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证类本草》的鲜药应用特点研究

目的:通过统计与分析《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中可鲜用中药及应用特点,为鲜药的临床应用与开发提供参考。方法:对《证类本草》收录的中药进行筛选,并将纳入的鲜药相关信息输入Excel表格,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证类本草》中发现鲜药种类总计296种,其中鲜植物药234种(79.05%),鲜动物药62种(20.95%);鲜药药性以寒凉为主,植物药药味以甘、苦、辛为主,动物药药味以甘、咸、苦为主,无毒鲜药最多,有191种(82.33%);在用法中,外用最多337次(53.32%);在主治疾病上,记载最多的是外科疾病201次(30.04%)。结论:《证类本草》中明确记载了多种动植物药的临床鲜用方法,但目前鲜药的应用十分有限,有待进一步加强鲜药资源开发与相关实验验证。

《证类本草》治疗健忘药物分析

目的:对《证类本草》中治疗健忘的药物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分析,为提高健忘中药治疗效果和中药新药研发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对《证类本草》中治疗健忘的药物进行筛选、整理和归纳,系统分析药物的性味、归经,并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分析其功效特点,挖掘具有潜在药用价值的药物。结果:挖掘出《证类本草》中31味治疗健忘的常用药物,性多温、平,味甘,多归肾、肝、心经,功效分类以补虚药居多。结论:《证类本草》中治疗健忘的用药特点为补虚为主,温寒并用;五脏论治,痰瘀为要;攻补兼顾,谨遵理法。玄明粉、赤石脂、龙胆、苍耳子、荆芥5味药物在治疗健忘方面具有潜在药用价值,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证类本草》中“宣州”药物品种考证

宋《证类本草》记载7种宣州产药材,经考证,空青为碳酸盐类矿物蓝铜矿的矿石、昌蒲为天南星科石菖蒲、术为菊科白术、黄连为毛茛科短萼黄连、牡丹为毛茛科牡丹、栗为壳斗科栗、木瓜为蔷薇科贴梗海棠。

《证类本草》中滁州中药的品种鉴定和考证

《证类本草》中滁州中药的品种鉴定和考证上海中医药大学丁文平，钱海，缪细泉（２０００３２）安徽省滁州市师范专科学校张庆秀关键词：本草考证，滁州中药安徽省滁州市，古名滁州，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产地之一，历代本草多有以滁州地名记载的中药名，因此具一定代表性。...

《证类本草》中柴胡的本草学考证

依据《证类本草》中柴胡的本草学资料,考证了汉至唐宋的各个历史时期内,柴胡的药用正品及其流变。方法上依据本草文献结合现代植物学及鉴定学的知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汉至唐宋时期,正品柴胡为狭叶柴胡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Wild及银州柴胡Bupleurum yinchowense Shan et Y.Li,后者更佳,为柴胡优良品种。

《证类本草》中“舒州”药物品种考证

《证类本草》记载的7种舒州药物经考证,舒州术为菊科白术、舒州萎蕤为百合科玉竹、白薇为萝藦科白薇、舒州白前为萝藦科白前、舒州鬼臼为小檗科八角莲、舒州骨碎补为槲蕨科槲蕨、舒州金樱子为蔷薇科金樱子。

《证类本草》初刊者考

北宋本草学巨著《证类本草》,历来被视为《本草纲目》的蓝本,但其初刊者及初刊时间尚存争议。文章辨驳了诸家观点,考证出《证类本草》的刊刻者"集贤孙公"并非孙觌而是孙升。孙升于元祐五年(1090年)至元祐八年(1093年)间刊刻了《证类本草》,他是《证类本草》的初刊者而非重刊者。从《孙公谈圃》所载本草学内容来看,孙升对于本草学具有良好的修养及学术兴趣,这是他发现并刊刻《证类本草》的重要缘由。王继先、李时珍等人关于《证类本草》的撰成时间及初刊时间的认识,应据此修正。

《神农本草经》到《证类本草》的递嬗关系

《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是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祖国本草学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经》分总论(序文)与各论(药物具体内容)两部分。总论以十三条文字概括了药性总论。各论记述365味药物的性味、主治、

基于《证类本草》的陕西省道地药材文献分析与研究

《证类本草》是现存最早的综合性本草典籍,本研究基于《证类本草》中对药材产地的记载,参照《陕西省志·地理志》《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陕西中药志》等地方志文献数据,在从古至今陕西省地方区域划分变化的基础上,统计书中产于陕西省的道地药材,分卷进行梳理,并以具体药材为例列出文献记载中其主要产地从古至今的变迁情况。

《证类本草》征引北宋邢昺《尔雅疏》考

北宋本草学巨著《证类本草》,大量征引北宋训诂学巨著《尔雅疏》中的相关文献以助本草名物训诂,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在宋代之前,本草文献绝少引用训诂文献,呈现出本草学与训诂学隔绝的形态。宋代皇帝重视医药,儒臣受命编修本草文献,遂开始重视引用传统训诂学的成果以助益药物辨名;同时《尔雅疏》也大量引用传统本草文献以助训诂,体现了宋代本草学与宋代训诂学良性的互动关系。

《证类本草》女青的本草考证

女青首载于《神农本草经》,之后的历代本草都对其进行了考证,但是仍存在诸多质疑。通过古今文献考证和植物学比较研究,结合疗效进行分析,认为首载于《神农本草经》中的女青并非寻常所说为地梢瓜或鸡矢藤,也不是蛇含委陵菜。经考证,疑为萝藦科萝藦属的植物萝藦Metaplexis japonica(Thunb.)Makino。鉴于古方本草罕用女青之名,现代更无此药材的存在,在物种上又并非独立品种。因此,我们建议废弃女青之名,在植物分类鉴定上也不要用女青作地梢瓜或鸡矢藤的别名之类。

《证类本草》药图初考

《证类本草》是宋代本草发展最高峰的总结,对众多药物形态记述和药图收录,也最齐全。前人认为《证类本草》中的所有药图都来自于苏颂编纂的《本草图经》。今通过对《证类本草》中所有药图的整理和分析后发现,《证类本草》药图的画法不尽相同,且"药图名"中的地名与"图经曰"中产地介绍的地名有出入。由此推测:《证类本草》的药图并非一人所画,且《证类本草》的药图并不全来自《本草图经》。本文将药图对比分析的结果汇总,以期对《证类本草》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证类本草》中和州药物品种考证

宋代《证类本草》记载7种和州产药材,经考证,干地黄为玄参科天目地黄Rehmannia chingii L.,茵陈蒿为菊科茵陈蒿Artemisia capillaria Thunb.,芎为伞形科藁本L.sinense Oliv.,蘼芜为伞形科藁本L.sinense Oliv.苗,当归为伞形科紫花前胡Peucedanum decursivum(Miq.)Maxim,牡丹为毛茛科凤丹Paeoniaostii,桔梗为桔梗科桔梗Platycodon grandiflorum(Jacq.)A.DC.。

《证类本草》编辑成书过程之逻辑推定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由北宋唐慎微约撰于绍圣四年至大观二年(1097~1108)。本书系将《嘉本草》、《本草图经》两书合一,予以扩充调整编成。由唐慎微编撰的《证类本草》原书已亡佚,今天流传者是大观二年(1108)由艾晟修订的《大观证类本草》和政和六年(1116)经曹孝忠重新校订的《政和证类本草》之各自再传本;前者以南宋嘉定四年(1211)刘甲刻本,后者以元己酉岁(1249)张存惠晦明轩刻本为代表。本文利用刘甲本《大观本草》与晦明轩本《政和本草》中的信息,还原《证类本草》的编辑成书过程。

《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补遗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晦明轩本)所列的"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为我们统计《证类本草》引述的文献资料提供了方便。但这个书目存在缺漏现象,据笔者考察,有47条之多。通过补遗,我们可以更客观地评价宋代本草及以后《本草纲目》的成就。

《证类本草》引用《本草拾遗》版本异同考

目的:对《证类本草》引用《本草拾遗》版本考证。方法;采用宋代官修本草《开宝》《嘉祐》《图经》引用《本草拾遗》的版本内容进行考证。结果:《证类本草》所引用的《本草拾遗》同(开宝》《嘉祐》《图经》等,官修本草所引用的《本草拾遗》并非同一版本。结论:提示今天对《本革拾遗》的研究,引用时应注意其传世版本的不同。

《证类本草》阅读方法

《证类本草》为《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简称,宋·唐慎微所编撰,约成稿于1082—1083年(宋·神宗元丰五年至六年)。该书以掌禹锡《嘉祐本草》与苏颂《图经本草》为基础,复拾《唐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孟诜《食疗本草》等各家医药名著之所遗,又集古今单方、民间经验,并经史百家、

《证类本草》中黑字别录药来源的讨论

《证类本草》向上推溯,源于《嘉祐本草》,《嘉祐本草》源于《开宝本草》,《开宝本草》源于《唐本草》,《唐本草》源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证类本草》中黑字别录药,追本求源,来源于《本草经集注》中墨字别录药。要研究《证类本草》中黑字别录药的来源,首先要了解陶弘景怎么撰写《本草经集注》的。陶弘景撰写《本草经集注》,可从陶隐居序文起了解。陶隐居序云:“本经所出邵县乃后病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