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还是脱靶: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适配性研究——基于大气环境规制政策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大气环境治理政策目标的成效关键在于选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但政策工具是否一定能与其设定目标精准对接?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能够深入探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适配性问题。通过分析31个省级行政单位在大气环境治理中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匹配情况,发现高水平政策目标不可仅凭政策工具的单项施行所实现,而是多元政策工具综合配置的结果,同时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波动性,在绝对精准与全然偏离的连续谱系间存在多种适配可能性。研究结论有助于阐释在实现政策目标时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效应和联动匹配模式,深化在复杂环境中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关系的理论探索,为推动高质量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实践启示。

引导与保护:未成年人节目规制政策浅析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伴随2019年《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的出台,面向少年儿童的视听内容的内涵与外延更加明确。本文系统梳理了未成年人节目规制的关键概念,并沿历史纵向脉络回顾分析广播电视时代和网络时代未成年人节目规制思路和规制原则的变迁。电视时代,规制的主要思路是强化儿童本位,“从无到有”地创作专门面向未成年人的视听内容、频道和专区;网络时代,面对冗杂纷繁的海量信息,则需“从有到优”地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和精准传播。

互联网金融不当行为风险及其规制政策研究——以市场诚信、公平竞争与消费者保护为核心

互联网金融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同时,其不当行为风险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如虚假产品宣传、违规销售、泄露客户信息、绑架银行信誉、提现困难、卷款跑路等不当行为,给金融市场诚信、公平竞争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带来了损害。笔者首次探讨了互联网金融的不当行为风险及其规制问题,该风险的产生源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平等、行业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和不当激励,也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动摇了公众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信心。在借鉴梯诺尔新规制理论基础上,提出从监管机构角度实施穿透式监管,堵塞监管漏洞和监管套利,加强产品治理和产品干预,构建资金第三方存管和风险补偿机制等监管底线,同时,还需要从互联网金融机构角度重塑诚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挂钩的薪酬激励制度以及建立常态化的风险培训机制。

地区环境规制政策为何趋异?——来自省际贸易成本的新解释

本文通过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并构建一个区域环境规制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考察了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背景下省际贸易成本降低对区域环境规制力度差异的影响,并基于1998~2013年中国"省份-省份"地区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现行体制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必然会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2)随着地区间贸易成本逐渐减低,发达地区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欠发达地区则会采取更为宽松的环境保护政策,地区间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会扩大;(3)环境规制竞争政策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效应。要改变这一困局,则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增长竞争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并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系统的垂直化管理。

社会资本对农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兼论环境规制政策的调节作用

利用山东、河南、吉林615份肉牛养殖户的调研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引入环境规制政策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社会资本各维度与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在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均正向促进养殖户采纳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其影响效应由大到小依次是:社会网络(5.03%)>社会信任(3.24%)>社会规范(2.01%)。②环境规制政策对社会资本各维度与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关系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其中,约束性环境规制政策对社会网络、社会规范与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行为关系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激励性环境规制政策对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行为关系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推动养殖户参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环境规制政策对养殖户行为的引导作用。

我国通道费的经济学分析与规制政策评述

零售商滥收通道费恶化了工商关系,阻碍了零售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对我国的通道费进行了分类,并通过建立模型,认为通道费作为一种分担新商品风险的经营模式有其合理性;文章后半部分从供应商、零售商的竞争者、消费者三者福利盈亏角度,对各类通道费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最后对最近颁发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进行了评述,并提出规制建议。

我国行业利益集团对规制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

规制政策本质上具有对公民和企业的权利进行分配或再分配的特点,中国国际快递委员会通过重点运用游说策略,综合利用智库、媒体等渠道,对快递业的规制政策制定施加了影响,有力地抵制了国家邮政局和邮政企业“政企同盟”的政策意图。因此,如何在今后的利益集团博弈中构筑一个各方充分参与的制度性平台,将成为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比较与选择——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逐步构建起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和自愿行动型"四维一体"的环境政策工具体系。针对不同政策类型工具的有效性,很多学者已经运用多种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数学者只关注其中某一种工具的治理效果,同时考虑所有政策工具效果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首次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工具在当前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下的相对贡献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工具和市场激励型工具仍然是当前中国治理环境污染最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公众参与型工具和自愿行动型工具的有效性相对较差。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首先,中国政府不仅需要构建完善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更需要加大环保执法投入,提升环保执法的主动性;其次,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型工具,建立更加弹性化的排污收费标准和更为严格的排污惩罚制度,推动排污权交易制度更广泛地实施;再次,积极推动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降低社会公众的参与成本,使得社会公众能更加便捷地参与环境治理;最后,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企业发起自愿性环保项目,对于推动环保标准的提升和环保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加强居民、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全社会环境问题的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充分运用命令—控制、市场激励、公众参与、自愿行动等正式和非正式的环境治理措施,形成一个有机、有序的环境治理体系,才能提升所有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基于面板协整和PVECM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价值链视角,将中国工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开发和技术转化两个阶段,以2004—2010年我国工业37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为对象,采用面板协整、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对中国工业环境规制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环境规制政策与技术开发能力、技术转化能力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虽然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开发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的提升,但这种提升作用具有倒"U"型规律特征,即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度"的限制,当环境规制政策强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反而不利于工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相对技术转化阶段而言,中国工业技术开发阶段的创新活动对环境规制政策的适应能力更强;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开发能力、技术转化能力的短期波动均有正向影响,二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具有显著的短期调节效应。

中国网约车规制政策述评

针对"互联网+"背景下中国网约车存在一定的市场失灵、规制政策不再适用等问题,在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在网约车业务分类的基础上,对中国目前网约车规制政策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评述。研究认为,现有规制政策体系已相对完整,但规制的内容和手段略显僵化;目前规制制度设计应充分考虑网约车行业特点,从规制主体、规制对象、规制内容及规制手段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创新。

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政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政策研究”,提出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三位一体的“自然垄断新论”,可为制定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政策提供更科学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项目结合中国铁路、邮政等产业的规制实践分析研究了现实中存在的主要法律与政策问题。

电力行业规制政策的变迁及启示

在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划分中,电力行业是具有强自然垄断性的,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原来是垂直一体化电力垄断企业的生产力已经跟不上增长的需要,因此世界各国开始了电力行业的规制改革,主要的思路体现在引入竞争与完善政府规制方面。中国电力行业的改革,从政企合一,到产业重组,再到市场监管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本文对各个时期电力行业政策的绩效进行分析,总结电力行业规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为电力行业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借鉴。

环境规制政策的作用机理与变迁实践分析——基于1978—2016年环境规制政策演进的考察

环境规制政策作用机理显示内生性政策源于环境领域的市场失灵,外生性政策源于环境领域的政府失灵。回顾1978—2016年环境规制政策演进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经历了从命令-控制型规制政策主导到多元化规制政策和谐共生演变。从政策目标-制度安排-政策举措-资源环境问题-规制政策的逻辑思路看,不同时期环境规制政策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指向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环境规制政策作用机理与变迁实践的考察表明,政府在强化内生性规制政策、矫正市场失灵的同时,需重视完善外生性规制政策,规避政府失灵。

环境规制政策对京津冀地区煤炭消费量的影响

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环境规制政策)的发布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合成控制法,构造了与京津冀地区特征相似的合成控制组作为京津冀的"反事实"替身,研究了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对煤炭消费量的影响,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京津冀地区的煤炭消费量,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环境规制政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科技水平和能源效率促进地区煤炭消费量下降。

FDI、环境规制政策和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利用30个省份、53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FDI与环境规制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对区域绿色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根据双重差分法(DID)研究显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缓解FDI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对中间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改善要素结构来实现对FDI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间的正面调节作用;在对调节效应和内在机制的分地区稳健性检验中发现,环境规制的正面调节效应在我国西部地区并不明显。

美国跨国并购规制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并购规制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热点。美国跨国并购规制政策体系的构成值得学界分析研究,其健全的法律规制体系和有力的执法体制特点对中国跨国并购规制政策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跨国进入、东道国利益与规制政策——兼论中国对外资进入进行规制的实践及政策展望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面临两种方式跨国并购或新建投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将对东道国竞争政策的制定以及国际间政策的协调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对这一近乎空白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东道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在投资方式选择中的利益和矛盾的分析模型,模型分析的政策含义是东道国政府在针对跨国公司进入制定政策时,要综合考虑跨国公司进入方式对市场竞争影响和对重要资源转移的影响,以获得外资进入所带来的最大化净收益。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的很多限制外资股权收购比例以及鼓励外国公司新建投资的政策有很大的风险。最后,本文回顾和分析了我国政府对外资进入的规制政策,提出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

中国三网融合的竞争格局与规制政策取向

三网融合在欧美国家走过了成熟的15年历程,中国的三网融合仍处于起步阶段。文章从三网融合的产业竞争格局的梳理出发,认为中国三网融合困境的主要表现是:电信进入IPTV领域的政策不明朗,广电进入宽带领域格局分化,电信和广电两大阵营对比实力相差悬殊。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为: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结构以及三网融合驱动力不足。提出将内容规制和网络产业规制分离,在网络产业建立统一的规制主管部门,解决网间互联、结算和IPTV等具体问题的规制政策建议。

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变迁轨迹与逻辑--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解释

间断-均衡理论聚焦于导致政策变迁的机制和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将政策过程描述为长期渐变中夹杂着短期剧变,已成为解释政策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运用间断-均衡理论对我国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变迁的研究发现,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的历史变迁基本在放松与规制之间反复摆动,呈现出明显的长期渐变与短期剧变交替运行的演进规律。其中,政策形象的变化、政策议定场所的转换、决策者注意力的转向等因素与政策垄断的构建与崩溃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鉴于此,完善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要健全广泛的民主参与机制,使人民群众成为推动政策变革的力量源泉;要逐步放松数量、价格管控,继续深化出租车行业市场化改革;要构建“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模式,鼓励地方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出租车管理模式;要坚持高位谋划和高位推动,加强对出租车管理工作的重视;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打破对原有规制政策的“路径依赖”。

规制政策不确定性对电网投资影响的实物期权分析

根据电网规制政策变动的特点,利用实物期权方法分析了规制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电网投资的影响。模型及算例结果表明,在政策确定的情形下,规制机构的成本补偿政策能够促进电网企业投资,而补偿政策变动的不确定性则会提高投资的临界值。并且,随着补偿政策变动概率与价格(或者企业利润)的相关系数的提高,投资临界值也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