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的发展历程

译者主体性是近年来翻译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传统翻译观隐蔽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和创造性。"文化转向"后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初步确立,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翻译理论彰显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使译者主体性得到了极度张扬。但是,为了以防过犹不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将来应该是一种制约性的发挥,和谐性的发挥。

认知识解视域下李煜词作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在词作翻译中的重要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受客观主义翻译观的影响,译者主体性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认知识解理论为从认知层面阐释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基于该理论,借助自建的许渊冲译本和Daniel Bryant译本小型语料库,从聚焦、视角、突显、详略度四个维度,探究李煜词作不同英译本的共异性及其背后潜隐的认知理据。研究发现,除文化背景等因素外,不同识解方式是造成译者选择不同译语对译文进行编码的隐性主因。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李煜词作的英译研究,也为读者理解不同译本背后的认知理据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学视野下小说英译的译者主体性

分析了国外对于中文小说文本翻译选择的渠道和社会心态,较为详尽地解析了文学视野下小说英译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通过探查译者主体性构建轨迹、定位和体现,说明小说英译过程中译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探索更加宽广的中文小说译介道路,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探索新道路。

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影响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是连接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翻译是一种传达作者原意的过程,导致译者个人的主体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译者主体性话题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在众多翻译过程中,译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阅读、理解还是表达,都能明显感受到译者对整个翻译活动的主要支持。该文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重要性和影响。随着主体性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译者作为主体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译者的主体性给文学作品翻译带来了挑战,同时也使得翻译作品更具活力和多样性。

阐释学翻译理论下斋林•旺多《西藏风土志》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藏族文学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部分,而译者在藏族文学全面真实的对外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通过对比赤列曲扎《西藏风土志》原作和斋林•旺多的英译本,结合阐释学翻译理论,从译前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等方面分析了斋林•旺多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西藏风土志》特有的语言元素、藏族民风习俗和时代特性,通过斋林•旺多译者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在英译本中得到了充分阐释,同时也拓宽了民族文学对外传播的研究路径。

超前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以《续西行漫记》复社中译本为例

超前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出现在历史特殊时期,目前尚未发现对该翻译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成果。由于特殊的时代语境和政治语境,抗战时期外国记者红区报道的翻译出现了不少超前翻译的译本,《续西行漫记》复社中译本就是典型的超前翻译。《续西行漫记》是抗战时期外国记者红区报道的代表作之一,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原文本及中译本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各类形象的建构及宣传上,对译本的本体研究尚未引起关注。在抗战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续西行漫记》复社中译本体现了鲜明的译者主体性,主要表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为实现译者特定的文化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上。“超前翻译”概念的提出丰富了翻译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具有理论创新价值。

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以《许三观卖血记》英译本为例

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四步骤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持。本文以乔治·斯坦纳提出的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为框架,对《许三观卖血记》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进行挖掘和分析,旨在丰富阐释运作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

阐释学对译者主体性的解读沿革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在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译者这一主体却总是被忽略。在阐释学理论的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基于此,以阐释学主要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和斯坦纳的主要思想为理论发展脉络,分析阐释学框架下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解读。研究发现:施莱尔马赫首先看到译者的主体作用,伽达默尔和斯坦纳则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描绘了译者的能动性。

翻译美学视域下的元杂剧译者主体性研究——以《窦娥冤》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悲剧的典范作品,《窦娥冤》以引人深思的主题思想和经久不衰的美学价值吸引了译者和学者的共同关注。在《窦娥冤》英译过程中,译者们在遵循翻译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主体性,从而带给不同时期的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窦娥冤》三个英译本中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认识与再现之异同,以期对元杂剧翻译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为例

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背景下,英语语言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著。因此,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对于提高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以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哈姆雷特》为例,深入探讨译者在英语语言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主体性问题。首先研究对话语互动与重译进行概念界定,并对译者主体性的多维度进行分析。然后研究通过选材、解读与建构,对傅光明翻译《哈姆雷特》中的译者主体性进行探析。傅光明翻译的《哈姆雷特》在选材上对原著语言表达和修辞手法的准确把握和巧妙运用,体现了傅光明的语言修养和文学造诣,展现了其译者主体性。在解读层面,傅译本准确地传递了原著中的氛围和情感,在原著与译本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建构层面,傅译的《哈姆雷特》融入了译者的审美理想和文化意识,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积极作用。

知识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阐释——以严译《穆勒名学》为例

知识翻译学聚焦翻译在知识转化中的作用,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清末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局,尝试通过翻译引进西方知识,以启迪心智,救国救民。其中,严复的翻译起到了知识建构的作用,推动了我国近代逻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学科门类的细化与分野做出有益探索。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一书是译介和传播西方逻辑学知识的典型,此书翻译过程中,严复作为知识的接受者、重构者和传播者,积极地在整个知识生产和传播链条中发挥其能动性,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得到了充分展现。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作为中国政治文献的重要代表之一,其中涉及的文化负载词在翻译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译者主体性视角出发,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涉及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分析,探讨译者如何运用跨学科知识,在保持原文意境和文化负载词内涵的基础上,利用个人经验、文化认知和语言技巧等,采取恰当的英译策略,以及如何根据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理解水平进行适当调整和处理,以实现文化负载词中政治信息的准确传达和跨文化交流的最佳效果。

阐释学视域下杨必《名利场》汉译本译者主体性研究

长时间以来,翻译研究一直致力于对原文的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翻译的性质、标准和技巧等方面,而往往对译者本身主观能动性的研究较少,因此导致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受重视。之后因文化转向的出现,人们对译者的关注不断增多,译者的地位得以提升,人们也开始不断关注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本文基于阐释学的视角对《名利场》杨必中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进行讨论,以进一步丰富阐释学视角下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西厢记》英译中延异研究

文章从译者主体性视角出发,对比《西厢记》奚如谷和伊维德合译本与许渊冲英译本,研究译者主体性差异带来的译本正文本与副文本延异成为《西厢记》译介中延异两个最显著表征。一方面,译者主体性差异使得不同译者选择不同底本,不同底本差异又产生译本正文间延异,生成风格各异的译本,使目标语读者领略时代变迁中各底本不同侧重点。另一方面,译者主体性差异使得不同译者建构不同副文本,形成不同译本副文本间延异,多维度建构译本在目标语中的文化语境。因此,译者主体性带来的中国传统戏剧译本延异与副文本间延异拓宽了原文本生命,拓展读者互文性记忆,丰富了目标语文化体系。

中共党史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表征、内涵与规限——以“抗日”相关语汇英译文的历时演变为例

文章聚焦中共党史著作中“抗日”相关语汇英译文的历时演变,深入阐析相关语汇英译文历时演变背后的社会动因,借鉴哲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相关概念,尝试探究英译文历时演变中译者主体性的表征、内涵与规限。研究发现,中共党史核心语汇英译文的历时演变是国家翻译机构译者因应社会历史语境变迁的必然选择,是彰显译者主体性的自然结果。中共党史英译中,译者能动性是译者的标记状态,译者受动性是译者的默认状态,理解的历史性为译者发挥能动性提供哲学理据,文本的确定性则为译者的能动性施加规限,构成译者的受动性。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中国的传播——兼论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恩格斯晚年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留日学生自发地零星介绍,到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团体为启发民智和拯救国群进行的大量译介工作,而后随着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逐渐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力量,其主要内容经历了从观点转译、文本摘译到完整翻译传播的三阶段。关注处于不同政治立场的译者的译文,以1912年无政府主义者施仁荣译本、1920年国民党员徐苏中译本和1925年共产党员柯柏年译本为研究对象,聚焦于译作本身,从译介背景、译者身份、译文特色三方面进行整体考察可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历史需求和主体选择的耦合,译者翻译的时间先后、参考的文献版本以及译者自身翻译水平的高低和思想取向都会影响译文的呈现效果。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东方医学科学》英译研究

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中医药事业整体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某种程度上,中医药在美国的传播是其在全世界传播的一个“风向标”。近年来,中医药在美传播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谭富园的著作《东方医学科学》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译者主体性的三个层面即译者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再现该书的编译情况,并总结经验教训,可以为当下中医翻译提供有益的借鉴,助力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白先勇小说《台北人》自译研究

立足于译者主体性理论,通过对《台北人》的自我翻译实践进行深入剖析,特别聚焦于受动性、主观能动性和为我性三个维度。研究发现:该作品的自我翻译风格以简洁明了和自由灵活为特征,明显地体现了译者的主观介入。白先勇在自我翻译过程中频繁采用增补、删减和改写等手法,并创造性地采用了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白话翻译策略;这种翻译方法不仅充分考虑了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而且有效地展现了源语言的文化特色,成功地传达了原作的精髓,确保了作品在目标语言环境中的生命力得以延续。

“翻译立场”和“翻译冲动”视角下傅东华译者主体性研究

“翻译立场”和“翻译冲动”是安托瓦纳·贝尔曼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出的重要概念,前者指译者在原文和译文间的自我定位,后者指译者通过直译改造母语的隐秘欲望。本文将傅东华作为译者主体性研究个案,以他的翻译立场和翻译冲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傅东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个人翻译立场的表述,与其翻译《红字》时实际表现出的翻译冲动,发现其所述与所为矛盾之处在于归化立场与异化冲动的不同,译者的主体性在个人选择和历史演进的交缠互动中逐渐确立。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A Psalm of Life的三个中译本对比赏析——以威妥玛、杨德豫、穆旦的译本为例

A?Pslam?of?Life是19世纪美国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名篇,全诗共9节,36行。文章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对朗费罗的A?Psalm?of? Life进行赏析,并选取威妥玛、杨德豫和穆旦三位译者的中译本,从词汇选择、句式结构和格律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体会不同译本在翻译过程中、读者意识和译入语文化意识层面译者主体性作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