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家事代理对外债务证明责任的完善——以量化评估模型为视角

非家事代理对外债务中债权人证明责任认定模糊性强,是实践中形成大量类案异判案件的一个主要客观原因,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案件的解决,影响司法效果,也无法回应社会期待。通过构建量化评估模型,将类案证明责任以规则、细则与要点方式科学细化,通过采点计分,合计计算总得分,可增强证明责任的可操作性,有效解决司法实践所涉诉讼维权中债权人证明责任难的现实难题。

影响我国刑事抗辩事由证明责任分配的因素

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由控方还是被告方承担,可以从刑事推定的适用、犯罪构成理论、诉讼模式的差异以及价值权衡等诸多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考量,得出我国刑事抗辩事由的客观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的结论。

表见代理证明责任分配论略

《民诉法解释》第91条以规范说为蓝本确立了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而规范说旨在对实体规范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确立证明责任的分配。《民法典》第172条规定了表见代理下相对人请求被代理人履行合同内容的请求权基础,奠定了表见代理证明责任分配的基准,但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存在不完善及矛盾之处。从实现制度设立的意旨出发,立足于相关实体规范所内含的风险分配,并基于体系化解释,应将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之一;对于可归责性与善意且无过失的证明责任分配,应遵循规范说的分配路径,明确可归责性属于权利妨碍规范、善意且无过失属于权利发生规范,分别由被代理人与相对人承担证明责任。

大数据侵权证明责任分配:法治化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完善策略

相较于传统侵权理论构建的法律关系,大数据侵权的侵权主体、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均更为复杂多变,导致因果关系的证明和判断陷入困境,不利于侵权法权利救济功能的发挥。基于个人信息主体证明能力相对薄弱的情况,根据技术依赖性标准、风险控制责任标准,结合事实推定规则,在沿用规范说分配证明责任的同时,应对特定情形采用证明责任倒置的分配方式。

证明责任分配的相关研究

证明责任在学界一直都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更是其重中之重。本文在总结学界相关学说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以期能够为构建证明责任这一诉讼制度的核心大厦贡献片瓦。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刍论

本文以规范论为理论基础,辅以修正规范理论、盖然性理论、危险领域理论、危险提升理论、多样原则理论、利益衡量理论等,依托我国内地法律规范,初步构建了我国内地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认为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应包括一般原则和特殊规则。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不同,令其分别承担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形成要件事实、权利障碍要件事实和权利消灭要件事实的证明;证明责任分配特殊规则则从证明责任转换和证据评价领域特殊规则两个方面对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进行了修正和变更,以缓和一般原则的僵硬,降低当事人的证明难度。

从“证明责任分配”到“证明责任减轻”——论证明责任理论的现代发展趋势

德、日等国在现代民事司法实践中为解决传统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调整实际证明手段不足这一缺陷,相继发展出"证明责任减轻"理论这一弥补方案。"证明责任减轻"的本质是通过证明行为规则与事实认定规则的功能来尽可能压缩真伪不明的空间,从而减少证明责任裁判的运用。证明责任减轻的方法,包括众多在诉讼证明实践中不通过证明责任方法来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的制度技术。证明责任减轻制度的程序内在性与证明责任分配的程序外在性相结合能使司法裁判更好地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刑事证明责任概念的比较法分析

大陆法系以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构建证明责任概念,辅之以被告人的证明必要,而以客观证明责任为主;英美法系以说服责任和提出证据责任构建证明责任概念而以提出证据责任概念为主。两大法系证明责任概念之间存在深层的差异,而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陪审团制度和法官审制度以及犯罪构成方面的差别。

司法认知:证明责任的新视角

证明责任解决的是当事人对哪些事实应当举证证明,否则承担败诉风险。司法认知解决的是哪些事实不需要当事人举证证明,免除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而由法官直接确认。在证据法学中,人们往往热衷于从证明对象的角度来把握哪些事实应该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而鲜有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把握证明责任的承担。如果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把握证明责任,那么司法认知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但是司法认知只影响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而与客观证明责任没有实质的关联。

证明责任裁判的中国境遇:理论、规范与适用

在我国长期强调主观证明责任的现实背景下,更能体现证明责任本质的客观证明责任以及作为其适用机制的证明责任裁判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证明责任制度而言,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颁布,表明对其认识的深化在规范层面有了新的发展。然而,相关规定存在许多模棱两可、语焉不详之处,与经典的证明责任理论尚不能完全匹配。进而,由于缺乏严密整合的理论和制度依托,证明责任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一种较为'混乱'的局面。不论在理论、规范还是实践层面,证明责任裁判制度的体系化和规范化,都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和完善。

论主观证明责任的独立品格

我国学理上缺乏对主观证明责任进行独立、系统的研究,进而产生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问题。主观证明责任具有特有的法律内涵。主观证明责任的证明对象包括程序性事实与实体事实两类,其责任分配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诉讼中由当事人交替履行。主观证明责任有促进发现真实、强调当事人自我责任、防止滥用诉权等法律功能,在实践中为合理解释法律规定、提高当事人举证意识与举证能力、促进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起着积极作用。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证明责任则是这一核心中的核心。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在作为裁判的某个事实的真伪不明时,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证明责任不是一种义务。证明责任的分配的立法则是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对证明责任的含义、法律性质及证明责任的分配等阐述,旨在说明完善我国证明责任的立法之必要。

证明责任再释义

本文系对德国诉讼法学理论关于证明责任的含义和内部关系的一次介绍和疏理。文章第一部分展示了我国目前在证明责任定义问题上的几种主要学说,并从理论移植脉络的角度考察了研究面临的困境;第二部分通过对客观证明责任和主观证明责任、主观抽象证明责任和主观具体证明责任的两对概念的关系分析,系统介绍了德国诉讼法学理论关于此问题的观点;第三部分从证明责任的性质出发,再次强调了德国法理论在证明责任问题上的二元统一。

大陆及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制度比较

大陆法系的客观证明责任制度是在职权主义诉讼中产生的一种裁判依据;大陆法系的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与英美法系的说服责任有一定的对应性,一旦其与证明标准结合起来,客观的证明责任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大陆法系的具体的主观证明责任和英美法系的提供证据责任具有部分的对应性。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都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正当防卫证明责任承担之实践、机理与中国模式

证明责任的本质功能在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为法官裁判提供制度装置,重要功能在于促使控辩双方积极举证以推进诉讼程序。我国正当防卫条款之所以久唤不醒,正当防卫认定之所以举步维艰,除正当防卫实体要件的厘定外,关键在于正当防卫证明责任承担之厘清。然而,司法实务中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承担存在着随意和混乱的顽疾。分析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正当防卫证明责任承担的历史流变及影响因素,可为厘清我国正当防卫之证明责任承担提供借镜。不过,正当防卫证明责任作为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交汇场域,需立基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诉讼模式及控辩力量,确立被告人就正当防卫承担修正的提供证据责任。

对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理解适用

证明责任具有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双重含义。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证明责任分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至第七条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包括基本规则、特殊证明责任分配和法官依据衡平原则分配证明责任。

工伤认定纠纷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重构——以劳动争议纠纷“法律要件分类说”为镜鉴

证明责任分配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基础。传统观点将工伤纠纷证明责任归结为工伤程序中用人单位举证及行政诉讼中人社部门举证,此“举证责任倒置”难以与工伤纠纷本质契合。工伤纠纷与劳动争议具有较强相似性和关联性,借鉴劳动争议证明责任并结合工伤纠纷的独特面向,可作如下制度设计:第一,实现工伤程序和行政诉讼有机衔接,在诉讼中刺破人社部门举证的面纱,深层次解构职工与用人单位的证明责任分配;第二,由职工与用人单位对主张事实充分举证后,再根据双方证据掌控程度,类型化分配证明责任;第三,人社部门和法院可主动调取证据,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之不足;第四,区分“主张工伤事实”与“否认工伤事实”,分采不同的证明标准。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的讨论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第1款存在立法失误,客观上倒置了商业秘密构成的证明责任,必须结合商业秘密保护的实体价值和证明责任规范说进行重构。商业秘密构成的证明责任只能由权利人承担,对其证立仍应以秘密性要件为核心,但可通过事实推定减轻其证明困难。在证明侵害行为阶段,权利人亦应对侵害行为承担证明责任。第2款第1句的表述存在瑕疵,可以通过主张具体化义务或法律推定两种方案来优化,但在案件具体的证明路径上都可围绕法律推定展开。总体而言,权利人的初步举证可定位为推定的前提事实,商业秘密的构成和侵害行为则是推定事实,以此兼顾证明责任的正确分配和权利人证明困难的减轻,实现对权利人的适度倾斜保护和实体目的之均衡。

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与证明责任

表见代理中,相对人的信赖保护和交易安全是根本价值,被代理人意思自治下的自我负责是次级价值。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我国《民法典》第172条的规范表达决定了表见代理中应当由相对人就代理权外观、相对人善意和相对人无过失承担证明责任,体现了表见代理信赖保护的根本价值。而从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相结合的体系角度,则应当由被代理人就其不具有可归责性承担证明责任,体现了表见代理意思自治的次级价值,否则难以区分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在救济上的不同。《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28条规定表见代理中由被代理人承担相对人“非善意”或“存在过失”的证明责任,不符合表见代理的实体法目的,与《民法典》的规范文义相悖,消解了最高院试图通过提高“无过失”之标准来限制表见代理滥用的目的,甚至可能冲击狭义无权代理的适用空间。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研究

对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不能简单的做一归而统之的划分,而应该具体的分析诉讼中各角色的不同证明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被告的证明责任应分为客观的证明责任和提供证明责任,前者是在行政实体法中就已预先设定好划归行政机关承担,并在行政诉讼中当案件真伪不明时作为法官判案的实体法依据。后者则仅仅只在诉讼过程中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而原告在诉讼前的证明行为实质上是证明的义务,其在诉讼中则享有证明的权利,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则具有证明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