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被害人、证人言辞证据适用的忧思及规制

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言辞证据具有两面性,其既具有客观性或真实性,这决定了该类证据在特定案件中的不可或缺性。同时,由于未成年人特定的生理或心理发育状态,其言辞证据在适用中又存在一定的风险。在具体立法中,我国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言辞证据规定过于宏观,操作性不强。在具体司法中,法官也会面临未成年被害人、证人言辞证据的适用程序、方式等方面的困境。因此,应当根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言辞证据的具体特征,针对性地制定兼顾利益平衡的、实用性的对策。

清代刑事证据之言辞证据采集研究

在清代的刑事证据中,言辞证据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而以往对言辞证据采集的专题性研究较为缺乏。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以言辞证据采集的时间、地点、对象和手段为涉猎的主要内容,对清朝言辞证据采集的制度规定和判例判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清朝言辞证据采集的制度规定已经较为完善,实践经验已经相当丰富,但也存在着法律规定和实际操作的背离。希望通过对清朝言辞证据采集的探讨,为清朝刑事证据的整体研究提供借鉴。

审判阶段非法言辞证据排除难问题研究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被规避和搁置的问题,庭前会议也存在程序虚置、程序启动艰难、排除效果不佳、裁判文书模糊处理等问题。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法官的真实效率理念、确定无疑心证要求、避免孤立的心理;控方积极追诉,反驳证据异化行使以及审判监督,给法官带来潜在压力,加大排除难度;辩方初步举证能力不足,程序门槛过高,减损其提供有益信息的能力;裁判结果的社会可接受度依然有限,民众的程序价值理念尚未完全树立。因此,未来需要发挥法官的重要作用,对于法官要树立程序刚性和程序观念;对于控方要加强法庭控制、树立审判权威;对于辩方要适度关照、提升能力;对于民众要加强说理和善于引导。

浅论存疑时言辞证据的认定技巧——出租屋无旁证杀人案

2011年6月1日，广州市惊现一起命案：火车站搬运工杨金元（下简称杨）被发现被人杀死在房间里。10天后警方侦破此案，杀人者为案发当天与杨邂逅并到其家中“借宿”的18岁少女旋楚琦（下简称旋）。据旋口述，当日她借宿于杨所租出租屋，杨对其提出发生性关系的非法要求，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旋不小心将杨杀死。最终被告少女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刑4年。该判决引起巨大争议．主流舆论一边倒支持女孩。然而，回到案件事实本身不难发现，此案中的诸多细节，表明事件背后其实另有隐情，本文旨在从纯法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这一无旁证杀人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并由此引申出关于言辞证据的认定这一具体法学方法的思考。

关于贪污类犯罪中言辞证据收集及运用之思考

检察机关办理贪污类犯罪案件过程中,因该类案件具有的特殊性,使得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更多地运用言辞证据来证明犯罪。所以笔者现就言辞证据在侦诉贪污类犯罪中的收集及运用进行阐述,旨在更好的发挥言辞证据的证明作用。

儿童言辞证据实践现状

儿童言辞证据的一些特性决定对其收集、固定和采信时需要特殊的程序与规则。目前,为保证儿童言辞证据收集的科学性,立法和司法层面都作出诸多努力和尝试,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成为影响儿童言辞证据可信性的因素。

儿童言辞证据实践现状

儿童言辞证据的一些特性决定对其收集、固定和采信时需要特殊的程序与规则。目前，为保证儿童言辞证据收集的科学性，立法和司法层面都作出诸多努力和尝试，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成为影响儿童言辞证据可信性的因素。

刑事诉讼中儿童言辞证据研究

儿童言辞证据在办理涉及儿童的案件过程中举足轻重,在很多案件中已然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儿童言辞证据的收集和采信规则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司法实务中正确判断和采信儿童言辞证据,强化对涉案儿童的司法保护和公平公正办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言辞证据在加班事实认定上的适用

康某于2010年10月29日入职北京珠江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世纪公司），岗位为配电室电工，2011年3月起，每月工资2435元，2013年5月15日离职。康某主张其在职期间实行第一天上白班12小时，第二天上夜班12小时，之后休2天，之后循环，不分节假日，

浅谈未成年人言词证据适用

近些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从校园暴力到违法犯罪,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迫在眉睫。在整体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下,就要在法律层面确立直接言词证据,但目前我国并没有完整体系化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规定。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有些犯罪比较隐蔽,且基于未成年的心智等各方面原因,未成年人的言词证据的收集、审查就不能不能完全适用成年人的言词证据的法律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明过程包括证据的收集、证据的保全、证据的审查判断、综合全案证据的的审查判断,未成年人的言词证据证明过程亦是如此,本文从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两个方面分析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现状、成因,最终提出完善建议。

论检察机关刑事证据审查保障机制

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方面,它与"两高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当代的证据法体系。从当前的三个证据法渊源出发,通过分析立法现状与缺陷,深入探讨证据法规则体系下定义模糊、推测性较大的部分,在实体与程序两个部分加以论述,并着力完善刑事证据审查保障体系,对承办人审查案卷的行为加以重点监控,从而减少因主观倾向造成的错案发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措施初探

针对中国现行立法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略的问题,采取抽象分析的方法,从言辞证据、实物证据排除非法证据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分析结果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和对公民权利制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法完善与否的标准之一。这一规则的确立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新的里程碑,对有效维持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平衡点具有重要意义。

隐匿身份侦查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隐匿身份侦查的特点使得该措施在适用上对人权的侵害倾向较为明显,因此,在实施隐匿身份侦查的过程中,对来源非法和取证非法的证据不得作为诉讼中定案的依据,应该予以剔除。隐匿身份侦查中非法证据主要来源于授权和取证方法两个方面,对于授权过程中关于授权主体、授权范围和期限的证据排除,要注意立法与秘密侦查实务需求的统一;对于以暴力、威胁或者欺骗等方式获取的言辞证据应绝对排除;而对于实物证据的排除,应遵循实体真实的价值取向,慎用排除规则。

语言证据范畴下的法律语言学研究

作为现代法律语言学研究内容的重要方面,国内外在语言证据方面的研究正在日益成熟。语言证据的内容具有多重性内涵的特征。因此,就这个概念而言,所谓的法律语言学应当是对其语言证据内涵研究的一种形式。而语言证据对于法律语言学研究又进行了限定性要求,使得语言证据概念中的法律语言学具有了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本文正是针对语言证据范畴下的法律语言学的研究。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在死刑案件审查中的运用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内容,包括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排除的程序。由于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为严厉的刑罚,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死刑案件审查中的运用就显得格外重要。本文针对我国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内容及其在死刑案件审查中的运用。

语言证据范畴下的法律语言学研究

语言证据是国外法律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与研究领域,其范畴涵盖许多研究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语言学其实就是对语言证据的研究,而语言证据范畴下的法律语言学研究自身已形成鲜明特点和理论框架。在法律实践中,语言证据的研究与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故本文将围绕语言证据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畴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将语言证据研究和我国现实情况结合起来,探讨语言证据在应用中所面临的几个关键问题。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法治、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的需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实物证据排除问题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文章认为,应当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明确非法证据的种类、排除程序以及例外情形;由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采取不同的排除标准。

浅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途径

新刑事诉讼法突破性地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法治的进步,也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具体落实。但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看上去很美的条文,如果缺乏了配套机制和制度支持,就会使其功效大打折扣,使之与立法者的初衷"谬之千里"。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因缺乏相关的配套性的"土壤"而显得有过于粗疏之嫌。因此,应当通过对配套性制度的增设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两点思考

修改后刑诉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诉讼规则也做了相应配套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初查限制人身自由获得口供、重复言辞证据以及“毒树之果”的排除问题也值得思考、探讨和明确。

科技介入诉讼的一点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成果诞生并强烈的改变着我们的传统生活,已经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作为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与科技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据报载,"除青海、西藏、吉林等少数几个省市外,测谎仪已走遍全国.其中,山东县级以上公安局的使用率已达到50%","在公安带动下,法院也开始使用."随着对科学的不断探索,人们又发现了"诚实血清法"和"催眠法"等测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