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讲学与鲁迅二十年代中期的文学行动——兼论西行与“杨贵妃”题材创作之关系

将西安讲学放在鲁迅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学行动的背景下考察,可以看到西行讲学背后一系列事件与心理的背景,西行是第二次绝望时期鲁迅走出困境的尝试。西行打断后来结集为《彷徨》的小说写作,归来后转向更为内在的《野草》,风雨黄河的生命历险或使《野草》的写作提前到来,从此两种文类交叉并进,推进了鲁迅冲决绝望的进程。“杨贵妃”的写作计划并非西行的主要动因,此计划应产生于1922年底的《不周山》时期,此时《呐喊》转向历史题材,小说史研究中对杨贵妃的关注也促进了对此题材的思考,然而在面向自我的《彷徨》《野草》中已不再有“杨贵妃”的位置,在历史与现实杂糅的《故事新编》中也难以纳入这一存在。鲁迅后来屡次提起“杨贵妃”实与其带有“历史癖”的学术兴趣相关。

李大钊1923年武汉讲学史实考述——附李大钊演讲记录

朱希祖、李大钊1923年到武汉讲学的时间,《朱希祖等北大教授1923年到武汉讲学时间辨正》确定为1923年2月初,而不是11月;但对“绕道上海”拜谒孙中山是发生在去武汉时还是离开武汉后则没有涉及。本文从《钱玄同日记》及李大钊回忆中找到证据,确定该事发生在离开武汉后。李大钊在武汉演讲的“进步的历史观”没有收入《李大钊全集》,笔者在1923年印、已成孤本的《湖北寒假讲演会讲演集》中找到它,经整理和校对,予以刊布。

高校外出讲学教师现状、问题与对策

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需定期参与培训方能胜任工作。调研发现,实践界渴求知行合一的讲课教师,但高校教师走入社会难与外出讲学教师“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问题同时存在。高校教师要结合特长和社会需求开发课程;高校要提高站位,放眼社会需求,完善教师外出讲学报备机制,将外出讲学工作量纳入单位考核指标体系;相关部门要单独给外出讲学教师划分教学名师指标,促成高校反哺社会的良性互动。

佛教寺院与书院“讲学空间”的比较研究

书院与寺院作为传播儒、释文化的建筑载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用于弘法和传道的讲学空间,更是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精神教育和文化教育。该文以汉传佛教寺院与传统书院的“讲学空间”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空间布局、平面形制、空间营造三个方面比较分析。寺院的讲学空间位于建筑群的中后部,强调内外空间界面清晰,建筑形制较高,形成凝重且神秘的宗教氛围。书院的讲学空间在建筑群中心位置,注重内外空间的渗透,尺度适宜,整体空间庄严却不失亲切。两者空间特征的形成是受不同教育形式、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与自身文化融合的结果。

南宋士人讲学及其探索性——以陆九渊为例

士人讲学在南宋已渐成一个行业,讲学类型丰富,陆九渊的讲学因兼具丰富性而成为值得深入分析的典型个案。陆九渊不喜著述,偏爱讲学,除了是出于认知与性情外,在朱子学强劲存在的背景中,更是有意味的选择。陆九渊的讲学是在充分意识到本朝理学远胜从前的情况下,对于理学作为与传统经学相区别的新知识形态究竟应当如何呈现的一种探索。陆九渊的讲学自成规模与气象,有其独特的教学方法与风格,充满探索性,彰显出南宋士人讲学的特质及其困境。

“全员伙伴制”讲学: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校本探索

立足于“全员伙伴制”讲学这一核心主题,从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校本探索的背景出发,讲解合作学习的学习方式以及学校教育模式与学习方式的转化。在此背景下解读“全员伙伴制”讲学模式的相关概念及整体构建。“全员伙伴制”讲学模式的实践策略包括:制定标准,分层设计;遴选“小老师”,学员分组;限时训练,独立完成;及时批阅,精准分析;培训“小老师”,“小老师”研讨;“小老师”讲学,互助答疑;信息诊断,精选错题;汇智研讨,精准反馈。

阳明后学杨东明的经世实践与地方讲学探析

河南虞城的杨东明是万历时期的士大夫,也是阳明学的第四代弟子。仕宦时期,他选择就国本等重要问题直言上疏,为明神宗所不喜,并卷入到党争当中。致仕后他在乡里积极地从事实践活动,捐助灾民,修建学校。他组织的同善会是明代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其组织形式相较于官方救济组织和后世的民间慈善组织都尚显松散,但为后世慈善组织提供了先例。他致力于重振河南地区的讲学活动,但也受到了当时学者的批评。他创办的兴学会在时间与地域上有力填补了晚明河南讲学的空白,后因政治原因而停办。他在“得君行道”失败后转向“助民”“觉士”的路线,在救助百姓与维系地方秩序方面取得了成效,但无力阻止晚明河南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问题,最终地方上趋于失序。

东庐中学“讲学稿”教学改革探索与启示

江苏省溧水县东庐中学"讲学稿"教学改革实验历时十年,在基础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回顾"讲学稿"教学改革的历史背景,反思"讲学稿"教学改革的探索历程,可以看到,学校发展不是由外界直接赋予的,更多的是靠内在发展。基于学校的教学改革是实现学校内在发展的一条比较理想、也比较现实的路径。

略论宋代讲学之风的特点与作用

<正> 宋朝三百年,从经筵太学到州郡书院,讲学风行,在整个封建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格外突出,形成了有宋一代的学风文风,学术界出现了堪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相比美的局面,其作用和影响都很大,今天对此作一回顾,不是没有意义的。一、讲学之风的形成宋代讲学之风的形成,首先是朝廷讲求文治的政策为其提供了有利气候。宋廷崇儒兴学远胜前代,因此出现了“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百人”①的景象。宋初学校未兴,国内疏落的几处精舍书院和州郡学,却是“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②学校未起,讲学却在,到北宋中期,讲学渐渐蔚然成风。

王阳明龙冈书院讲学考论

王阳明龙冈书院讲学是其居黔活动的重要部分,也是其思想形成、传播与践行的重要途径。因为文献误载或漏载,龙冈书院讲学的重要性和思想史意义一直隐而不显,鲜有学者发明之,并在具体时间、地点、内容、对象、形式、性质、影响等方面亟待考论。龙冈书院讲学是黔中王学五大重镇之首的龙场王学得以建构的重要活动,在思想创见、学术承续、弟子师承等方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独特性和完整性,承担了阳明悟道后的证道、传道、践道三重使命,对黔中王门学派、贵州区域文化和贵州儒学思想世界的建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开创与引领作用,并内在地规定了其思想的心学内核、学术特质和实践品格,对阳明学的发展与践行具有重要意义。

李二曲的经世观念与讲学实践

以３１岁为界线，李二曲的经世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向：从以政治、民生等为主要内容 转变为以“明学术”、“醒人心”的社会教化为重心。本文认为，若完整地把握儒家传统的“经世”内涵， 似应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制度或政治的，物质或经济的，精神或文化的。而二曲成熟期的经世观， 即主要指向以“正人心”为重点的精神或文化层面，力图重建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系统。同时，二曲 主要以“讲学”作为完成其“阐明学术”、“救正人心”的经世事业的基本实践形式。他不但对先秦王明 末的儒家讲学传统作了深入、完整的总结，而且其本人曾有多年在关中和江南讲学的经历，在讲学实 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讲学经验。综合观之，二曲经世观念的主要特质为：以“明体适用”为“经世实义”， 坚持以体用关系作为其学理系统的基本构架，反对将经世学非本体化和完全实用化的价值取向，并 非常注重经世之实践。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价值系统的重建，颇多启迪意义。

鲁迅西安讲学与当地报纸相关报道新考

以1924年6—8月的《新秦日报》《建西报》《旭报》的相关报道为中心,对鲁迅在西安讲学期间的相关背景作较为全面的考察,以此透视此次讲学的社会反响,为研究鲁迅在西安提供新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这些报道可以得知,在当年的暑期学校讲师团中,鲁迅作为"小说大家"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并非领袖群伦的人物,也非媒体跟踪报道的焦点。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演虽然得到了一些肯定,被认为是在"小说方面已灌输不少之新的知识",但其真正的意义恐怕还很少被当时的听众所了解,只能留待后人不断去发掘和研究。

长江科学院近3年(2012—2014年)外事交流专家讲学总结

近3年(2012—2014年),长江科学院在外事交流中邀请了38位专家学者举办了22场次专家讲学报告会,整理了22场次专家讲学的基本信息,按年度简介了每场次专家讲学的主要内容,总结了讲学的总体效果;讲学效果总体上可概括为:更新"治水治江"理念(如防洪堤超高"经济最优曲线"、"大河流"专业、"治河工程"与"环境保护")、跟踪水利科学科技前沿(如分汊河流"最大水流输沙效率"、页岩气开发与水资源保护、水库湖泊温室气体排放数值模拟)、增强项目科技人员交流。

皮锡瑞南学会讲学内容述论

南学会之创设与皮锡瑞之主讲,为湖南维新变法一大举措。本文综观皮锡瑞在南学会的12次讲学,将其内容要旨概括为三并略作评论:一是大力宣扬合群之义,破除学派门户之见,以兼采众长,经世救亡;二是强调开启绅民之智,反对仇外打教,主张“文明排外”,以坚忍之志,变法自强;三是从经史中阐发素王改制之义,引申维新变法之说,推进湖南的维新运动。

杜威、罗素来湘讲学及其影响——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罗素应邀来湖南讲学。在当时湖南各报对其讲学的报道中,长沙《大公报》的记载最为详尽。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探讨杜威、罗素来湘讲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杜威在湖南讲学的内容主要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罗素在湖南演讲的专题为游俄经历及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平民主义教育学说受到思想界、教育界人士的热烈追捧;罗素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说,对那些正在为中国的前途苦苦思索、关注社会政治思想的年轻人影响较大。

北宋嵩阳书院名师讲学考论

嵩阳书院是北宋时期的四大书院之一,得到宋代朝廷的大力支持,因其风景优美,区位优越,作用独特,吸引了众多鸿儒硕学前来传道授业。书院名师在阐释传统儒家经典的同时,注重构建新型理学义理,践行儒家伦理道德,形成一套开门教学、笃行结合、寓乐于教的独特教学方法,使嵩阳书院的讲学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在传道和育人方面呈现出良好的效果,培养了一批优秀之才。

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因素比较——依田熹家教授来湖南大学讲学内容综述

中日现代化进程存在诸多差异,其原因固然是各方面的。由于两国的基本文化形态、对儒学的态度、以及社会文化教育心理不同,对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黄舒昺书院讲学述论

黄舒昺是清末湖南一位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理学家。前后十余年间,作为程朱理学信徒的黄舒昺奔走湘、豫,主讲席于河南洛学、明道以及湖南求实等书院,河南、湖南两省士林竟相罗致,形成了晚清历史上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与新学的传播活动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坚守儒家信仰的一批士人对时代变革的别样思考。论述黄舒昺的生平事迹、他在洛学、明道两书院制定的学规、章程、讲学的主要内容等,从而得出黄舒昺崇宋抑汉,培养既讲义理又有经世能力的人才,沟通洛学与湘学的书院讲学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