受前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西汉中后期的边疆治理逐渐走上了迥异于武、宣之世的另一条道路,而边疆治理的调整与转向,成为西汉王朝盛世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西汉后期的文化危机与“再受命”事件新论

打开西汉后期历史，当时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引起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然而，在西汉后期还存在着另一种共时性的严重危机——文化危机。这是迄今秦汉论著中语焉不详，未能给予准确定位和深度解释的现象。断代史著多将这些现象单列到谶纬或思想专节中叙述，造成了与社会危机现象的人为割裂。因此，笔者尝试从文化危机的综合视域及其史实架构中，将长时段与短时段考察结合起来，以哀帝“再受命”事件为焦点，加以重新审视。

汉人灵魂乘车出游的节点与终点——以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墓室画像为中心

车马出行图和神兽牵引车辆前行图像在汉画中大量存在。先行研究对此提供了多元解释,丰富了观察视角,但各种解释又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阅读图像和相关文献,我们尝试复原汉人亡故后灵魂乘车出行的过程。大致说来,这一过程由三段旅程构成:第一段为墓主从生前生活的家中至墓室,这段旅程中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为轺车、軿车、车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