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控审关系

实然状态中异化了的控审关系从类型上可以划分为积极冲突、消极冲突和“沟通过剩”,原因涉及“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冲突、诉讼重心转移下权力与责任配置的错位,以及审方对于控辩合意的真实性与控方提出量刑建议能力的质疑。控审关系异化会造成被追诉人利益、制度公信力乃至司法权威性的巨大牺牲。应然状态下的控审关系应在实现理念“双向奔赴”的同时,建构与权力重构相匹配的法官卸责机制,健全旨在提升合意真实与量刑能力的配套制度。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元化之提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依法及时有效惩治犯罪和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监察法》和《刑诉法》规定的认罪认罚的内涵、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和从宽处理的适用标准存在差异,引发法学界与法律界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争议。从《监察法》设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原意、制度功能和价值目标看,《监察法》与《刑诉法》相关规定具有一致性。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两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应当走向一元化。为此,需要明确《监察法》中“认罪”和“认罚”的内涵,保障被调查人的律师帮助权和监察认罪认罚的协商性,以及统一从宽处理的适用标准,从而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两法中的有序衔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现状与反思——基于监察与司法衔接视角的考察

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面临着被调查人认罪认罚后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调查阶段的适用率不高等现实困境。为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适用效果,应当适当降低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明确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效力及内容要求;保障被调查人的知情权、律师帮助权;引入调查阶段认罪认罚承诺书;设置梯度化从宽处罚量刑规则;构建层次化监察强制措施体系,从而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两法”中的有效衔接及功能发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反腐效能。

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基、困惑与走向——兼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演变中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象化。作为该政策适用的主要对象,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价值共识、理念共鸣和现实共振的正当性根据。由于未成年人在刑事立法上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处遇,增加了其认罪认罚时认罪“真意”受损,认罚“认同”失灵和从宽“幅度”失衡等风险。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双向保护原则和个别化处遇原则的要求,全面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准确把握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从而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推动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处遇个别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亟待厘清的四个问题——以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在《刑事诉讼法》迎来第四次修改之际,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完善的重要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实现制度确立的初衷,必须厘清四个问题:从横向的世界视野来看,认罪认罚从宽与辩诉交易在制度目标上具有同源性,在制度的实现机制和作用原理上具有同质性;但在司法理念、价值取向和制度体系建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制度具有鲜明的优势。从裁判考量上来看,应当反思和重塑关于“从宽”的认识。从诉讼基本原理来看,反悔权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也应当加以限制,防止其被滥用;而以抗诉权限制反悔权的方式必须控制在合理限度,并探索限制反悔权的更优路径。从刑事辩护木桶理论来看,制度的运行主体应当从“公检法三机关”向“公检法律四主体”方向转化。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自2020年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以来,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为稳固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司法保障,体现了中国智慧和检察智慧。企业合规不起诉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障企业权益、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等方面具有共通性,前者以后者为前提,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企业制度活力。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分为制发检察建议和合规整改两种模式,后者在实体和程序性要件上规定较为严格。企业合规可启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并可根据企业犯罪的轻重、合规整改的难度来单独设置六个月到二年的考察期限。在具体的操作中,应严格区分企业刑事责任与个人刑事责任,以符合罪刑责相适应原则。

证据开示嵌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进路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践行进入纵深阶段,庭审的对抗性渐呈衰微之势,取而代之以控辩间更加鲜明的合意性,这意味着证据开示制度赖以存在的场域不复从前,不宜再以提高庭审过程的对抗性和实质化程度为目标进行相关研究。正是基于以上场域的微观变化,通过探索证据开示制度在当前协商性司法场域中的运行机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证据开示制度进行架构形塑,以期在证据开示制度的助力下更加充分地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

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融合探索

协商性司法视野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实践中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方向,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心在于,通过鼓励行为人积极自愿认罪认罚,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之效。然而,被告人权益的规范保障性、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行使的合理性、司法机关之间的协作性等存在的负面问题却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绊脚石”的角色。因此,对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间如何进行深度融合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成为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过“理念–程序–制度”的三大融合来进一步加强被告人权益保障、完善量刑建议标准、优化司法机关协作机制等措施,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高效落地,有助于促进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创新与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问题研究

以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为切入视角,总结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性质、作用和特点,介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的现行规定和机制的概况,列举了存在立法缺失、自由选择性与固有刑诉权的救济性之间的冲突需要调和、重罪重刑案件中的自愿性保障面临挑战、较长刑事诉讼中的自愿性有效保障和态度精准定性的兼顾存在困难等问题,并逐个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在立法层面探索建立新型机制、创新案件办理思路、多元化改进重罪重刑案件中自愿认罪认罚保障机制、在较长刑事诉讼过程中及时审查监督等解决对策。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

诉审关系是认罪认罚理论研讨的原点,也是现实操作的支点。厘清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审关系应该先分析大陆法系诉审关系的一般原理,再以之为参照来衡量。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与普通刑事案件的诉审关系并没有实质性差异。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尚未完成以及刑事诉讼具体制度设计模糊,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出现了一定的异化,产生了一定的诉审冲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的优化需要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为其创造条件,需要从检察官和法官的观念转变、检察权在认罪认罚中的准确定位、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与法官在量刑建议审查上的谦抑等方面着手。

轻罪治理视域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

《202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至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件1733.6万件,数量较之5年前增长了40%,增长部分主要以轻微犯罪为主。同时报告显示,检察机关认罪认罚适用率已超过90%。轻微罪治理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已成为当前刑事治理的重心,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轻微罪案件的占比亦在司法实践中急剧上升。

服辩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历史溯源

服辩制度为罪犯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对判决意见的机会,有助于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植根于中国法律文化土壤、契合我国国情,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司法回应。从历史传统资源中找到借鉴和依据,有利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传统法律文化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考察历史我们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服辩制度。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当性根据、现实困境与疏解策略

厘清“重罪案件”的概念是研究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置条件。契合我国“息诉、宁讼”传统文化,彰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及社会治理水平亟待提高为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了正当性根据。管窥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存在的公众接受度不高、缺乏完善的量刑指引、“诉辩交易”的危险等困境,提出保障良好社会效果、探索重罪案件量刑指导规范、厘清认识误区等策略,对进一步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监检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三维衔接

相较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权利导向”的制度设计,《监察法》第31条为职务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创设了更为严格的实体条件,即“主动认罪认罚+附加条件”,呈现明显的“权力导向”。适用条件的差异化导致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混乱,且《监察法》第31条在实践中并非法院裁判时的依据。为此,需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加强监检程序的衔接:从理念维度统一对制度价值的认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职务犯罪的特殊功能;从制度维度明确从宽处罚建议的“柔性”效力,防止监察调查结果对裁判起决定作用;从实践维度构建监察与司法的协调沟通机制,双向提升职务犯罪办案质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刑事辩护问题探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促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自愿认罪、忏悔,主动揭发自己的罪行,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加快案件审理速度,保障公正审判和依法惩治犯罪。然而,在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面临着一些刑事辩护问题,还需加强刑事辩护人的角色和权益保障,完善证据规则和程序保障,坚持公正、公平和法治原则,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告人反悔问题研究

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的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节约资源侧重疑难案件、提高诉讼效率,繁简分流从而化解案多人少的困境。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从特别授权上升到法律制度的高度,从试点地区推广到全国范围。2018年,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已经结束,初见成效。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反悔、滥用上诉权的情况时常发生,增加了不必要的司法负担。由于我国还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有必要对被告人反悔以及反悔机制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相对不起诉权的适用

相对不起诉裁量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核心地位。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强调是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采取与其刑责相适应的司法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诉前羁押率,既能保证打击犯罪,又能最大限度保障人权,从而更好地修复社会关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相对不起诉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契合性。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背景下,适度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探索认罪认罚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是必要的。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相对不起诉适用,从实践考察当前我国认罪认罚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的运行现状以及问题分析,具体而言,立法层面法律规范模糊、体制层面审批程序复杂、机制层面的监督失效等问题,以助于完善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适用的制度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参与的法理与构建

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和切实维护被追诉人各项权利的需要。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现了协商性司法、诉讼主体和程序自治理念。为更好地发挥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需要构建科学的值班律师选任模式、启动模式、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规范工作制度,细化工作流程和严格考核评定。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完善——以实证研究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适用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减少社会对抗,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但当前我国法律职业人与被告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识存在诸多差异,这一差异折射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为"认罪""认罚""从宽"内涵界定不明、从宽效力和幅度缺乏规定以及程序设置缺失。应在厘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价值取向基础上,明晰"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明确从宽的效力与幅度、完善程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