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王朝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出兵必要性的明朝派出军队远赴朝鲜半岛抗击日军。1593年正月明军和日军在碧蹄馆发生遭遇战之后,战争逐渐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议和时期。由于出境作战的种种不利原因掣肘,明朝同意与日本和谈;朝鲜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从最初的坚决拒和,到后来在现实条件逼迫下上书明朝同意议和;日本因战局不利,在后继无力的情况下投书乞和。因三方围绕着明、日双方和谈交涉产生了分歧,使得议和在曲折中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但最终由于议和使臣的欺瞒,和谈破裂,战火重启。这导致了明朝内部狱案增加,朝鲜王朝长期存在的党争加深,日本丰臣氏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被削弱。明、日议和纷争不仅给这场战争带来负面效应,也对三国国内外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奕劻与庚辛议和

在庚辛议和过程中,奕劻因西人所重而得以与李鸿章同列全权大臣,以宗室懿亲临危受命,驰赴京师,整顿京师秩序,晤商各国公使,筹备议和。在议和交涉中,西人挟势凌压,使全权大臣并无多少斡旋余地。虽然大局难挽,但关系宗社安危,心余力绌的奕劻仍在"惩凶"、"赔款"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上,更是力陈己见。纵观奕劻在议和中的表现,虽无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堪称历任其难,始终以维护宗庙社稷、祖宗基业为宗旨。

我国工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对策建议和具体设计

本文针对我国工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从营造内、外两个环境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并从定性、定量法披露方面进行了有关披露报表的具体设计。

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及南北议和,过去学术界多持否定意见。本文通过重新考察袁世凯自武昌首义后“奉旨出山”,主倡南北议和,逼迫清帝退位,最后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的主要史料,对袁世凯在中国历史这一关键时刻所扮演的角色及南北议和的意义作了新的评价。

新巴塞尔协议和操作风险高级衡量法框架

本文就新巴塞尔协议中操作风险高级衡量法(AMA)中的内部衡量法(IMA)的基本框架进行初步讨论,以便于商业银行对加强风险内控有所裨益。

澶渊议和与王继忠

“澶渊之盟”是辽、宋关系史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王继忠始终以牵线人的身份置身于两朝之间。他努力调停 ,积极奔走 ,耐心劝说 ,认真牵线 ,终于促成盟约。对于他的个人作用 ,从澶渊之盟的积极意义来说应当予以肯定。

同盟会分化与“南北议和”——评孙中山“以和平收革命之功”

辛亥革命的发展 ,敌我斗争出现了新的格局 ,为此孙中山在不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并以其为基础进行了“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种种努力 ,但因不合中国革命实际而终成泡影。历史实践证明 ,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同时也说明历史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 。

列强与南北议和的政争

辛亥南北议和第二、三次会议之间,袁世凯对于唐绍仪提出的通过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议案,迟迟未作答复。他虽然大权在握,但在亲贵、革军、尤其是列强的压力之下,必须竭力保持平衡,避免局面失控。列强本来赞成君主立宪的居多,随着局势的变化,英国逐渐倾向于接受由中国国民公决的共和制作为解决时局纷争的选项。与英国具有同盟关系的日本坚决反对中国改行共和制,受制于英国和其他列强,不能单独采取干涉行动,被迫袖手旁观。袁世凯主要关注权力的归属而非国体政体的形式,他必须造成"非袁莫属"的时势,才能水到渠成地登上权力的巅峰,从容施政。在外力干扰解除后,袁世凯转而逼迫清廷及亲贵就范。他利用内外矛盾达成目的,同时也要因应时势的变化,调整实现政治诉求的具体方略。

明清议和与陈新甲之死

古往今来,在两军对垒的过程中,无不以和谈为手段,借以赢得时间,加强战备,等待机会,给对方以沉重打击,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然而,议和时机的选择,颇有学问,关键在于双方实力的对比与相互怀有相同的愿望。否则,就有求和、被逼之嫌,以至于留下城下之盟的侮辱。崇祯皇帝朱由检与后金(清)的皇太极对抗较量中,初有崇祯二年(1629)正月至十月间以袁崇焕为代表的与皇太极的议和,得到宝贵的时间,修筑城池,整饬兵备。

一九一九年的南北议和与南北勾结

一九一九年的南北议和,集中地反映了民国前期,尤其自护法战争以来,中国大地上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各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南北议和从酝酿到举行和平会议这一具体过程的再探讨,说明从护法以来的南北对峙到南北“合流”这一事态发展的必然性。一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以后,中国形成更加混乱的军阀割据局面。一九一七年夏,段棋瑞以讨逆为名,驱逐张勋,取消复辟,把自己装扮成“再造民国”的功臣,旋即以国务总理身份总揽大权,发布对德宣战令,乘机扩充属于他的“参战军”,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想以武力控制全国。这种情况,对皖系以外的军阀势力无异于是一种严重的威胁。长期“拥兵自固”而又野心勃勃的西南军阀对此尤抱反感。因此,当孙中山南下揭起护法旗帜时,西南实力人物遂纷纷表示支持他与北洋军阀对抗。孙中山其所以要组织护法运动,是鉴于“叛督称兵,约法失败,国会毁弃。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

去年夏天，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有关部门来召开这样的会议，足见中央进一步把党史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在今年出版，自然格外受到人们关注。

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问题之我见

以孙中山最终让位于袁世凯而结束的南北议和,客观上带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方面,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统治,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由于袁世凯上台,实行了新的独裁统治,民主共和国名存实亡,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南北议和,就其历史作用和影响而言,无疑功绩是巨大的。孙中山正是要通过南北议和达到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目的,从而“先成革命一圆满之段落”,在中国确立民主共和之基石,使民主思想成为历史发展不可阻挡之潮流,“纵袁欲继满州以为恶”,“覆之自易”。这是孙中山在南北议和中的指导思想。本文拟通过对孙中山在南北议和中活动的分析来说明,孙中山主动让位於袁世凯,是为了适应客观历史条件而采取的灵活斗争策略,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它是孙中山整个民主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嘉定议和后的宋金关系

宋金嘉定议和后,金方逐渐丧失了以往那种控制宋金关系发展方向的主动权,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金的衰弱,金的内忧外患严重,宋始终不忘与金的世仇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嘉定议和后的宋金关系的变化,客观上加速了两国灭亡的历史进程。

1912年南北议和电报选

革命党人辛亥武昌首义后,清朝统治岌岌可危,不得不请袁世凯再次出山。袁世凯借机提出剿抚并用的方针,以“和谈”为名,积蓄兵力,伺机反扑。帝国主义列强意识到这次革命对他们不利,极力撮合南北双方和谈。革命势力内部,妥协逆流泛滥起来。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势力推选伍廷芳为南方代表,袁内阁派唐绍仪为北方代表,于1911年12月18日在上海开始谈判。和谈以停战和国体两个问题为主要内容。这次和谈,使革命势力失去许多地盘,严重涣散了士气。现从馆藏内阁档案中,选出有关电报,予以发表,供研究参考。

日本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议和”

日本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议和”周彦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对外积极推行其“大陆政策”，不断地侵吞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极端仇视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不愿在中国出现一个独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它所希望的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分裂的、贫困落后的、殖民地的...

孙中山与民元南北议和

民元南北议和不纯是革命党人推行妥协路线的结果 ,更是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南北议和最后能达成协议 ,是诸多社会力量互相妥协的结果 ,归根到底 ,是由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孙中山赞成南北议和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争取共和政府早日成立 ,以和平的手段 ,达到革命的目的。他对议和始终持赞成态度。举袁世凯为总统 ,也是他的一贯主张 ,不宜把他说成是反对议和的左翼代表。南北议和是革命党人有原则的妥协。原则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 ,实行民主共和。通过议和 ,实现了民主共和 ,是个很大的成功。议和使战争停止 ,避免了战争的巨大破坏 ,减少了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 ,使双方减少了将士的牺牲 ,物力的损耗 ,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由于议和 ,使北洋军阀得以暂时保存 ,留下了一个巨大祸根。后来历经 1 8年的多次斗争 。

曹学程之狱与万历援朝东征议和中的朝堂之争

御史曹学程因在万历东事议和中上疏反对封事及攻击阁部大臣而惹怒神宗,被逮下狱并处以候监拟斩。鉴于言官因谏言受此严惩可谓前所未有,曹下狱后朝堂官员反复申救,历经十余年方被赦免戍边。究其下狱之因,既有曹学程任御史期间就神宗怠政、三王并封等上疏批评神宗从而埋下了祸根的远因,亦有在东事议和中主战派与主和派间激烈纷争的近因。在此次纷争中,神宗为了保证封事顺利进行,在支持阁部的同时对反对者极力压制。东事之初惩处郭实,之后严惩曹学程,无不反映出神宗对言官的不满及打击他们的决心,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万历二十年代初期皇帝与言官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

金世宗对宋议和述论

金世宗主张与宋和平相处,反对海陵王完颜亮发动攻宋战争,即位伊始,就以纠正完颜亮对宋政策之失误为己任,愿意在"皇统和议"(绍兴和议)所确立的宋金格局下与宋议和。后经双方反复争斗与协商,金世宗终于在做了一些让步的情况下,与宋朝签订了"隆兴和议"。金世宗为了天下太平,虽然在对宋议和方面有所让步,但这一让步极其有限,在有关国家的尊贵地位以及领土等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肯让步。他既注意主动求和以表明对宋和好态度,又在宋人不同意议和的情况下毫不手软,以坚决的态度对宋进行打击,和不忘战,战不忘和,两手并用,终于与宋签订了和议,开创了宋金之间长达40余年和平相处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