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辜鸿铭译者惯习研究——以《论语》英译策略为例

基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以辜鸿铭译者惯习为研究对象,考察其《论语》英译实践,探究辜鸿铭在学习、工作及社会经历中形成的译者惯习及其对翻译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辜鸿铭自身独特的社会经历,促使其形成了精研国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注重读者阅读体验、忠实原作的译者惯习;这些译者惯习对翻译策略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灵活采取解释性翻译、适应性翻译、概略性翻译等。

译者惯习影响下的翻译动机、行为与策略探究——以《老人与海》的张爱玲和余光中译本为例

译者惯习对翻译活动存在不可避免的影响。文章以《老人与海》的张爱玲和余光中汉译本为例,探究其中译者惯习对翻译动机、翻译行为以及翻译策略选择的操纵。通过对二者惯习的分析和具体译例的对比可以发现,在动机上,张爱玲的翻译动机在于维持生计和对原作的热爱,余光中的翻译动机在于担负的责任感;在行为上,不同的译者认知、文学素养和双语背景会导致翻译行为的不同;在策略上,惯习的差异使得张爱玲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余光中则偏爱归化的翻译策略。

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以胡适译诗为例

布迪厄社会学核心概念"惯习"的引入及其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的相互关系研究把翻译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结合起来,承认两者之间的互动形态关系。译者惯习促成了翻译规范的形成,而翻译规范又反过来帮助塑造翻译语境中译者惯习。本文以胡适的诗歌翻译为个案,通过考察"五四"时期胡适译诗从主题到诗体的嬗变来剖析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的相互影响机制。

英籍汉学家白亚仁的译者惯习探析——以余华小说《第七天》英译为中心

本文尝试探讨余华作品主要英译者、英籍汉学家白亚仁的译者惯习,具体体现在翻译选材、翻译观、翻译策略三方面。白亚仁偏爱翻译反映普通中国人生活或真实描写或批判当代中国、人情味较浓、语言幽默生动、简洁朴实的作品;他主张译作应忠于原作的内容和思想,但不宜过分拘泥于原作的形式和结构;他在翻译《第七天》时采用的个性化翻译策略包括:删繁就简,将间接引语改为直接引语,针对中国文化专有词总体上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

译者惯习结构化问题探讨--以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为例

“译者惯习”理论体现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其主要探讨特定社会语境如何塑造译者知识与个性以及形成的知识总和如何影响翻译活动。目前,“译者惯习”研究发展迅速,但相关研究在其结构化影响的对象和方式上仍没有达成共识,也缺乏实证对比研究。通过分析林语堂所译的《浮生六记》可以发现,译者惯习的结构化功能存在于原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译文的语言风格三个方面,并对翻译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译者惯习理论观照下的《迷宫案》翻译策略研究——以陈来元、胡明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翻译社会学中的"译者惯习"理论为翻译研究者解释译者采用的某些翻译策略提供了新的、有效的分析工具。陈来元、胡明在《迷宫案》汉译本生产过程中综合运用删减、淡化、增译等翻译方法对原文语言、叙事和情节进行了改写。译者在翻译发起人和20世纪80年代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规范的制约下采用文化改写翻译策略,体现了译者惯习对翻译规范的顺从。

“译者惯习”论视角下莫言小说方言英译研究

本文以1993年出版的《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和2012年出版的《檀香刑》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考察两部译作中文学方言翻译策略的嬗变规律,并引入布迪厄社会学体系中的"场域""资本"等重要概念,对译者惯习的外显形态进行历时描写。研究发现译者葛浩文在后期"强化"了原作的文学性和异质性,最大限度保留或重现文学方言传递的"民间气息"及"中国风格"。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惯习调节下的翻译规范——以杨必译作《名利场》为例

"社会翻译学"作为翻译学与社会学之间交叉形成的一门学科,近几年已引起翻译界的关注。试借助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惯习"这一概念,以杨必经典译作《名利场》为例,通过重构当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来分析译者惯习对翻译规范的调节作用,以期展示并解释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对进一步推动"社会翻译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鲁迅的“硬译”与译者惯习解析

译者惯习是翻译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译者惯习在社会语境和翻译规范制约下形成,具有自上而下的被结构性,但译者的翻译活动又对社会语境和翻译规范会产生反作用力,具有自下而上的结构性,因此译者并非仅仅被动地屈从于翻译规范的制约,译者对维护和改变翻译规范同时发挥作用。译者惯习二重性强调规范与惯习之间的双向互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文化场域对文化生产的影响显著,而鲁迅的译者主体意识强烈,因此鲁迅翻译活动中外因和内因的相互作用明显。"硬译"作为鲁迅翻译风格的代名词,是分析译者惯习二重性的理想案例,能有效阐释译者惯习的被结构性与结构性。

译者惯习视角下的关大卫“熊猫丛书”英译探究--以小说《黑的雪》的英译为例

“熊猫丛书”代表着20世纪后半叶我国为对外宣传中国文学所做出的最大努力。本文从译者惯习角度,以“熊猫丛书”小说中加拿大汉学家关大卫的《黑的雪》译本为例,着重分析关大卫的个人惯习对其翻译选材及文本风格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关大卫偏离当时的主流翻译规范的背后原因可从其个人惯习中获得充分解释。本文丰富了“熊猫丛书”译家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视角下的鲁迅翻译实践

针对五四时期鲁迅先生的翻译实践活动,从译者惯习和翻译规范的视角开展研究。译者惯习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相互影响,不可分割。译者惯习能够促进翻译规范的形成,反过来又能塑造译者惯习。鲁迅先生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其翻译实践活动既体现出译者惯习有体现出翻译规范。

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视角下当代文学作品的外译--以《高兴》英译策略研究为例

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都是从社会学视角描述、解读翻译现象。译者惯习强调译者主体性和个体选择,翻译规范则关注宏观的社会层面,将二者结合可以更为清楚地阐释翻译行为。本文对韩斌英译《高兴》进行个案研究,探讨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指出《高兴》英译本的成功译介是译者职业惯习和翻译规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翻译过程中,韩斌熟谙中西方文化的学者惯习,灵活采取替换、删简、增译、音译和字面翻译等翻译策略。

译者惯习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以《老人与海》的李文俊与张爱玲译本为例

自1952年张爱玲首次将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翻译到华人世界以来,该小说现已有三十几个中译本,其中李文俊与张爱玲译本颇具个性特点。本文以李、张译本为研究对象,借鉴布迪厄的社会学核心概念惯习,对译者惯习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研究。笔者认为,由于受家庭、教育、职业、性别等因素的影响,两位译者形成了不同惯习,因而呈现出风格迥异的译本。

译者惯习对巫宁坤译《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影响

任何译者的翻译实践都是在译者惯习的支配下进行的,译者惯习的形成有其历史性和社会性。巫宁坤的教育经历、职业生涯、社会经历形塑了其译者惯习。从译者惯习的角度解读巫宁坤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译本,分析巫宁坤的译者惯习对原作选择、原作解读、及翻译策略的影响,可以为客观的看待文学作品的译本提供一定借鉴。

葛浩文译者惯习历时变化考察——以《红高粱家族》《酒国》为中心

文章基于篇章样本分析,比较葛浩文英译《红高粱家族》《酒国》的质量、风格及翻译策略,由此考察其译者惯习的历时变化。这两部翻译小说初版相距仅七年,却跨越了葛浩文翻译生涯的两个时期,其间英美文学场的结构、中国当代文学在场域占据的位置、葛浩文积累的符号资本有显著变化,其译者惯习也随之发生变化:翻译《红高粱家族》之时,葛浩文开始转向商业翻译模式,译作较多意译、小幅度删改和段落重组;翻译《酒国》之时,其学者惯习有所回归,因而坚持译作应尽量忠于原作。

美国汉学家莱尔的学术性翻译及其译者惯习形塑

文章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和西梅奥尼的“译者惯习”概念,阐析美国汉学家威廉·莱尔的职业发展轨迹及其译者惯习的形塑。家庭环境的熏陶、早年从军和在台湾生活学习数年的经历及其接受的教育与培训,使莱尔选择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偏爱研究与翻译幽默、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他的职业惯习与其积累的初始资本相遇之际,莱尔顺理成章地进入翻译场并参与场域的实践。莱尔是纯粹的学者型译者,在其30年翻译出版生涯中,他的翻译选材取向和翻译策略逐步定型,学术性翻译的思想渐趋明晰,体现为撰写长篇译者导言、提供大量学术性注释、采用诠释译法等,翻译风格愈显沉稳成熟。

译者惯习与修辞选择的互动与互补关系——以陈瘦竹译《欧那尼》一剧为例

本文基于社会学视阈,爬梳陈瘦竹的戏剧翻译历程,回溯其三大译者惯习。在此基础上,探讨译者惯习与修辞选择的关系,以陈瘦竹的《欧那尼》翻译活动为例,着重区分译者惯习的无意识性与有意识的修辞选择之间的本质差异,同时指出有的译者惯习对修辞选择存在影响。通过深入考察二者的互动与互补关系如何帮助译者取得《欧那尼》翻译的成功,进一步厘清影响戏剧翻译的双重动力,明晰与译者惯习相关的修辞选择对释放戏剧剧能的直接影响。

汪凤藻的译者惯习和资本及其在晚清翻译场域的轨迹

汪凤藻是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培养的第一位重要翻译家。目前学界对于汪凤藻在京师同文馆翻译活动中的参与情况缺乏具体分析,因而对于其在《富国策》等译作的翻译中所起的作用定性不准,评价有失客观公正。本文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分析汪凤藻的惯习和资本的形成过程,考察在晚清中国翻译场域中的活动轨迹,试图厘清其译者惯习和资本在《富国策》等翻译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和参与翻译的具体模式,认为《富国策》等译本的翻译模式是汪凤藻的外籍老师丁韪良确定翻译策略和最终润色定稿,他则贯彻翻译策略并负责微观文本塑性的合译,因而《富国策》的译著权当属师生二人,而其采用的翻译语言和翻译策略都深受汪凤藻的惯习和资本的影响。汪凤藻在法律、政治经济学和英语文法翻译方面的贡献开了近代中国人走上翻译舞台之先河。

译者惯习视角下莫言小说语言变异的英译研究——以《酒国》和《蛙》为例

从译者惯习角度,以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酒国》和《蛙》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作品中的语言变异及其翻译策略:通过对词汇变异、语义变异、语法变异三方面进行考察,得出葛浩文翻译《酒国》中语言变异时,采取直译和意译相协调的策略,而翻译《蛙》中语言变异时,更倾向于直译;描述葛浩文在翻译两部作品期间的译者惯习变化,进而分析“译者惯习”“翻译场域”“译者资本”对翻译策略的影响,指出《蛙》比《酒国》更倾向于直译可归因于葛浩文日渐形塑的译者惯习、态势良好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场域以及不断积累的译者资本。

译者惯习视角下《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本研究

任何译者的翻译实践都是在译者惯习的支配下进行的。从译者惯习的角度解读巫宁坤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译本,分析巫宁坤的译者惯习对原作选择、原作解读及翻译策略的影响,可以为客观地看待文学作品的译本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