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功能定位和制度设想

目前,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对行政争议诉前调解进行了探讨,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机制上,当下的调解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功能上看,它是行政诉讼繁简分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国范围内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实现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平衡,也是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一种有效手段。就调解机制的构思而言,应从调解的主体、纠纷的适用范围和启动方式三个方面入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应考虑到诉前调解与司法确认、诉讼程序的衔接等问题,以期达到诉源治理与实质解决纠纷的目的。

自认制度在诉前调解阶段的适用

自认制度具有发现事实、限缩争点、推动诉讼进程的功能,与诉前调解阶段多元解纷、维护社会稳定、缓解司法压力的制度目标相契合。现行法律虽将自认的适用场景限缩于诉讼中,但司法探索并未止步。自认在诉前调解阶段的适用有正当性依据,对其进行制度构建十分必要。在诉前调解阶段自认的构成要件方面,应关注诉前调解阶段自认的主体、对象及方式;在效力规范方面,应明确这一阶段的自认仅具单向约束力,区分先行自认、后行自认并赋予不同的撤销规则。防范与规制诉前调解阶段的虚假自认,应构建事前审查、事中防范、事后救济的整体防控体系。

我国家事纠纷诉前调解制度研究

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以来,试点法院对家事调解以及家事审判方式的探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最高法于2018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属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但其中关于家事纠纷诉前调解的规定明显与《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制度相冲突,这就使得部分试点法院的诉前调解行为超出了现行法律的规定。我国家事纠纷诉前调解制度存在诉前调解范围混乱、依职权启动诉前调解违反法律规定、司法权提前介入家事纠纷等问题。为推动我国家事纠纷诉前调解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后续家事审判的立法应明确诉前调解的范围、性质与后续衔接程序。试点法院依职权启动家事纠纷诉前调解的行为应予以纠正,家事审判改革应在法治原则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诉前调解的合意困境及完善路径

诉前调解是有效化解日益激增的纠纷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它完善纠纷解决体系,发挥着公正解决纠纷和司法为民的治理效能,弘扬和谐文化,培育现代法治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当事人合意“好意”化“、同意”化和“恣意”化的现实困境,应当对完善多元纠纷化解体系、优化诉前调解程序以及完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以期更好地发挥诉前调解的治理效能。

诉源治理视角下的诉前调解困境与解决策略——以边疆地区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纠纷案件的不断增多,特别是在基层社区,人们在遇到问题时首先考虑的已经不再是依靠村规民约,而是通过法院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样的变化导致了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的急剧上升。我国边疆地区因其特有的地理、经济和法律文化状况,也面临着特殊的挑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有识之士倡导采用诉前调解的方式对纠纷进行化解,以缓解法院的压力。然而,在边疆地区实施诉前调解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主要体现在:调解制度法律依据不足,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调解人员专业知识水平有待提高,以及基层公民法治意识不足等方面。为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完善诉前调解的法律规定,建立健全乡村法治体系,确保问题通过法律手段得以解决,提升调解人员的专业素养,以及增强基层公民的法治意识。只有这样,在诉源治理背景下,才能针对边疆地区诉前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真正实现边疆地区的有序发展和社会稳定。

巧用诉前调解高效化解物业纠纷

导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必须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小物业”关乎“大民生”,近年来物业费纠纷不断,常常导致物业和业主产生矛盾纠纷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解决物业纠纷用调解连民心,才能答好现代化社会治理的“民生答卷”,而诉前调解作为一种柔性解决纠纷的机制,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常见物业服务纠纷诉前调解的方法与技巧

通过对天津市近些年来发生的物业服务纠纷进行统计分析,梳理总结出常见物业服务纠纷诉前调解的方法和技巧,为做好预防和化解物业服务纠纷提供参考。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民事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部署安排。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论:法理、构造与评判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是最高人民法院借鉴民事诉讼“先行调解”的解纷方式,通过发布司法文件推动行政诉讼制度的一次变革。从弥补判决不足、减少官民对立和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等角度分析,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具有可接受性。通过法解释方法,可以得到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规范基础;从诉源治理、法院现状和原告诉求等面向,可以找到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事实基础。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制度的构造要义可以从范围、程序和终结方式等方面证成。行政争议解决方式多元化是国家治理策略的一种必然趋势,而权利保护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则是这一趋势过程中不可缺失的两个基本点。

构建金融纠纷诉前调解与非诉化解社会参与机制研究

文章分析了建立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义,提出广西在面向东盟金融开放门户建设中构建金融纠纷诉前调解与非诉化解社会参与机制,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的对接平台机制、监管协作机制、诉前调解机制、高效运行机制等,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作为非诉解纷机制的困境与优化

诉前调解,将诉讼调解程序提前到了诉讼开始之前,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行政争议诉前调解,是在当事人对行政争议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产生行政争议时,当事人向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就该行政争议进行诉前协调。本文以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兴起的时代背景、我国立法现状与实践运行为起点,通过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功能定位分析该制度的理论价值,探索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理论争议与现实困境。目前,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在实践中存在立法规定不统一、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不健全、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不明确等困境。应加快完善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统一的立法规定,优化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明确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在行政诉讼前。

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的实践与模式选择——司法ADR在中国的兴起

在当下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各地法院在探索诉前调解机制中推陈出新,其中,法院附设诉前调解机制是当前具有创新性、前瞻性的模式,代表着司法ADR在中国的兴起。在我国诉前调解制度化构建方面,法院主导型诉前调解模式应当成为基本走向,在此基础上实行调审分离,促进诉调对接解决纠纷模式的形成,实现审判与调解的良性互动。

当代中国司法ADR模式诉前调解制度的探究

随着民事纠纷的不断加剧,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人民法院无法回避的课题。当纠纷已到达法院,在正式进入诉讼阶段之前,探索在法院的主持或参与下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法院附设的诉前调解制度。通过对法院附设的诉前调解制度的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提出完善与和谐社会相互动的诉前调解制度的构想。

论民事诉讼诉前调解制度的构建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不存在诉前调解程序,这种状况无法满足纠纷类型的多元化和当事人的价值追求多元化对纠纷解决机制提出的新要求,不利于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的实现,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不利于当事人的系争外利益的保护,不利于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诉前调解程序,诉前调解制度的构建应当遵循程序基本权保障原理、程序相称原理、程序选择权原理等基本原理。在构建这一制度时,应当明确规定诉前强制调解事项的范围、调解的组织、调解的程序、调解与民事诉讼的关系等问题。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功能定位和制度设想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意见提出通过诉前调解实现行政争议的诉源治理,实践中各地法院纷纷探索,但在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上尚存有空白。从功能定位上看,行政争议诉前调解是行政诉讼繁简分流的重要内容,是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整体的有机组成,是实现司法权和行政权关系定位的初平衡平台,是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措施。从实践应用看,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制度设想应结合其功能定位,在诉前调解居中主体、争议适用范围、启动方式、具体操作以及行政争议诉前调解与司法确认、诉讼程序衔接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设置,从而实现行政争议的诉源治理和实质性化解。

论我国民事诉前调解程序之构建——以《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先行调解”为切入点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并公布的《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先行调解"的规定,但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关于立案后的先行调解,我国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但立案之前的先行调解,却尚付阙如,这与司法实践中诉前调解正如火如荼进行的现状形成了强烈反差。由于缺乏成熟的制度设计和立法支持,各地法院诉前调解的做法大相径庭,暴露出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诉前调解的理论内涵及司法实践作深入分析,从而为我国建立统一的诉前调解程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论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诉前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我国不断增加的诉讼需求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的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正面临严峻挑战。本文拟对诉前调解的理论内涵及司法实践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建立民事诉前调解制度的几点设想,以期对我国尽快建立独立的诉前调解程序略尽微薄之力。

我国法院诉前调解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商事纠纷与日俱增,相对匮乏的司法资源如何应对如此强大的诉讼压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功能相对滞后的矛盾,无疑是当前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需要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探索构建法院诉前调解机制,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为社会大众提供一种低成本的司法救济,减少纠纷的诉讼对抗性,以平和的方式将矛盾有效化解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通过诉前调解,实现案件简繁分流,分类处理,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法院民商事审判良性循环,缓解诉讼压力。

佛罗里达患者安全与诉前调解项目探析及启示

佛罗里达患者安全与诉前调解项目于2008年1月1日在佛罗里达大学健康中心正式启动。其目标为公正、迅速地救济医疗事故损害;及时、正确地促进医患沟通,包括患者安全方面的改进;减少轻率诉讼及各方法律费用。诉前调解项目运行8年的数据显示,与美国传统医疗诉讼相比,诉前调解的法律费用降低87%;案件平均处理时间少于6个月。文章拟通过系统性地介绍佛罗里达患者安全与诉前调解项目的实施背景、战略目标、内容与成效以及外在保障性因素并结合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在实施中暴露的问题提出加强医疗纠纷调解人员队伍建设;拓展知情同意原则的外延即将第三方调解等非诉讼化争端解决途径提前告知患者从而及时、正确地引导患方理性维权。

我国民事诉前调解制度的末路与新生

随着人们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逐步增强,以及法院受理的案件越发复杂、疑难,法院的审判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我国在实行立案登记制后,民事案件的立案量大幅度增加。我国现有的诉前调解模式虽然曾经起到过减少立案量、减轻审判压力的作用,但在立案登记制的要求下已受到严重冲击,亟需重新定位、构建,才能焕发新的活力。

论我国法院附设诉前调解制度的构建

新民事诉讼法122条虽然规定了法院附设诉前调解,但该规定过于抽象,仅规定对于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民事案件,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而具体怎么调解,运用什么程序均未提及。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背景下,各地法院靠自行摸索虽然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未解决。因此,在梳理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探求实践难题的解决之道,并揭示隐藏于其背后的深层理论则是本文的旨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