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情报-诉讼证据”转化(I2E)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加拿大“情报-诉讼证据”转化模式是为应对情报信息秘密性与诉讼证据公开性的固有冲突而设,对其发展沿革及历史经验进行探究,有利于完善、解决我国情报信息与诉讼证据转化问题,保障国家安全与公民权利。[研究方法]通过网络调研法,梳理加拿大“情报-诉讼证据”转化问题的发展沿革、实践进路、总结出情报信息转化过程中的措施以及对我国应对情报信息转化的可资借鉴之处。[研究结论]加拿大“情报-诉讼证据”转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民对权利保障以及国家机构对情报信息保护的需求。我国应当积极借鉴经验通过设置合理的情报信息披露规则、完善的情报信息庭前开示程序、提升检察机关监督建议权效用等缓解“情报信息”与“公民权利”的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23]6号)

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保护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生态环境侵权民事案件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隐性采访应当“与时俱进”——解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002年4月1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共有新规定83条,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针对民事诉讼证据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它规定:在民事诉讼中,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它同时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初探——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

对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反映了民事诉讼对程序权利和宪法权利问题的关注正日益上升。而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内容 ,则与一国的诉讼体制和诉讼传统密切相关。作者认为 ,首先 ,为了实现程序公正 ,就要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同时 ,为了保证民事诉讼目的的全面实现 ,就应在刚性规定之外 ,给法官提供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 ;此外 ,为了避免审理法官受非法证据的不当影响 ,应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之外 。

诉讼证据概念与特征新论

诉讼证据概念和特征一直以来都是证据法学界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传统证据概念中的"事实说"以及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的"材料说"都值得商榷;传统诉讼证据特征中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并非诉讼证据之特征,而是诉讼证据成为定案根据的要件或标准。在概念上,诉讼证据应定义为刑事诉讼控辩双方、民事和行政诉讼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用以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根据;由此,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应采四性说,即诉讼证明性、诉讼当事人性、案件信息承载性和诉讼时效性。

诉讼证据定义新论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无论是刑事诉讼实践,还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以及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证据问题都是一个焦点问题。然而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来看,相对于总体的刑事诉讼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的证据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及其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如果我们承认大多数人的证据法律意识以及实际的司法状况对于法学理论之生命力和价值具有重要的说明作用的话,那么,我国证据法学理论研究任重道远。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几位专家就证据问题加以探讨,希望能对学界和实务界提供一些参考。

诉讼证据合法性问题辨析

案件事实只能通过证据来认定。证据事实可能与真实的事实有出入,只是案件事实的假象。较之于其它本质属性,诉讼证据的合法性的主要功能是为诉讼证据的认识提供检验标准,来确定证据事实的法律效力。它不是证据自身的物理属性而是外在的关系属性,它不属于证据的真实性问题而属于有效性问题。诉讼证据合法性体现了立法者对证据的标准的认识,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在现代社会里,论证是认定证据的有效性的检验标准,因而,诉讼证据合法性问题便主要是通过建立具有理想的论证方式来增强诉讼证据的效力,促进合法性与其它属性的真正统一。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方式的“合法性”及适用问题研究

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任何一方实现诉请的关键就是利己证据的收集。同时,民事诉讼证据特性中"合法性"能否充分地得以实现则将对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面对合同欺诈、婚姻过错等社会问题时,一些"侦探公司"、婚姻过错受害方等对利己证据进行收集时却造成一种新的两难问题——利益受损一方权利与相关方权利保护的骑墙选择。本文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收集方式的"合法性"及适用问题的分析思考,并结合《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对如何实现证据的合法收集及适用以达到切实解决矛盾双方利益冲突和体现证据规则的最佳功效进行论证。

病历作为医疗纠纷诉讼证据使用常见的问题

随着医疗纠纷诉讼数量的逐年增多,法律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文书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病历作为医疗纠纷诉讼最直接的书面证据来使用,更显得重要。本文就医疗纠纷诉讼实践中,病历作为证据使用时,常见面的几个问题做一阐述。

电子病历作为诉讼证据应用困境及完善对策

随着科技的发展,医疗系统中电子病历的重要性越发突出,但是作为证据时,在认定电子病历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上存在问题。有鉴于此,对电子病历的证据三性确有研究必要。从电子病历内涵界定入手,发现电子病历在诉讼中的应用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此来加强对医患双方权益的保护,以期对电子病例在医疗损害诉讼中应用的理论完善提供参考。

民事诉讼证据质证的探讨

民事诉讼证据质证的探讨●西南民族学院法学系林义全质证作为民事审判的一项制度规定于我国的法律之中，《民诉法》第６６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但法律只对质证作了原则性的概括性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在具体操作中的问题未能作详尽的规定，...

论诉讼证据概念的科学表述及特征

本文对证据内涵进行深入剖析,提出诉讼证据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的新观念,从本源上探求了诉讼证据属性,并对其进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形成过程的双重性的特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证据的本质。

知识产权诉讼证据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法律中对证据的规定比较少,供法官直接运用的证据法律规范条文规定则更少。作为诉讼核心问题的诉讼证据问题理当引起足够的关注。因为如果不能正确判断案件事实和准确适用举证责任规则,正确审理案件也就无法得到有效保证。而知识产权的证据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诉讼证据概念与属性新解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而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方能成为定案的根据。这一法定命题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和理论上的错误。诉讼证据就是 ,其实也只是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根据。诉讼证据是由法律规定的与案件待证事实有着关联性的证明根据。它本身并非就是事实 ,既有客观存在 ,又可以有主观形态。

诉讼证据概念:“修正的事实说”重申

关于诉讼意义上的证据概念,我在近十年前提出了有别于传统"事实说"的一种修正学说,主张证据是指与待证事实(主张、判定)具有法律相关性、摆在裁判者面前可直接观察认识的外在事实。鉴于证据概念具有重要的分析意义和规范意义,因此,在其仍处众说纷纭的情势下有必要重申"修正的事实说",尽管这一学说受到了一些质疑,但在明晰诉讼证明推理认知结构、"事实"的构成和证据运用的法律规限原理之基础上,仍可以得到有效的维护。不过,为了避免一些无关紧要的争议,之前的表述也可以具体化为:证据是指摆在裁判者面前可以直接观察认识、与待证事实(主张、判定)具有事理相关性并受一定法律规限的外在事实。重申"修正的事实说"的核心意义在于,明晰证据与证明对象以及二者关系之间的区别,从而将诉讼证明的争议问题聚焦于证据的法律相关性问题。

宋代诉讼证据辨析

在宋代司法审判中,由于证据是认定案情、适用法律、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所以非常重视收集、保全和运用证据。为确保证据的可靠性和公正判决,尤其重视对言词证据、书面证据、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辨验。在辨析和运用证据中,宋代已积累了丰富的鉴别真伪的经验,对今天的司法审判亦有启迪意义。

历史流变中的民事诉讼证据种类

在我国证据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民事诉讼证据种类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次发生在清末修律之时,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而两次转变都是在直接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前提下发生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种类是在第二次转变中借鉴前苏联有关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建构的。从历史的角度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种类的演进轨迹进行考察与分析,对当下我国证据制度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人民法院权力解析

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权力配置可分为法定意义上的权力配置和实践意义上的权力配置。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权力结构的最初型态表现为:自治权力、准许权和责令权、认定权、证据调取决定权、委托权和纠正权。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人民法院的权力结构要素是: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证据,证据权力的运用,行政诉讼当事人和证据事项。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的权力表明:行政诉讼构造模式仍以职权主义为主导,人民法院是以平衡和调节当事人在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能力和机会来实现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目的的。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与仲裁证据规则的差异性解读

证据是纠纷解决中的重要内容,证据规则也就成了民事诉讼和仲裁这两种纠纷解决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与仲裁证据规则在静态的规则形式即证据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动态的实体规则即证据的获取和证据规则的运用方式上都存在差异。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举证时限上实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公正和效益。在以公正和效益为司法改革主旋律的今天,建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大限度发挥司法社会效益的需要,而且也是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趋于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保障,更符合国际民事诉讼立法的潮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设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但因最高人民法院仅能对现行法律作操作解释的职能局限和实施的效力问题,特别是有些规定严格来说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存在冲突,终究不能最终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应尽快制订民事证据法或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以用法律的形式确立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