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人的解放思想的两条线索及其理论意义

人的解放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的根本主题,这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有着充分的展现。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虽然消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对人的束缚,但没有解决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以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主要分子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意识”解决市民社会矛盾的精神解放,也无法扬弃人的异化。通过对政治解放和唯心主义精神解放的批判,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是人的解放的现实力量,无产阶级的劳动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内在动力,这构成了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解放的两条重要线索,展现出马克思早期阐释人的解放的方向。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两条线索带有人本主义的色彩,但马克思以此批判地考察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虚假”共产主义学说,从而阐发了真正的共产主义内涵,这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人类解放的科学阐述与革命论证——基于《论犹太人问题》文本的分析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批驳了鲍威尔关于犹太人解放的观点,并从宗教异化的批判、政治解放的批判、异化人权的批判上升到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问题是封建阶级势力向资产阶级势力过渡的普遍性问题,而犹太精神是资产阶级势力反对封建阶级势力的有力武器。马克思认为,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是人类解放的关键。究其实质,马克思最初对人类解放的理解仅限于经验层面的“类”,而这种局限性直到他将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引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后才得以克服。

论马克思对鲍威尔论在犹太人解放问题上的争论及实质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针对鲍威尔关于犹太人解放的观点和逻辑批判,提出了政治解放不等于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不意味着人类解放的观点。在探讨宗教与政治及社会现实、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口号与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时,马克思表明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在探讨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问题时,马克思深刻揭露了政治解放的缺陷与实质,反映他已经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分歧不仅作为思想家的具体观点和理论逻辑的分野,还反映了两人作为不同阶级利益代表的政治立场。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社会动员方式探析--以《东北日报》新闻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创办的第一份大区报纸,《东北日报》一经问世便肩负着动员东北群众的重要历史使命。运用ROST Content Mining内容挖掘系统分析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日报》的新闻报道内容,全方位勾勒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社会动员历史图景,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有经济动员、政治动员、军事动员三种方式,党的领导、利益满足、全民广泛参与、明确目标导向四个方面构成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社会动员鲜明特征。

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及其现代性思考——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文本考察

为人类求解放是马克思一生的价值追求和思想主题。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展现出了恒久的生命力、解释力和创造力。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对德国社会宗教产生的现实根源、德国社会旧制度的缺陷及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进行分析,进而从政治解放过渡到人的解放,探寻出一条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

解放思想未有穷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解放是“社会活力的来源”,强调“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因此,越是发展越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越要保持忧患意识、与时俱进,要坚持问题思维、目标导向,解放思想无穷期。惟有解放思想,才能敢于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首要就是解放思想,能够思前人未曾思、想前人未曾想。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正是因为坚持解放思想,我们才在不断创新中大踏步赶上时代步伐,党和国家事业才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才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学前教育思想的近现代开端——以清末到抗战时期“解放儿童”话语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开端,与“解放儿童”话语有着密切的联系。清末“解放”概念获得了“摆脱外在束缚、追求独立自由”的新的含义,“解放”也成了一个涉及多种身份和对象的话语系统。“解放儿童”话语就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它源于妇女解放的诉求、国外解放儿童思想的译介,以及鲁迅的解放儿童思想的确立。在学前教育领域,先驱们努力探寻中国解放儿童的道路。科学心理学研究为解放儿童奠定了知识基础,解放儿童的思想不断在教育实践中得以发展。与此同时,“解放儿童”也与“儿童本位”出现了话语分歧,在抗战救国的背景下,“解放儿童”话语成为主流,融入民族解放的浪潮之中。近现代“解放儿童”话语也存在着困境,它与妇女解放话语一直没能有效兼容,同时也有失去儿童世界的危险。当今儿童仍然在解放的路途之上,儿童与妇女、国家民族的关系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思考和建设;同时,“儿童本位”的回归也有待这两种话语重新合流。

“以商言政”: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中国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以《经济导报》为中心

解放战争初期,以工商界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政治光谱上离中国共产党最远的群体。为了加强对香港地区工商界的统战工作,1947年中共在香港地区创办了《经济导报》。《经济导报》的报道侧重揭露国民党治下的经济危机与货币政策弊端,同时阐释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综合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对香港地区本土经济的影响。《经济导报》在内容和态度上的贴近性和时新性,为打动香港地区工商界、拉近中共与其心理距离和现实距离产生了实际效果。彼时的《经济导报》还起到组织和动员作用:搭建经济联盟,影响进步华商;团结财经人才,形成“香港经验”。这些举措有效消除了彼时香港地区工商界存在的“疑共”“恐共”和“避谈政治”心理,引导香港地区工商界在“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中认清政治和现实。以报社为中心节点,《经济导报》鼓励香港地区工商业人士从“言论场域”走向“实践场域”,在现实中做出道路选择,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战争。这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是注重对群众心理的研究,做到方法科学、循循善诱;二是坚持大宣传观和大统战观,不把统战宣传工作简化为文字工作和宣传干部的工作;三是注重宣传效果的落地,明确认识宣传是手段,组织和动员才是目的。

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优势、风险与实践策略

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是智能时代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作为人的智能的对象化,在数据、算法和算力“三驾马车”的驱动下不断增强了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拓展了人的交往时空界域、丰富了人的交互方式,日益推动着人的劳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和个性解放。但在人工智能社会化应用过程中,也将催生出人的异化、劳动异化及社会关系异化现象,给人的解放带来不确定性风险,甚至世界主宰地位的颠覆性风险。为了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及防范化解这些不确定性风险,人工智能在赋能人的解放的过程中要继续提升其发展优势,并提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立规制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长效措施、推动人工智能共享的防范策略,为人的解放开辟广阔而可靠的前景。

史沫特莱之《中国革命中的妇女》中的女性解放思想分析

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的女记者、女作家、女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她先后在中国生活13年,当时正值中国革命艰难发展之际。在中国,史沫特莱撰写了大量报道,关注了许多问题,其中关于女性解放的内容集中收集在《中国革命中的妇女》一书中。在书中,史沫特莱看到了革命中的中国妇女在价值立场的两极分化,也在叙述过程中探讨过这种分化的原因,讴歌了那些为了自身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妇女,同时批判了那些不敢参与、不敢反抗,每天过着如同行尸走肉般生活的妇女,婉转表达了妇女解放应与国家民族解放相统一的立场。这启示我们,妇女要想获得解放,需要推翻旧制度,营造和逐步完善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制度环境,需要努力加强妇女教育,同时妇女自身也要注意自信自尊,努力实现经济独立。

“自由的解放”:论马克思主义对主体实践“元信念”的重估

主体实践的“元信念”具有作为主体实践的起点和动力的“元原因”和作为主体实践的终极标准的“元尺度”两重意蕴。然而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义务论对这两重意蕴的解释都因其理论体系的封闭性和自足性而无法与主体实践进行彻底的结合。马克思通过将社会历史的视角重新引入对主体实践“元信念”的解释中,通过对“自由”和“实践”的同一化理解,指出主体实践的“元信念”正是能动的实践在具体社会历史中不断展开的倾向。因其受到了阶级社会的深重阻碍,故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与阶级社会彻底决裂,在“全部可能性展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通过对实践活动作为“第一需要”的认识才能实现主体实践“元信念”两重意蕴的真正统一以及其自身的彻底完成。

两枚木印见证粤赣湘边纵队赣南支队与赣南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江西赣南地区有这样一支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赣南支队,他们是在赣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地方武装部队,直到1949年5月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赣南支队。这支部队为赣州解放乃至广东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东北解放区农村题材话剧的历史蕴含与当代流脉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农村题材话剧,尤其是农村话剧“三部曲”作品,在吸纳了延安戏剧传统和东北地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阶级斗争、翻身解放、建立与巩固政权、物质生产、人的改造与“生产”等为主题,构制戏剧冲突与塑造人物,紧密配合和服务于革命夺权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诉求,属于历史和认识价值大于审美艺术价值的革命性与政治性乃至政策性话剧。但其表达的主题与揭示的问题及其叙事却具有超越历史阶段的元典性、原创性和类神话原型的结构与母题意义,在当代文学叙事与结构中被不同程度地赓续与传承,留下余脉与印痕,甚至内化于某些红色经典的型构中,成为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从“目视的文学”到“耳听的文学”——解放区的方言写作与文体形式的创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作家在改造自我的思想浪潮中更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民间,作家的思想情感逐渐融入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实践,文学创作在不断汲取民间文艺资源中得到本土化与民族化的铸造,诗歌上产生了注重日常口语并诉诸听觉形式的墙头诗及“快板诗”运动,民间说唱艺术也大量渗透到小说文体中,赵树理开创的板话小说体式成为许多小说追摹的对象,新歌剧及新秧歌剧及融说、唱、舞为一体,这些文类在形式上表现出与传统的民间说唱文学更多的历史联系,通过对民间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新形式。方言写作与民间形式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文学对口语和声音的重视,彰显出民族文学之根依然在民间具有强大生命力。

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在1949年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道路抉择。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上海繁荣,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敲门”。他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不仅完成了“敲门”任务,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希望其“敲门”成果得到实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作出努力。上海解放,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表明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冀南解放区农村社会教育研究——以《冀南日报》为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冀南解放区进行的农村社会教育活动,以《冀南日报》为教育宣传媒介,通过冬学、民校、识字班、广播台与黑板报等组织形式开展教育工作,旨在对民众的政治觉悟、生产技能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其作用。冀南农村的社会教育实践,不仅提高了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而且开创了新的社会风气,推动了解放区各项事业的进程。因此,以冀南农村社会教育为研究个案,可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基层乡村文化教育方面的理论优势,并为当代农村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东南海岛解放进程中的环境挑战、支前难题与中共应对(1949—1950)

新中国成立前后,跨海解放东南海岛成为中共重要工作。为此,中共和解放军需应对诸多环境挑战,包括跨越汪洋大海险阻,应对风浪、潮汐袭扰,适应海岛生存环境。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共开展大规模民间船工动员工作,但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具体难题,如沿海船工和船只因战争遭受严重损失,船工和船只动员、运用殊为不易,木帆船作战稳定性不强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一方面完善支前机构、注重思想动员、保障基本权益等,另一方面着力训练军队水手、赶制机帆船、加强海洋环境知识学习、提升海岛后勤保障,从而为继续推进岛屿的解放创造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青年运动对建立新中国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历史时期的青年运动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国民党统治走向崩溃;促进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全国解放;促进了党的青年干部培养和干部队伍的扩大;促进了全国人民大团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回顾和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的历史,对于新时代充分发挥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解放日报》建党纪念日社论为中心的考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以《解放日报》为载体,通过建党纪念日社论的特殊方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追求不仅完成了从理论探索到具体实践的转换,而且也呈现出以“抗战”与“民生”为中心的历史性内涵。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使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新政策的实施让边区人民的“民生幸福”得到了初步实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对日作战中完成着“中华民族之复兴”的“最主要任务”,而中国共产党也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得了自己的“政治领导责任”。

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政治哲学深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分析为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对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抽象化叙事的批判为逻辑前提,主张把对“人”的理解从观念领域回归现实世界,将“现实的个人”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进程给予分析,将现实个体及其阶级视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强调从“粗糙”的物质生产及其承载的社会关系层面把握“人”的本质属性。“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感性力量,“人”在实践过程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为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指明,在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各自分裂的情形下,“人”被异化为二重化存在的现实,市民社会中的“人”是“现实的个人”,但也是非真实的;政治国家中的个人是真实的,但也是非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的“人”是异化的理性“工具人”,要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摆脱唯心主义和非批判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投入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斗争之中,将“人”从市民社会的人提升至社会化的人类,进而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