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论

自贸港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需要赋予自贸港立法创新法治保障。《自贸港法》第10条创设自贸港法规制定权,充分彰显了自贸港法规制定权的开放型制度价值、立法权能、制度型开放特色等法治属性。充分认知自贸港法规制定权体系定位和合宪性基础,是准确解读自贸港法规制定权限及规制内容的基础性前提。2023年修订的《立法法》确认自贸港法规制定权的职权立法属性,有效规制其规范内涵界定、权能范畴、行使路径、监督机制、实施效力等问题。因此,海南省人大及常委会应明确自贸港法规制定权行使的原则遵循,在此基础上推动构建央地调法调规与自贸港先行试验立法的衔接机制,并探索打造自贸港与自贸区立法协同平台以及完善自贸港法规制定权规范监督机制,加快促成自贸港法规体系和法治体系。

省应急管理厅举办大讲堂集中学习《湖北省域战略规划》

2024年12月6日,省应急管理厅举办2024年第11期应急管理大讲堂,邀请专家就贯彻实施《湖北省域战略规划》作专题辅导报告。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吴龙海主持大讲堂。湖北省战略规划中心审核处副处长、武汉市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胡跃平从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规划体系3个方面,全面介绍《湖北省域战略规划》的编制背景、过程,阐述了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目标“五个功能定位”“五个以”实践体系框架、“五个一”省级发展调控机制、“四个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讲解了省域战略规划编制9个方面框架内容和底线管控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对以省域战略规划为底图,以数字化信息平台为载体,建立“左右叠加、上下贯通”多规合一的省域规划体系作了全面阐释。

数据规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数据规制作为缓解数据市场失灵和提升数据安全的政策工具,加速数字经济对全产业链的渗透和融合,促进制造业参与生产分工机会的公平化与多元化,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在多重不确定性因素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数据规制能否成为增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制度保障成为重要议题。基于2007—2021年38个国家的数据规制政策条款,测算出这些国家的数据规制水平。基于价值链长度等数据,从安全性和稳定性两个维度测算出这些国家16个制造行业的GVCs韧性。利用该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定量分析数据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韧性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规制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韧性,但提升效果存在着边际递减特征,该结论在替换核心变量衡量指标、引入制度遗漏变量、考虑政策传递时滞、进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稳健。数据规制政策对制造业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具有异质性,该驱动作用在商业数据与知识产权数据流通量较大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市场与创新环境处于成长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更注重数据主体隐私维护的欧式和中式规制的国家中更为显著,且管制国内数据对价值链韧性所产生的影响大于管制跨境数据。数据规制可增强企业间的数据信任,通过网络连接效应和生产协同效应对制造业价值链韧性产生直接影响,并通过扩大市场规模、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三种渠道间接提升制造业价值链韧性。因此,为有效推进数据治理及维护价值链安全,应规范数据交易规则与收益分配,促进数据有效流通;完善数据治理的功能性配套措施和精细化管理,发挥数据要素规模对价值链韧性的倍增作用;坚持参与国际数据规则的制定,建立有效的跨境数据安全评级系统。

美国平台公司反断规制体系转型及其影响

美国是世界上平台公司市值最高的国家,平台公司在关键领域利用垄断地位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作为世界上拥有反垄断规制历史最长的国家美国,近些年对平台公司频繁规制但未取得良好成效。为何美国无法对平台公司进行有效规制?本文从美国国家内部规制体系转型的视角对此进行解释。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设置目的在于保持政治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但当三权立场和利益不可协调时,政策的不连续和联邦权力的内耗就成为必然。具体到美国联邦规制体系而言,表现在联邦贸易委员会面临国会反对、司法部反垄断局结构改革导致权力偏移、法院系统挚肘行政部门等三个方面。这意味着正常的反垄断规制进程被打破,平台公司可以借机利用逐渐放松的规制环境,不断拓展自己的商业利益。美国反垄断规制的失败教训值得反思。当前,中国正在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数字化平台公司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形式必将得到很大发展,但如何在促进其发展的同时,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制,需要认真探讨。

合规审计:研究综述与展望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正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但企业违规经营的乱象仍时有发生,使得企业合规问题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年来,企业合规的理念在我国兴起并得到不断发展,合规管理作为一种新兴的内部治理方式逐渐被接受,传统的合规审计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也逐渐演变为现代的合规审计。本文以我国1994年至2024年6月合规审计相关的文献为基础,借助CiteSpace软件来进行可视化分析,并从合规审计的基本概念及核心要素等方面入手,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梳理,并予以综述。研究发现:已有文献研究重心主要是基于合规标准进行的合规性内部审计,缺乏对合规管理的合规审计;实证研究较少,以规范研究和案例研究居多;仅从审计学的视角来研究合规审计,无法打通合规与审计之间的壁垒,从而难以形成一个融通的理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未来研究内容、方法和视角进行了展望。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的WTO合规策略及借鉴——基于1995-2020年通报数据的分析

美国是世界头号农业保险大国,在农业保险补贴的WTO合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于WTO关于农业国内支持方式的“归箱”政策及农业保险补贴的相关规则,分析了美国农业保险补贴的主要方式与规模,并结合1995-2020年美国向WTO通报的数据,探讨了美国农业保险补贴的合规风险及合规策略的调整。主要结论有:在现行WTO规则下,农业保险补贴的通报方式有着很大操作空间;为降低合规风险,美国充分利用了WTO的规则漏洞,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通报方式;国际诉讼是推动美国调整农业保险补贴通报方式的重要原因;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在美国“黄箱”支持总量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其重要性在近年来开始有所下降。最后分析了美国经验对我国的借鉴。

规制理论视野下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比较及启示--基于英美治理实践的观察

全球主要大国在人工智能治理实践中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英国倚赖框架和原则,美国偏重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国积极制定规则和推进立法,分别具有基于原则规制、基于管理规制和基于规则规制的特征。这3种规制模式各具优劣势,彼此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我国基于规则规制模式具有规则清晰、执行有力、标准统一等优点,但存在规则僵硬、适应性不足等缺陷,可以借鉴英美治理模式所具有的灵活性、自治性等优势。具体而言有以下政策启示:①在治理原则上,采取适当预防原则;②在治理理念上,通过学习型机制保证规则的动态性;③在治理主体上,发挥企业自我管理的效用;④在治理手段上,坚持技术之治与规则之治相结合。

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法源探视及合规评审委员会的构建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法治背景下的一大理论创新,是我国实现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然而在涉案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法理来源、合规必要性和有效性论证方面仍存在着巨大的理论空白。因此,对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进行了理论清源,阐述了合规有效性的审查机制。认为应当建立起以检察机关为主导,针对不同企业类型,由行业代表、债权人代表、行业专家等组成的合规评审委员会,对企业合规的合规报告、合规过程、合规结果进行专业化、全面化的论证。以此为基础,详细分析了合规评审委员会的议事规则以及各方职责,并探讨了合规报告的撰写规范,从而助力检察机关科学合理地对涉案企业作出合规不起诉的决定,帮助涉案企业达到实质合规的最终目的。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违规使用对策设计及其仿真校验

[目的/意义]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违规使用治理政策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博弈,单一维度的分析视角无法从系统层面有效调和并解决这一矛盾冲突。[方法/过程]本文采用演化博弈理论框架,构建数据供应商、高校图书馆和用户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究各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均衡稳定策略。通过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对参数赋值,以提升仿真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随后通过MATLAB仿真实验,剖析了各类因素对于演化博弈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厘清利益对象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和关联结构。[结果/结论]研究结果显示,该博弈模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演化稳定策略状态,并基于数据资源违规使用的现状,分别从三方博弈主体提出针对性的意见。

主体论视域下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的三种模式

刑事诉讼全流程合规改革围绕合规有效性审查主体逐渐呈现出第三方组织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审查三种模式。但三种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程序衔接、标准统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审查应将合规计划审查与合规整改评估一体化考量,前者秉持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逻辑,后者秉持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逻辑,并量化审查、评估标准,优化配套措施。在检察机关审查模式中,应当合理区分“范式合规”和“简式合规”,明确检察机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合规考察报告审查模式,以区别于第三方组织审查模式。在法院审查模式中,应通过检察听证会、第三方管委会预备审查等方式强化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审查,以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并以检法协同的模式,在审理阶段共同推动合规案件的办理。

我国政务数据开放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政务数据是政府在履职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取的各类数据资源。政务数据开放蕴含重要战略意义,有利于推动数据生产要素更好地发挥价值,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以《数据安全法》出台为标志,我国政务数据开放立法初见端倪,初步构建了政务数据开放的风险预防机制,明确了“政策指引、央地协同”立法模式与“多中心、全过程”的规制结构。政务数据呈现汇聚集中、规模庞大与流转广泛等特点,但其引发的风险内涵、类别与危害后果尚未引起充分重视,相关制度安排鲜有涉及,引发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风险规制主体遮蔽、规制标准不一、监测内容不清、风险交流程序粗放等。亟需从风险规制这一新型行政任务切入,以风险预防原则为指引,对政务数据开放风险进行准确识别的基础上建构法律规制进路,重点破解政务数据开放风险规制的主体职责、标准体系、监测内容与参与程序等难点问题,将风险规制内容嵌入到政务数据法律体系中,寻求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方案。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建设的法治之维

跨境企业是新时代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跨境企业的廉洁合规建设,是统筹国内反腐和涉外反腐,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的迫切需要,是随着“把一带一路建成廉洁之路”而兴起的中国原创,是廉洁价值观融入依法治企的制度设计。在国际环境更加复杂的背景下,跨境企业面临常规性法律风险、合规虚位的法律风险、政治打压带来的安全和发展风险,企业廉洁合规自治模式应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通过立法明确跨境腐败的定义、范围和入罪标准,明确跨境企业预防腐败法律义务和负激励机制,明确监察机关和相关部门监督管理职责等,以国家强制力反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滥用腐败之名的企图,确保廉洁合规在跨境企业运行中更好地发挥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向国际社会展示廉洁形象的作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生力军。

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困境与纾解路径研究

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全球数字经济中金融领域合作与发展的重要纽带。鉴于个人金融数据的特性,我国发布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逐步在健全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框架。但现行规制仍面临缺乏专项的保护立法,法律保护体系不完善以及与国际规则衔接性不足等困境,限制了我国在跨境金融数据流动的发展与国际合作。对此我国应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原则,从加速推进专项法律的制定工作、提升法律体系的完备性、深化与国际规则的衔接等方面寻求纾解路径,为个人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提供切实可行的监管方案,促进个人金融跨境数据安全、合规和高效地流动,加快完善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体系。

使用合规农药能确保农产品“地头”质量安全吗?——基于豇豆农户的扎根理论分析

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首次将小农户施药行为纳入监管范围,进一步厘清农户施药行为的影响机理与因素,有助于政府精准施策。通过对海南3个村32户农民豇豆种植过程的全程蹲点跟踪,对豇豆施药环节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了访谈资料。研究发现:农户施药环节是一个复杂的行为选择过程,即使施用合规农药也不能确保农产品在产地的质量安全。在合规农药视角下影响农户施药行为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是信息渠道,其次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政策强度、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村劳动用工成本。同时,邻里效应在农户施药行为选择中的作用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增加农户用药信息的有效供给渠道,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面检测,坚持为农户提供形式多样的有针对性的有效培训,增加重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键技术供给与推广,加强农产品“优质优价”市场建设的政策建议,并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RECP协议实施背景下提升海南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紧迫性。

企业ESG信息披露漂绿规制的反身法路径

ESG披露机制的不健全和企业的短期主义行为引发了ESG信息披露漂绿问题。一味加强外部规制方式的强制性不仅与ESG理念的特征不相符合,而且会提高企业披露成本,进一步刺激企业采取漂绿行为。反身法理论提供了全新思路,即规制ESG信息披露漂绿应当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性,外部规制应通过程序机制来引导企业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约束,从而更好地规制企业ESG漂绿行为。据此,ESG信息披露规制路径应当从外部行政规制为主转向自我规制和外部规制相结合。为了充分发挥企业的自我规制作用,应当从培育ESG理念出发,协调内部和外部规制手段共同发挥作用,构建强制性和自愿性相结合的二元披露机制,重点建立企业内部可持续治理机制,实施自我规制,优化鉴证机制和评级机制,促进信息披露充分发挥作用,推动企业切实提高ESG治理水平。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国土空间规划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专项规划是指在特定区域(流域)、特定领域,为体现特定功能,对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作出的专门安排,是涉及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

环境规制效应的路径偏移——来自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经验证据

中国许多旨在减污降碳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有限。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企业微观数据与专利数据,详细刻画了1998—201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绿色专利的年度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以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细致检验了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清洁生产标准实施未能显著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在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促进了企业对生产设备和治污设备的投资,挤占了企业研发投入,即企业选择了渐进式创新而不是研发创新来实现清洁生产。本文基于政策协同视角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创新激励政策会缓解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本文为充分利用现有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协同推进企业减污、降碳、扩绿、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中国式“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本研究以2006—2020年中国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深入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波动式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各类环境规制强度则呈现出时序与空间上的差异。适宜强度的环境规制能提升绿色创新效率,这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有效性。然而当强度超越拐点值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正向效应将会减弱,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开始产生抑制效果。在当前阶段,中国命令型和公众型环境规制强度适宜;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则显著过高,需将其进行调整以更有效地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环境规制在环境绩效方面的边际效应,且深化了学术界对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逻辑关系的理解。

新质生产力理念下“三层级”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架构

平台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在产业领域发展的重要经济模式,但其仍存在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反竞争危机,运用法治手段强化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尤为必要。以新质生产力理念为引领,确立由价值公平、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组成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目标,分别以此为突破点,搭建“三层级”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架构。第一层级以实现价值公平为目标,确定“父爱+母爱”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理念。第二层级以实现形式公平为目标,确定结构型合理原则为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法治原则。第三层级则以实现实质公平为目标,以相关市场界定为核心构建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则体系。以此助推新质生产力理念在平台经济领域的贯彻落实,营造公平竞争的平台经济市场环境。

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基于碳交易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碳排放权交易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基于2009—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碳交易试点政策有效降低了试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发挥了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积极作用,而且碳交易机制通过影响能源消费量这一渠道遏制了碳排放强度的增长。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发现,地区产业结构负向调节碳交易试点政策的降碳效应,而政府规模则正向调节碳交易试点政策的降碳效应。以上结论为进一步推动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稳健发展、发挥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积极作用以及推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