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词警句现象及其词史意义

张先以擅写警句而闻名,前人对此褒贬不一。在张先的警句中,熔裁诗句的现象较为明显,所化用的诗句,不但数量多,而且构思巧妙,超越了以往的词人。好用警句的原因,一方面是张先的个人选择,另一方面是时代风气的影响。从词史角度来看,警句现象反映的是词体的徒诗化进程,词的徒诗化不仅表现在内容题材上的广度,也反映在艺术上的深度。这说明词逐渐从自然浑融转向思力工致,人为技法随之增多。张先在警句上的用心正是这种倾注思力的表现,对应着北宋词在文人士大夫当中的转型,具有词史上的意义。

世变的迫力:鸦片战争时期“词史”书写的新向度

清代“词史”写作的重大进展,与战争带来的世变迫力紧密相关。鸦片战争拉开了晚近剧烈世变的序幕,因其战争性质特殊,又正值清词发生深刻变化之时期,所以鸦片战争前后的“词史”书写,数量极为可观,并展现出多方面的全新向度。鸦片泛滥催生词坛鸦片题咏热潮,令咏物与“词史”两大门类得到天然沟通,构成咏物词史上的新气象;词人面对世变的实录与想象,一方面接续“诗史”传统,将纪实精神发扬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新奇的文本艺术特质;而常州词派“词亦有史”的理论标准,曲笔隐喻的手法主张,也在创作实践中被自觉加以运用,这是长期被忽略的重要词学现象。鸦片战争时期的“词史”书写,下启太平天国,直至清季民初“词史”巅峰,其价值与意义有必要重估,理应获得更准确的评价。

重构千年词史的演进范式:评《词体的唐宋之辨研究》

唐宋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陈寅恪先生曾言:“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P332)学界多将魏晋至中唐称为“唐型文化”的发展、成熟期,而中唐至宋代则为“宋型文化”的萌生与成熟期。作为这种转型的表征之一,文学亦可作“唐型”与“宋型”之分,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诗歌。以中唐为界,中国古典诗歌的风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形成了“唐音”与“宋调”两种并驾齐驱的审美范式,后世诗史的演进,基本上处于这两种范式的影响之下,或宗唐,或宗宋,或出入唐宋,两者并尊,而诗学史上也形成了持续数百年的唐宋诗之争,至今仍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论清末民初词选对现代词史论著形成的影响

随着现代词学的萌芽,以选本为基础,清末民初出现了词史型选本和选本型词史等过渡形态的词学著述。前者在词选的框架上体现出对词人群体和词坛风气变化的关注;后者虽以论著体形式出现,但其叙述方式和详释体例都保留着鲜明的选本痕迹。这两种过渡形态为现代意义上词史论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乾嘉之际浙西词派思想之嬗变及其词史意义——以王昶与王初桐为考察中心

王昶与王初桐均为清代乾嘉之际浙西词派的重要词人,得益于二人从叔侄的血缘纽带,他们交往频繁,展现出相似的词学思想与观念。他们除了继承朱彝尊、厉鹗等人的传统思想外,亦展现出对于浙西词派思想的突破与发展,如在“醇雅”“骚雅”之外拓展“雅”之审美内涵;倡导以“黍离之悲”取代“雨雪之感”的寄托之情;主张开放宏通的词学取径,这表明浙西词派思想在乾嘉时期已然发生嬗变。此种嬗变的发生具有多方面意义,弥补了浙西词派“不足于情”的缺点,扩大了浙西词派词学取径,从而为衰病中的浙西词派延续了生命,也为我们厘清浙西词派内部思想发展脉络提供了线索。

苏轼词山水书写的词史意义

苏轼对词体的革新,不仅在词史上有着为词立法的首事之功,具体到山水词发展史上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其词中,“山水”不仅逐渐走出陪衬与背景,具有了审美对象的意义,更与词人的精神世界发生联系,“山水”的文化品格在词中得到明确显现,价值意蕴愈益丰厚。词境上,其词中的山水境界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物境”,而与词人生命实践、人格境界兼容互通,由诗性的艺术世界升华为涵容审美人生的天地境界。可以说,苏轼事实上推动了“词中山水”到“山水词”的转变,使得“山水词”作为“词”的一种专门类型在北宋中期得到确立,具有重要的词史意义。

四言句在唐宋词中的应用及其词史意义

四言句在唐五代词调中呈现由少到多、由简至繁的发展趋势,不仅使杂言词体形式有了创新和发展,也初见词体赋笔铺叙的端倪,为宋代词调中四言句的大量应用开了先河。宋代宫廷音乐与民间俗乐的进一步融合、朝廷政治需求以及民众对新兴的长调慢词艺术形式的喜闻乐见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四言句成为长调慢词的主体句式,为词体建构和多种题材内容的抒写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四言句有质简雅润、声律谐美的天然优势,能优化文律结构,丰富词乐表现力,有着独特的语文特点,它在词体中的生成和发展,对词调史发展、词体建设和词的抒写、审美都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

地域词史的观照与建构——《福建词史》的书写范式与学术价值

1990年,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概论》中将“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列为一章,初步论述了中国文学体裁、风格与地域的联系,以及文学家集中出现或活动的重要地区[1]。21世纪以来,文学地理学兴起,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地域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视角,参与了多种通代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以及分体文学史的建构,文学史的写作在延承历史脉络的时间叙事之上,增加了以地方为场域的空间维度。

夏承焘词史观与词史建构评述

夏承焘的词史观与词史建构,是其词学研究与词体创作两方面实践的产物。夏氏词史观以力破婉约正宗论为基本特点,打破千年以来词史的定局,从更大的文学史与文体背景上论词史,对传统的婉约、豪放两分法多有辨析。其中对常州词派词史观的反思、对文人词个体抒情传统的揭示、对诗词界限的辩证思考、不破词体、不诬词体等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夏氏词史观与词史建构融会新旧,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复杂多变的学术背景,但始终坚持学术自身的立场,在二十世纪词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并对此后的词史研究有很大的启发,对于今后的词史建构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论介存斋的词史思维和词史贫乏症

介存斋论词以"词史"为核心范畴,在他看来,词以"词有词史"而尊体。介存斋作为一个常州词派的传承人物,"词史"说的确深入理解了张氏的意内言外说。但介存斋以感慨架空词史,从宋词所具有的丰富史料涵容来说,除表现对意内的创意外,更严重在于所同时溢出的词史贫乏症。

晚清“词史”意识与词论建构及创作的关系

"词史"意识的形成源于风雅精神和诗敎传统,与"史诗"创作遥相呼应。这种词脱离传统的"情爱"题材,用词体特有的格调意趣、抒情方式、语言风格反映社会现实、历史事件,表现士人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担当精神,从而使词这种文学体裁与诗歌合流,尤其在晚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词史"创作的潮流。在梳理诗史与词史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从推尊词体的文学思潮、词学理论发展的内部规律、词史意识与实践的角度对晚清词史意识进行深入的剖析,以探讨词史范畴的形成及对词论和创作的影响。

“老去填词”在词史上的尊体价值及范式意义

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早年好诗,后转而嗜词,以词抒写其遗民情感及半生零落的悲凉心绪,首倡“老去填词”说,树立了“老去填词”的经典形象,在后世引起广泛共鸣,“老去填词”逐渐成为词体创作的新范式。晚近时期,随着世风、学风的转变,“老去填词”成为诸多文人普遍选择的寄怀人生之方式,开拓出词体创作的新境界。与词史上“悔其少作”的现象相比,“老去填词”在意境上追求“老”之一境,深化了词体的表达意境,提升了词体的品格,是学问之词的典型体现,同时也反映出晚近时期的民族情绪及士人的心理特征。从对词体的体认来说,“老去填词”标志着清代词学“尊体”事业的九转功成。

从传播看李清照的词史地位——词学研究定量分析之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册上,有一个格外引人瞩目的名字,她就是李清照!她不仅以诗、词、文并擅的卓越文学成就,在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中技压群芳,独领风骚,而且以一个女性作家的身份跻身于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文学园地,奠定其比肩须眉、创"体"名"家"的文学地位;她既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批评家,她的一篇《词论》以大胆新颖的文学见解和鲜明自觉的理论意识,为中国古代词学批评和词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建树。在李清照的文学创作中,尤以词的成就为最高。她在词史上的地位。

清代的“词史”意识

“词史说”是清代词学的一项建树 ,有一个从“词史”意识到“词史”理论的发展过程 ,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以词存史、以史入词、“史外传心之史”,它形成的理论背景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论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

本文通过历代对词体的理论反思之过程 ,论述了由清代周济提出的“词史”这一观念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有很多 ,主要是词体本身的美感特质的因素、词体演进过程中明朝至清朝的世变因素以及周济作为史学家的背景因素等。

清代论词绝句的词史观念及价值

清代论词绝句组诗是一种特殊的词论类型。不少论词绝句组诗系统地评论历代词人,包含着对于词史及相关问题的见解,体现了论者的词史观。从词史的角度看,清人的论词绝句有词通史、唐宋词史、当代词史、地方词史、女性词史等不同内容。论词绝句特别注意在词史上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大词人,如李白、温庭筠、李后主、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张炎、元好问、杨慎、朱彝尊等。清人论词绝句通过对个体词人的评论,对词史发展嬗变的关键环节发表自己的看法,体现了对词史演进历程的把握。

论早期应制应歌词的词史意义

应制、应歌体现了词的接受者对于词体产生和发展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应制词首先是从应制诗中蜕变出来的。早期应制词是词体产生的中心环节。早期应制词即席演唱,到太白体方具词体意义,太白体应制词奠定了早期文人词的女性化特征,词本体对其有个漫长的接纳过程,直到白乐天体、温飞卿体才实现对太白体的呼应和回归。

论唐宋渔父词的文化意蕴与词史意义

以渔父为描写对象、抒情意象或抒情形象的渔父词作,自张志和一曲开始,历唐而宋唱和之作尤多,并且以渔父为题材的词作日渐繁盛。这些词或描写渔父的生活及其生活环境,或借渔父来抒发隐逸之思,或借渔父来参禅悟道。若按唐宋词抒情主人公形象分类,渔父词堪与思妇、游子、志士等类词相颉颃,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渔父"系列,所具有的文化意蕴、词史价值值得重视,这对唐宋词抒情形象研究的全面展开将大有助益。

论韦庄词的诗学精神及词史意义

韦庄词中具有一定的诗的情思品位和审美质素。他的词最早抒发了士大夫的个人情怀,大量成功地运用了白描手法,呈现出一定的以诗为词或称词的诗化倾向,成为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滥觞。"以诗为词"的倾向,为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增添了巨大的弹性和张力,在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韦庄正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和启迪作用的杰出作家,他的筚路蓝缕之功应该得到足够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