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的言辞观

在《周易》看来,言辞具有表情达意、引导人类行动、影响人类祸福的功能;因此,发言时一定要谨密慎重,心态应平和安易,最好能做到同心同德;所发言辞应遵循诚实可信、有事实根据、井然有序、辞正言顺、言约意丰、委婉含蓄而切中事理等准则。至于对言辞的接受,则应持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应反复玩味、体悟;一是应虚心接纳,不可刚愎自用。

言辞型性骚扰刑法规制的必要理据与立法进路

言辞型性骚扰仅受民事与行政规制已无法得到妥当处理,将其纳入刑法范畴具有必要性。侮辱罪、寻衅滋事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现有进路无法有效涵摄言辞型性骚扰的全部构成要件要素,释义学并非理想路径,选择立法论路径更能周延保护性自主权法益。修改侮辱罪的构成要件和设立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有诸多局限,通过在刑法典中设立包含言辞型性骚扰的性骚扰罪更为提倡。运用类型化思维,采取一般描述与示例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技巧,既因应当下实际,又不失灵活性。从言辞型性骚扰的构成要件要素中可引申出其非属强制型性侵害罪、须违反被害人意愿、应当具有性意涵之目的、情节严重性、不具合理性,以及不被欢迎等实质性内容。

言辞

“我冲上去的时候心里也是害怕的,但是她一个女孩,我不帮忙的话她就更无助,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冲上去了。我冲上去的时候,受伤女孩一直在说和我没关系,她虽然这么说,我帮忙还是要帮的。”“碎花裙不只是裙子,也可能是英雄的战甲。”

从“言”与“意”上修改作文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要注意考察学生对作文内容、文字表达的修改。作文的“言”指言辞与表达;作文的“意”指立意与思想内容;文章修改要兼顾“言”与“意”。

网络言辞侮辱的典型事实形态及其刑法定性

肆意谩骂、恶毒攻击及披露身体隐私是网络言辞侮辱的三种典型事实形态。是否存在流氓动机,是区分在网络上肆意谩骂的侮辱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标志。综合分析所攻击的事件的性质、攻击言辞的真实性、攻击的激烈程度以及社会观念对攻击的容忍度这四项要素,是认定网络恶毒攻击的关键。在网络上传播非强制场合的妇女裸体视频的,只能构成侮辱罪;而传播强制性侮辱的裸体视频的,则系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的法条竞合犯。

《孟子》《莊子》言辭觀辨析——從“言”在早期儒、道思想中的地位差異説開來

“言”參與了儒家“仁”“德”“禮”“君子”等核心概念的建構。“言”在道家核心思想“道”中並不存在,爲説明“道”,老子不得不言,主張“言”順應自然規則,反映事實,反對誇張之言。《孟子》的言辭觀强調“言”基於德和“聖人之言”的傳統,崇尚“聖人之道”,多次稱引堯、舜,引用《詩》《書》等儒家經典,注重“言”的道德化傾向。“言”在《莊子》之“道”思想體系中處於末流。莊子認爲“言”屬有形之物,對“德不形”有阻礙。莊子“大而無用”的言辭觀不帶主觀性,特點是不符合實際,是對舊有“榮華”之言、“成心”之言的挑戰,“寓言”“重言”“卮言”是“大而無用”言辭觀的細化和實踐。《孟子》《莊子》言辭觀具有相似性,都將“言”視作表達各自“道”的途徑,均注意到“言”的局限性。二書言辭觀的差異性也較爲明顯,對“言”的態度不同,對“言”的關注點也不同。《莊子》對儒家言辭觀的基礎仁義禮制,對孟子“聖人之言”的言辭觀均持批判態度,儒道言辭觀具有單向互動性。

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看外交话语中的否定言辞及其英译——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为例

本文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为例,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出发,对外交话语中的否定言辞及其英译进行探讨。文章结合具体例子介绍了我国外交话语中否定言辞以及英文译本体现出的直接否定、语言正式等主要语言特点,再从批评话语的角度,分析了外交话语中的否定言辞的主要功能,并阐述其在构建外交形象、促进合作等方面的作用,旨在为外交交流中的否定言辞使用和英译提供参考和借鉴。

浅谈未成年人言词证据适用

近些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从校园暴力到违法犯罪,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迫在眉睫。在整体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下,就要在法律层面确立直接言词证据,但目前我国并没有完整体系化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规定。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有些犯罪比较隐蔽,且基于未成年的心智等各方面原因,未成年人的言词证据的收集、审查就不能不能完全适用成年人的言词证据的法律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明过程包括证据的收集、证据的保全、证据的审查判断、综合全案证据的的审查判断,未成年人的言词证据证明过程亦是如此,本文从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两个方面分析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现状、成因,最终提出完善建议。

献给所有懂得“爱这个世界”的人——《我为每一种思想寻找言辞》后记

20世纪80年代,我在武汉桂子山读书时,初识波伏瓦、萨特和海德格尔等这些遥远的人物,那时阿伦特还在我的视线之外,当我暗叹阿伦特照亮同时代及其后时代的著述《黑暗时代的人们》《爱这个世界》《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我已不再年轻。还有阿列克谢耶维奇,新冠疫情及俄乌战争影响了世界生活之后,我才真正深入她的文字和纪录片里,心跳加速中,直面她讲述的人类生活中的大厄大难。书中的这些人物,陆续伴随了我的漫漫流年。

篮球比赛中“非言辞沟通”、“传达”的特点与形式

采用文献资料与教学奖践相结合的方法，对篮球运动员在比赛中与本队队员、对方队员、教练员、裁判员之间的“非言辞沟通”、“传达’能力的培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非言辞沟通’及“传达”，有助于队员发挥应有的水平，取得较好效果。

网络暴力的典型事实形态及其刑法定性

暴力系意图造成损害的强制力量。在刑法上暴力由“猛烈性”“强制性”“损害指向”“影响达成”的行为要素构成,具体表现为基准暴力、典型暴力、准型暴力。网络暴力系“暴力”与“网络空间”的衔接整合,可以分为网络言辞侵害型与网络实体侵害型。我国理论界对网络暴力关注的焦点是“言辞侵害型网络暴力”(网络言辞侮辱、网络诽谤、恐吓性网络骚扰),这种网络暴力在刑法上属于准型暴力。然而纵观中外理论,“实体侵害型网络暴力”(网络系统袭击)也不失网络暴力的一种重要的典型事实形态。言辞侵害型网络暴力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会触犯侮辱罪、诽谤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等。而网络系统袭击通常会触犯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此外这种网络暴力还会涉及危害公共安全、恐怖活动等方面的犯罪。在许多场合网络暴力也会存在想象竞合犯、牵连犯、数罪等犯罪形态。随着网络及高新科技的日益发达,网络暴力犯罪更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偏激言辞:五四思潮的论战策略

五四思潮中的偏激言辞反映了极为复杂的时代情形,交织着极为复杂的思想情感,长期引起人们议论甚至误解。联系五四时期的历史背景和五四思想家们的基本主张分析,这些偏激言辞是他们在文明转型、救亡图存与民主革命时代采取的思想斗争与文化论战策略,是一种"有意的偏激",是特定时期思想文化斗争难以避免的现象。偏激不是五四思潮的主流,更非五四思想家们的一贯主张。在和平年代,要警惕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断章取义与借题发挥。

论庭审阶段的非法口供的排除——从直接言辞原则展开的论证

在庭审程序中,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口供的实质是翻供,即推翻侦查阶段所作的陈述并重新做出供述。从直接言辞的原则加以考察,当庭供述相对于讯问笔录享有更高的效力,因此应将当庭供述作为实质证据,用以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而将讯问笔录作为弹劾证据,对当庭供述的证明力进行争辩。

话轮转换过程中副言辞语境的主要影响与作用

副言辞语境是语境分类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是话轮转换的重要衔接手段。它对交际双方的心理判断力、话轮转换的持续性,乃至会话含义的推断结果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运用话轮转化机制系统理论,从话轮转换实时性角度,深入分析副言辞语境各要素所包含的超语言信息及其重要作用。

从道不可言到文言:中国诗学的精神奠基——兼及儒家诗学的确立与西方语言学转向

中国诗学的中心观念应是孔子的文言说。孔子标举文言，扭转当时“道不可言”的思想潮流，继而提出“不学诗无以言”的主张，成为《文心雕龙》以文言为天心之心的思想宗旨，为中国诗学精神奠基。孔子的文言说，与西方当代的“语言转向”并不相同，它意在建立以道德教化为主的、有德有言的诗学模式，而不仅是对形而上学的“道”

未成年被害人、证人言辞证据适用的忧思及规制

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言辞证据具有两面性,其既具有客观性或真实性,这决定了该类证据在特定案件中的不可或缺性。同时,由于未成年人特定的生理或心理发育状态,其言辞证据在适用中又存在一定的风险。在具体立法中,我国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言辞证据规定过于宏观,操作性不强。在具体司法中,法官也会面临未成年被害人、证人言辞证据的适用程序、方式等方面的困境。因此,应当根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言辞证据的具体特征,针对性地制定兼顾利益平衡的、实用性的对策。

民事证人书面证言作证论

我国书面证言的形态包括法院、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调取的证言以及证人自书证言三种,立法规定其仅适用于证人不能出庭的情形不尽合理,应当增加证人不必出庭和不宜出庭两种情形。证人书面证言作证程序应当根据三种证言形态分别构建,程序设置的原则是调和直接言辞原则和书面原则、提高诉讼效率、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作证程序应由法院裁定启动,程序大致包括程序的启动、证人到场、证人具结、证人询问、书面证言的制作。书面证言属于人证,其须符合一定的规范要求,在庭审和准备程序中均可使用。主要出于对直接言辞原则的过度迷信及对域外相关法制度的误读,我国目前的证人书面证言作证程序存在方向性偏误。

汉英人体词构成的言辞行为转喻模式对比研究——以双语版《红楼梦》中作为动作对象的“嘴(口)”和Mouth为例

跨语际转喻对比研究(Hilpert 2007)表明,由人体词形成的复杂转喻具有语言和文化特殊性。汉英之间是否也如此?基于《红楼梦》双语语料,本文考察了人体词"嘴(口)"和Mouth作为动作对象构成言辞行为转喻时不同的意义拓展模式。我们发现,汉英两种文本的这种转喻差异巨大。汉语转喻频率远高于英语,转喻种类远比英语丰富。两种文本在最频繁的前三种转喻、转喻的概念结构、语法形态、及物性以及评价倾向诸方面都不同。两种文本转喻对应的情形很少,绝大多数情况下,汉语使用了转喻,而英语使用了非转喻表达。这与西方长于分析性思维,中国偏好综合性思维有关。

东海渔歌语言的韵律美

从渔民捕捞作业中产生的渔歌是民歌中富有特色的一枝。东海渔歌数量庞大,豪放优美,幽默质朴,风格多样,在我国渔歌中颇具代表性。渔歌除了可从其乐曲和歌词内容进行研究外,还可以从其语言形式上进行分析。以东海渔歌为例,单就其言辞节奏韵律美的角度,能够欣赏其无穷的魅力。

新闻编译中政治言辞的处理

新闻编译是编和译的有机结合,编译者在把握好语言层次加工的同时,特别要注意政治言辞的翻译处理,既要紧扣原文,又要使读者正确理解目的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用词的理解。同时编译中要树立内外有别的政治立场,视情况予以必要的修正、删减和补充等,要利用新闻编译灵活自由的优势,分析各家新闻报道的内容,有选择地提供多方位信息,使读者不致被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