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的空间计量检验

在信息化时代,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1―2021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测算数字经济指数和共同富裕指数,选取人才和资本要素流动为中介变量,数据要素流动环境为调节变量,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明显促进共同富裕,对邻边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在地理分布上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人才和资本要素流动影响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效应,且人才和资本要素流动对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起到“边际效应递增”作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据此,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人才与资本要素的流动和精准匹配,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城市创新差距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差距的影响,文章基于2011—2022年我国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测算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城市创新差距,并以数据要素流动环境为调节变量,同时选取人才要素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为中介变量,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本地城市创新差距,而对邻近地区表现出缩小城市创新差距的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人才和资本要素流动,但是扩大了城市创新差距;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差距的影响存在以数据要素流动环境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在第一个门槛值前后表现为扩大城市创新差距,在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则表现为缩小城市创新差距;以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时,则为单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时表现为扩大城市差距,高于门槛值时则表现为缩小城市差距;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下,数字经济缩小本地和邻近区的城市创新差距的能力显著增强。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优化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现有关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传统生产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展开讨论,鲜有文献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并探索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要素流动总指数呈现出小幅度增长的态势,位于均值之上的地区中64%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说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二,要素流动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引入城乡之间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删除4个直辖市和缩短时间窗口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第三,空间异质性分析中,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始终表现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第四,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电商销售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并未发挥出中介变量的作用,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整体推进与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典型经验。研究结论为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健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要素流动与国内价值链循环

利用中国多省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行省份间的两两配对,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省际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显著抑制了国内价值链循环。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抑制作用在低经济发展水平省份间更大;相较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业的抑制效果更强;对南北区域内部以及区域间都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这一效应在北方区域内部更为突出。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市场、创新以及成本机制对国内价值链循环产生抑制效应。最后,省际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弱化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的抑制作用。研究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思路。

数字经济、资源错配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兼论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采用资本和劳动力错配度为中介变量,并以百度新闻高级检索关键词测度城市数据要素规模,进而构建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标作为调节变量,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本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而对邻近区域表现为正向溢出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资本和劳动力错配度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调节作用下,数字经济能够缓解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发展何以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基于要素流动视角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影响着创新要素配置方式及效率。在客观把握中国创新要素错配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发展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并深入剖析其内在机制及异质性作用效果。研究发现,中国创新要素错配状况明显缓解,配置效率不断提升。数字化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创新要素配置效率,而创新要素流动是其中重要的传导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时,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创新要素实现充分流动,进而促进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发展对创新能力较低的西部地区及创新要素配置过度地区的作用甚微,仅仅依靠数字化难以妥善解决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不高的痼疾。研究结果证实了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配置的赋能作用,有助于各地区以数字化发展为支点,撬动创新要素高效化配置的变革,破解配置低效困境。

企业异质、地区异质与多要素流动

本文将企业异质、地区异质与多要素流动统一到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发展了企业异质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当满足产业集聚的强条件时,企业分布异质性的增强强化了产业集聚的“黑洞条件”,反之,则会强化产业的分散力;区域间异质性增大导致区域均衡发展越来越困难。如果区域间的初始禀赋条件相同,则对称结构可能是一种稳定均衡结构,这时对称结构稳定对应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最宽。反之,如果区域间的初始禀赋条件不同,这时内部一般非对称结构可能成为一种稳定均衡结构,但这时对应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有所变窄;在区域异质性的条件下,内部非对称结构可能是一种稳定均衡结构,当地区同质时,该内部非对称结构就会演变为对称稳定均衡结构,并且,存在多重稳定均衡结构的现象。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集聚是可能的,也是渐进的,这一过程会变得可逆。

数据要素流动环境对中国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经济韧性能够衡量一个经济体调节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数据要素流动环境对经济韧性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利用2005—2021年中国31省(市、自治区)的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测度了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和经济韧性,结果表明中国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和经济韧性整体呈逐年递增趋势,进而研究了数据要素流动环境对经济韧性的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研究结论显示,首先,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显著促进中国经济韧性的提高,且该结论稳健;其次,机制检验发现,数据要素流动环境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推动经济韧性提高;再次,门槛效应发现,数据要素流动环境对中国经济韧性的提高具有双门槛,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来提高经济韧性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和前景;最后,分区域回归发现,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要素流动环境对中国经济韧性的影响均显著,说明该研究结论具有地区普适性。依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市场分割、要素流动与区域创新绩效

本文基于2004-2019年30个省份(除西藏、港澳台地区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对市场分割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揭示要素流动在市场分割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分割显著抑制区域创新绩效提升,不同区域市场分割对创新绩效的抑制效果不同,表现为中、东、西部地区逐一递减;要素流动的中介效应十分显著,其中,市场分割通过负向影响劳动要素流动进而抑制区域创新绩效提升的中介效应,大于资本要素与技术要素流动。

数据要素流动对城市创新活跃度的影响研究

如何发挥好数据要素的创新引擎作用是缓解城市创新能力分化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05—2020年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时空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分析数据要素流动与城市创新活跃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据要素流动可以显著提升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创新活跃度,具体为数据要素流动规模每提高1%,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创新活跃度便分别上升0.022%和0.197%。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流动能够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创新质量以及激发创新精神来提升城市创新活跃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以市场化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在数据要素流动影响城市创新活跃度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调节作用和双重门槛效应。

农村电商、要素流动与城乡一体化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城乡经济差距也逐步缩小,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全面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此,本文选取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要素流动视角实证分析农村电商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电商能够显著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且这一影响作用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从作用机制分析来看,具体表现为“农村电商—技术要素流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农村电商—资本要素流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为进一步促进农村电商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文章提出加强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覆盖水平,优化政策支持鼓励要素流动,加强城乡市场合作等相关政策建议。

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与流通企业创新效率

系统探究市场一体化与要素流动对流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可为推动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基于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个体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市场一体化、要素流动与流通企业创新效率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对流通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要素流动在市场一体化影响流通企业创新效率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该作用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的中介作用强于全国层面及中西部地区。本文建议立足商品和市场要素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营造要素自由流通的良好制度环境、加快推动流通企业创新效率提升。

要素流动何以推动县域城乡融合:经验观察与逻辑诠释——以佛山市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例

在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驱动下,县域城乡融合格局存续和演化的根源与要素流动紧密关联,要素流动、对接与组合构成其基础动力与逻辑起点。本文以佛山市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观察样本,将其置于“要素-结构-功能”框架下诠释要素流动与县域城乡融合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县域城乡融合是以土地要素为核心撬动城乡“人”与“业”的复杂动态过程。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置情境下,通过建立全周期利益平衡机制与强化政治任务特性促进资本要素流动与组合,借助土地空间整治与土地开发权的再配置推动形成农民非农化的就业结构。进一步立足城乡投资和就业结构变化,通过“工业上楼”与差异性的市民化策略强化城乡系统福利供给能力,最终形成县域城乡融合的整体局面。据此,在“大国大城”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坚持“在集聚中走向融合”的发展取向,通过充分而全面的要素流动、结构转型与功能整合,整体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县域城乡融合。

长三角区域要素流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采用百度迁徙、百度指数两项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测算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的要素流动水平,并结合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该地区的要素流动规模、结构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要素流入规模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流入要素来源地的多样性与企业创新呈现出正向的关系。上述结论经过内生性识别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揭示了要素流入结构与企业创新关系的机理:一方面,来自边缘地区的要素流入产生了长尾效应和充分的多样性,导致其相较于来自中心地区的要素流入更能够促进本地企业创新;另一方面,文化差异更大的要素对于丰富创新“基因库”具有更大的互补价值,导致其相较于低文化差异的要素流入更能够促进本地企业创新。鉴于此,提出了推动更大范围的一体化、促进创新要素的共享和维护创新资源的多样性等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创新要素流动视角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因此,基于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并基于创新要素流动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且存在地区和年份异质性。同时,数字经济会通过创新人力要素流动提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阈值效应,使倒“U”型拐点右移,也会通过创新资本要素流动削弱城乡收入差距倒“U”型前半段的正向效应和后半段的负向效应,并使拐点向左移。因此,各地区应依据地区特色和优势,制定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化策略;通过加大对农村企业的研发经费补贴等措施完善R&D资本市场;通过制定向农村地区倾斜的创新人才政策等措施加速R&D人才向农村流动。

甘肃城乡融合发展中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及改革措施

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实现甘肃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关键环节。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分析了2011—2022年甘肃城乡融合与要素流动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序特征,并且采用障碍度模型探讨了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素。结果发现,在样本期内,甘肃城乡融合与要素流动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尚未实现初级耦合协调,且城乡融合系统相对滞后;制约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有邮政业务发展、城乡污染治理、城乡私人汽车拥有量、科技支出占比、信息化水平、智能手机普及率;甘肃存在城乡流通一体化体系建设滞后、城乡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不健全、城乡科技要素循环流通不畅、城乡污染综合治理能力弱、城乡空间协同互动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体制性障碍。因此,甘肃应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城乡数据信息系统、加强城乡科技合作、优化城乡环境治理规划等措施,解决城乡融合发展中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

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要素流动和吸收能力视角下

基于要素流动和吸收能力的双向视角,本文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最大的积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有直接效应,并通过加快要素流动间接推进乡村振兴。另外,个体对于创新转换的吸收能力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中的调节作用存在门槛值,当农村平均受教育水平超过7年时,调节效应系数剧增了3.2倍。

中国省际创新要素流动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为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成为必由之路。揭示各省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区域差异,分析讨论创新要素流动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对各省份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高技术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利用2000~2022年30个省市地区(除西藏)的面板数据,选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引力模型对中国各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创新要素流动量进行测算,采用面板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各省创新要素流动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创新要素流动对各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创新人才流动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贡献要高于创新资本流动的贡献。创新人才流动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应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创新资本流动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factor driven to innovation-driven,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high-tech industries has become the only way.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to reveal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innovation factor flow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formulate targete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high-tech industrie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except Tibet) from 2000 to 2022, this paper uses data enveloping analysis and gravity model to measure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factor flow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by provinces, and uses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factor flow of provinces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ow of innovation factor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each province,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innovation talent flow to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innovation capital flow. The flow of innovative talents has a strong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high-tech industry, but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innovative capital flow is not significant.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保障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基于熵值法,对2012—2020年长三角地区41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模型探究长三角地区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城市偏向政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城乡深度融合地区多为经济发达城市,安徽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低。全局上看,长三角地区人力、资金、产业要素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最显著,其中人力和资金要素流动产生的驱动作用为正,产业要素流动的影响为负。城市偏向政策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抑制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

地方公共服务竞争、要素流动与区域创新

规范地方公共服务竞争行为,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高效集聚,是当前区域创新的关键。本文从理论研究入手,建立地方公共服务竞争与区域创新关系的分析框架,并实证检验了地方公共服务竞争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公共服务竞争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素质劳动力、普通资本与风险资本的流动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竞争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即相比于社会性公共服务竞争,非社会性公共服务竞争对区域创新的正向影响要小得多;经济发达、财政压力较小地区的公共服务竞争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而经济欠发达、财政压力较大地区的公共服务竞争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