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

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政府发起了一系列的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活动和项目,但成效并不明显。鉴于此,本文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播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及接受现状,并从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偏见、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乏力及其在海外出版发行与传播不力等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遇冷现象的原因,旨在认清自身存在的不足,更好地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

中国文化“走出去”之翻译思考——以蔡廷干《唐诗英韵》的译介与接受为例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显得尤为重要。这些诗歌不仅是中华文学的瑰宝,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浓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该文以蔡廷干的《唐诗英韵》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其古诗翻译策略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外译的启示。通过深入剖析《唐诗英韵》的翻译方法、语言特点及其在海外的影响与接受情况,发现:其成功的翻译实践不仅有效传递了诗歌的韵律美与意境,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培养读者意识、注重翻译选材、增强译者素养、加强中西译者合作、打开海外市场等策略,对于推动中国文化外译具有重要意义。

法国文学在新中国的译介与接受(1949-2000)

法国文学在20世纪新中国的译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有计划、有体系更有选择的译介,"文革"期间译介的中断以及新时期法国文学翻译的高潮。纵观五十余年法国文学在中国的"历险",可以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和巨大影响;进入新时期,当我们以开放的姿态迎纳多彩的法国文学时,它也对中国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思潮等产生深刻的影响。

王尔德童话在中国早期的译介与接受

童话集《快乐王子和别的故事》和《石榴庭》是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代表人物奥斯卡.王尔德的确立文名之作。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出现了对其童话大量译介与广为接受的现象。译者们将目标读者群想象为成人的译介策略,国人将其童话作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接受,体现出深刻与独特的历史和时代背景,是文化传统、现实需求等多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复社译本《西行漫记》的译介与接受

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走访了红军革命根据地后,根据自己所见所闻著成Red Star over China—书,由Gollancz公司出版,该书一个月便印刷了三次,年底更是印刷至第五版①。该书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并先后被译为法、德、俄、意等近二十种语言②。我国新闻出版家胡愈之读出了该书积极的、溢满正能量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信息,组织人员将其译介到国内,1938年2月由复社出版的首个中文全译本《西行漫记》面世。

门罗的《逃离》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逃离》是加拿大现代女作家门罗的力作,自从2004年出版以来不断被翻译、研究,在此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探讨门罗的《逃离》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分析。

鲍勃·迪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之流变

鲍勃·迪伦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蜚声欧美,但直到80年代初,中国才有零星译介;改革开放以来,迪伦在中国的译介趋向相对多元;迪伦于2016年以诗人歌手的身份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后,迪伦译介进入了相对繁盛期。检视这半个世纪以来迪伦在中国的旅行可知,社会变迁与抒情传统的底蕴驱动构成了外国文艺的中国译介。梳理迪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可以管窥特定时期的文艺政策如何影响外国文艺在中国的接受与流变,借此阐明其翻译与接受之嬗变的社会文化成因。

安东兰·阿尔托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安东兰·阿尔托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坛的一代怪才。他留下了丰厚的文稿——二十六卷文集,然而迄今为止仅只有一部戏剧论文集《戏剧及其重影》被译成中文。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对阿尔托戏剧论文集的翻译研究活动,分析我国对阿尔托戏剧论文集中几个关键词的不同翻译所传递出我国对阿尔托残酷戏剧理论的不同接受。

德国汉学视阈下舒婷诗歌的译介与接受

舒婷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颇具争议的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也是“最先得到‘主流诗界’有限度的承认,也最先获得出版诗集的机遇”的朦胧诗人,并借此成为向世界文坛展播新时期中国诗歌新声的先行者。迄今为止,舒婷作品已被翻译成近20国文字,堪称最具国际声望的中国当代诗人之一。

民国时期菊池宽作品在华的译介与接受

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活动始于清末,1920年代后迎来了首个译介热潮,日本各流派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理论也随之涌入中国。如果将研究范围限定在民国时期,可以发现日本新思潮派(又称“新理智派”)代表人物菊池宽(1888-1948)的译著种类与报刊译文数量均“名列前茅”。

当代小说他者译介与海外接受中的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在中国当代小说对外传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他们不仅指那些将当代小说翻译成外文的汉学家、研究当代小说的华裔学者和西方本土学者,而且包括出版当代小说的海外重量级出版社、发表当代小说评论的国外权威期刊等。这些意见领袖通过自主的译本选择,个性化的理解与阐释,选择性的出版与推介,对国外读者起到价值性引导和选择性引导作用。有鉴于此,要以多种方式培养更多有利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意见领袖,使当代小说不仅能够"走出去",还要"走进去","活跃"地存在于异域文学体系之中。

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评《跨越文化边界: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译学领域的翻译路径和维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卢巧丹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跨越文化边界: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一书,基于动态文化理念的指导,以鲁迅、莫言和木心三位文学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分析了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情况和跨文化旅行的基本形态。

民国时期对比昂松的译介与接受

比昂斯滕·马丁纽斯·比昂松(B?rnstjerne Martinus Bjornson,1832—1910)是挪威文学史上与易卜生齐名的剧作家、小说家,19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威尔森在获奖评语中对他的《挑战者手套》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该剧“唤起了人们那种纯洁高贵的精神”①。比昂松还是小说家、诗人、社会活动家,被称为挪威的“无冕之王”。清末民初,比昂松与易卜生差不多同时被介绍到国内,但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

刘慈欣小说在德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一中国科幻小说在德国的译介史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面乌托邦·中国科幻小说选》^((1))和老舍的《猫城记》^((2))被译成德语出版,中国科幻小说在"世界第一翻译出版大国——德国"^((3))崭露头角,绽放中国文学审美的另一维度。

“左翼”与“经典”并行的时代——析1937—1949年德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

1937-1949年德语文学汉译,总体呈跌落和沉寂态势,汉译数量和规模纵向远不及战前的二三十年代,但译作的翻译水准与质量可圈可点。这一时期译介和接受主要集中在德语"经典"文学与政治意味浓厚的"左翼"反法西斯文学及反战文学作品上。而同一时期的日耳曼学研究,较之二三十年代亦日趋深入和精到。

费正清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专家,一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出版了大量涉及中国历史、政治、战争、改革、文化方面等重要话题的著作。他的思想推动了海外对中国研究由传统汉学角度向近现代中国视角转变,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70年代开始,费正清著作陆续译入中国,国内学术界一直重视对其思想的研究。然而,翻译界对其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基本是空白。文章从翻译文化史的视角,从出版社、译者群体、翻译模式、副文本、传播与接受等多个维度切入,梳理费正清思想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推动费正清著作思想在国内的译介和接受研究。

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失乐园》是日本现代作家渡边淳一的力作,自从1998年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以来不断地被翻译、研究,在此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情况。

阿来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自2000年《尘埃落定》的第一个韩译本在韩国正式出版之后,阿来作品中已有3部长篇小说、1部小说集和1篇短篇小说在韩国翻译出版,韩国学术界也已有学者开始对阿来作品进行研究,但这些并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主要通过整合韩国图书借阅系统、韩国主要网络书店官网、韩国主流报刊、学术网站上的相关信息,来综合考察阿来作品在韩国的译介和接受情况,并反思其得失原因。

近三十年法国报刊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接受、评价与阐释

同其他欧美国家相比,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接受时常显得更超前、果敢,这大抵受惠于其延绵古老、高度发展的汉学传统的积累和沉淀,也得益于其系统完善且恒常优化的面向外国文学的翻译、编辑与出版机制。用法国翻译家林雅翎(Sylvie Gentil)的话来说,“这源于多家出版社的胆量,源于其探寻新作家时所拥有的鉴赏力.

陕西当代长篇小说英译研究

陕西当代长篇小说是陕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英译活动是陕西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亦承载着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使命。本文考察陕西当代长篇小说英译与接受概况,缕析国内外译介研究现状,发现陕西当代长篇小说英译数量有限、接受效果不佳、研究热度不足,并从文本方面与非文本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启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