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战争与智者:公元前5世纪雅典讼师群体壮大的原因

公元前5世纪,通过参与诉讼获利的雅典讼师群体逐渐壮大。其壮大基于深刻的时代背景,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雅典帝国的扩张为讼师群体壮大提供了政治舞台;其二,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讼师群体壮大提供了实践途径;其三,智者派的流行为讼师群体壮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三个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雅典讼师群体逐渐壮大,并影响着雅典的司法进程。

明清讼师秘本制作的经验与素材

作为我国传统讼学的主要载体,讼师秘本虽然被官方定性为教唆词讼、败坏心术的读物而遭到严禁,但它们一直潜藏在民间并成为民众普及法律知识的重要途径,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实用价值。而讼师秘本的制作,也是凝聚诉讼经验技巧、案例素材和各种智术的创作过程,且其诉讼技巧和辩驳案例并不像官方指责的那样完全是哗众取宠和空穴来风,而是根植于当时的诉讼实践,是经验和素材的总结、提炼与升华。

试论讼师秘本折射的儒家法文化——兼论官方对讼师的态度

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法文化亦以儒家思想为统摄。讼师受古代法文化的耳濡目染,自然深受其影响。从流传至今的讼师秘本看来,其中折射出相当强烈的儒家法文化,表达了对人们谨慎对待讼事的劝诫以及写状作文准情酌理,注重以情理耸动司法官员。讼师秘本展示出的讼师形象与官方表达并不一致,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讼师的存在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正面意义。

纠葛,讼师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讼师在古代法律生活中得以存在 :一是诉讼活动的存在和诉讼制度的可利用性 ;二是诉讼程序中的书面主义 ;三是出于交涉的需要。但是传统司法体制从未也不可能给讼师类似于现代律师的正当性地位。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政府结构的集权化模式、司法过程中的超职权主义倾向以及传统伦理的影响 ,使得讼师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都处于在政治与道德上被双重拒绝的尴尬境地 ,绝无可能具备对抗公权力滥用的质素与功能。这种传统政治社会对讼师的排斥态度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制度建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讼师秘本与清代诉状的风格——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

清代社会流传各种版本的讼师秘本。讼师秘本指导人们以极其夸张的程度、用四字珠语形式高度概括起诉案由,这些极富视觉刺激的词汇夸大“细故”纠纷的严重性。讼师秘本的此种特点在清代后期以民事案件为主的黄岩诉状中得到充分体现。作为当时指导人们撰写诉状最重要、最直接的“教材”,讼师秘本直接促成了夸张及“耸听”式的清代黄岩诉状的风格,而这同衙门对待词讼的态度有密切关系。

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

讼师唆讼、吓财、挠法,几成定论。从清代情况看,讼师有唆讼者,但大部分案件来源于被动收受而出策,所谓“唆讼”不全部是事实;讼师受财取利,多属主动要价,且价码较高,但这与机制上的不存在同业组织纪律约束及缺乏官府的有组织的管理有关,又与市场供求有关,从“义利”分野指责其惟利是图,名之以“赃”、“贿”,不符合事实,也难合情理;讼师颠倒是非、混淆曲直以挠法的情形,确实较普遍,有的甚至很严重,讼师们应对此负责任;讼师具有“不着点墨而生杀人命”的“刀笔”之能,但我们应关注的是,讼师“刀笔”功夫的使用是否符合案情实际,对准确定罪量刑起了何种作用。

清代的地方官员与讼师——以《樊山批判》与《樊山政书》为中心

讼师是民间健讼之风的推动者乃至操控者,他们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矛盾与冲突。通过研究《樊山批判》与《樊山政书》,我们将他们的健讼行为放在基层社会结构中看,就可以发现这其实也是一种对权力的诉求。

讼师与讼棍:明清讼师的社会形象探析

讼师是明清时期颇为特殊的知识群体,其诉讼表现衍生出讼师与讼棍的二元形象。而历史记忆呈现的多为唯利是图的讼棍,这是官方强势话语权的结果。讼师的诉讼活动与儒家的"息讼"思想背道而驰,诉讼立场亦违于"学而优则仕"的初始理想,寻求与儒家及官方思想的契合成了其内心救赎的方式,但官府对司法使用的专利性,注定了其夹缝生存的历史命运。

讼师唆讼:清代闽省内地和台地的社会问题

大量文献表明,清代福建内地和台湾都存在“讼师唆讼”的现象,讼师唆讼是闽省内地和闽省台地共同的社会问题。讼师只是与律师似是而非的一种职业,他的成分是“士类”,其智商越高,对社会的危害性越大。官代书则是得到官方认可、遵守官方规定的司法程序、协助官方维持司法秩序、按官方规定的标准收费以自养的“一种职业”。若论“现代律师制度之雏型”,官代书制度更近。

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以史家、儒医、讼师为中心的考察

知识群体的专业化,即指知识群体在原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地集中并致力于某些或某个方面,呈现专业化发展趋向。这种专业化趋向与知识群体的社会化、职业化趋向紧密关联,同时与知识的社会化进程、地域社会的变动、社会阶层的运动以及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明清时期,知识群体不断裂变,分离出不少具有专业化趋向的群体,史家、儒医、讼师是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这些群体的专业化趋向体现了近世知识群体的内部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有别于现代意义的专业群体所包含的现代学科知识体系、公共服务特性等内涵,但却是知识群体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重要环节和过程。

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

讼学与讼师是宋代社会转型下所出现的特有现象。它不仅反映着当时社会喜言财利的“好讼”风尚，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猛烈地冲击着以人伦道德为基础的司法防线，影响和改铸着宋代的司法传统。本文从多层次互动的角度论证了讼学、讼师与士大夫的对立与融合，打破了以往学术界只重视二者对立，而轻忽其融合的偏颇，为人们重新认识二者的关系及其司法传统的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从业者、素养、才能:职业与专业视野下的清代讼师

清代讼师从业者多为未仕的各类生员,士子多因屡试不第、仕途稽滞而从事讼师之业,国家法律不能禁绝;讼师通晓律例、熟悉例案,法律素养较高;做举子时的经史素养,也使讼师们善用经史资料助讼,以附会通行于官员中的情理断案风习,且成功率较高;讼师熟悉官场、通晓世情和讼案症结,对案件定性准确,能够给当事人提供有效而高明的建议;其利用官员心理、作风,也具长技。讼师作为职业的存在,是专业服务需求的需要,也是官府与百姓之间知识系统沟通的需要。

《阅微草堂笔记》中讼师现象及当代启示

针对《阅微草堂笔记》中讼师的形象都被塑造成邪恶的、奸猾的,讼师的结局都是可悲可怜的这一现象,采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分析了讼师可悲的下场背后的原因,得出了对规范现代律师职业的启示,通过道德社会建设、律师违规成本的提高和具体行为的规范可以部分克服现实中的问题。

对古代讼师的法文化考察——以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两分为视角

对于讼师这一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特殊群体,从国家和民众两种立场出发进行考察,所得出的相关结论是相悖的。从法文化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分析,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是:国家法文化所倡导的"无讼"观念以及由此建立的法律制度必然排斥讼师的存在,因而对讼师的评价只能是反面的;而民间法文化中"好讼"的观念倾向以及"健讼"的实践却使讼师成为不可缺少并得到大力发展的职业群体,因而对讼师的评价也大都是正面的。这种不同立场比较下的考察会对我们全面认识讼师有所裨益。

讼师与律师法律地位的古今思考

古代中国法律对讼师的规定大多以禁止性的条款打击讼师"为人作辞碟加状"、"教唆词讼"等行为,不曾认可讼师的法律地位,讼师是古代"黑暗中的被放逐者"。近现代社会,律师的法律地位得以确定和认可,但仍未达到法治国家应有之法律地位。传统法律文化和讼师文化对当今仍有着深层的影响。现代律师应汲取讼师的教训,积极化解纠纷,实现义利平衡。

“新讼师”的出现及其角色退出

"新讼师"出现与存续的现实原因,在于法律服务业实行市场准入造成的供给缺口与基层庞大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形成的"市场空白",无法通过市场自身予以调节。如果相关政策机制无法弥合,"新讼师"的身影还将继续出现在基层纠纷与诉讼中,并可能随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而愈发活跃。因此,需要创新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体系,解决"新讼师"现象隐匿的社会问题,引导"新讼师"角色有序退出。

宋代讼学与讼师的形成及其影响下的民间好讼风尚

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变革与转型时期。随着私有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财产流转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成员之间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宋代法律的复杂化、理性化与形式化与汉唐相较则大为增加。因应民众对法律的广泛需求,宋代民间出现了教习词讼知识和诉讼技巧的讼学。与此同时,为当事人撰写词状、指点诉讼、收取诉讼费用、以法律为生的职业讼师群体亦纷纷登上宋代的司法舞台。在讼学和讼师直接影响下,宋代民间兴起了好讼风尚。讼学与讼师既是宋代民众对法律知识的客观需求与法律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又是宋代法律制度近世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近代福建的讼师与律师

与全国一样,福建古代有一群被称为"讼师"的人在帮百姓打官司。而伴随着福建近代律师行业的出现,在清末与民国时期,律师取代讼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并非两个体系的激烈碰撞,而是两个人群长期共存,相互斗争与勾结,甚至相互影响,充分体现了新旧更替中的历史与地方特点。探讨这种历史与地方特点,不仅有益于正确评价传统讼师,而且加深了我们对现代律师的认识。。

刑部郎中成“讼棍”——嘉、道严惩“讼师”的扩张解释

在儒家法中,常把刑罚时轻时重作为调节社会问题或矛盾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因而某一时期特定的刑罚往往标示法律的主要指向或目标。嘉道时期,鉴于京控案的急剧增加,在官方强化相关立法的同时,在司法上出现了讼师的＂讼棍＂化,特别是要求审理重案时,根究有无讼棍＂教唆＂,如有＂一切重罪,悉以讼师当之＂的做法,既契合了地方官借此打压＂上控者＂以减轻其政治压力的诉求,也造成了＂运动式＂执法,掩盖了目趋严重的官民冲突等社会问题,对讼棍的法律适用呈现扩张解释。

中国古代的讼师及其与当事人的关系初论

中国古代是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大共同体本位的价值一元化的社会,它通过牺牲个人权益而达到无讼的社会目标。这先在地决定了讼师必将遭到来自官方贬斥的命运,而缺乏行业自律和职业伦理意识又使讼师必然不为民众所认同,更无法从法律的角度实现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