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扬雄“诗人之赋”辩义

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时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陈陈相因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传统观念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文本细读和研究,使我们先入为主地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并为印证结论而去寻找证据。

扬雄“诗人之赋”义证

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关于"赋"的评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但是"诗人之赋"涵义隐晦,引发了后人的诸多揣测。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和扬雄本人作品中的"诗人"一词及《左传》中"赋"的用法,可知扬雄所谓"诗人"指《诗经》作者,"诗人之赋"即为《诗经》中的作品。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

由一系列的考证可知,“辞”“、赋”在上古都有特殊的涵义。前者指假物取类、长于修饰的文饰之语,后者指“不歌而诵”或“不歌而诵”的诗“。辞赋”的得名正是以此为基础的。不了解“辞”“、赋”的特殊涵义,对扬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划分就不可能有一个透辟的认识。

屈赋非扬雄所说“诗人之赋”辩

“默而好深沉之思”的西汉大辞赋家扬雄,未出仕时就作过《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等不甚以屈赋为然的作品。汉成帝时,待诏承明之庭,曾接连上《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但作品的讽谏目的都没有实现。至哀帝时,他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汉书·扬雄传》说:“雄以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宏侈巨衍,竟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於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

“诗人之赋丽以则”发微——兼论《汉志·诗赋略》赋史观的渊源与影响

"诗人之赋丽以则"的确切含义,在作者扬雄《法言》语境中并不清晰,而在刘歆《七略·诗赋略》中得到阐明。具体而言,毛诗《大序》"温柔敦厚"诗教说,经扬雄发挥建构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赋史观,这一赋史观为刘歆《七略·诗赋略》接受并表述为:赋由诗分流而出,初犹"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失志悲痛而表达委婉),符合这一标准的赋即"诗人之赋"。此后逐渐偏离源头,走向文辞的侈俪闳衍,这一阶段的赋被称为"辞人之赋"。扬雄的赋史观经刘歆《七略》、班固《汉志》传播,在六朝仍有影响,此后逐渐被遗忘,具体表现为"诗人之赋丽以则"之"则"指向"恻隐"之义被忽略。钩沉这一赋学观念演化史,还可以对汉代今、古文四家诗学的某些传承线索与观念做出梳理、澄清及反思。

“诗人之赋丽以则”发微——兼论《汉志·诗赋略》赋史观的渊源与影响

“诗人之赋丽以则”出自扬雄《法言》,过去常将理解此语的关键落实在“诗人之赋”,造成歧说纷然。本文以为关键在理解“则”。由于《法言》的上下文语境过于简洁,“诗人之赋丽以则”在《汉志》文本语境中能得到更具体切实的理解,同时《汉志·诗赋略》的赋史观及其背后的诗学源流也能借此得以阐明。

关于汉赋的“丽以淫”与“丽以则”

以丽为美是汉大赋最鲜明突出的文体风格 ,从侈靡的“丽以淫”到平实的“丽以则”,反映了汉赋由“辞人之赋”到“诗人之赋”的流别演变。这种一代文体和文风的变化 ,受当时儒家经学教化讽喻思想和尚智求实精神的影响甚大 ,是一个用功利态度和实践理性消解汉赋铺排夸饰的“侈丽”之美的过程 ,也是导致赋体文学衰落的一个思想文化因素。

汉儒对赋、比、兴的认识

一关于《毛传》对兴的认识,笔者已在《<毛传>标兴辨析》中作了简单的分析。在此主要谈谈其他汉儒对赋、比、兴的认识。据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曾对赋、比、兴进行过闸发的汉代学者,除了《毛传》之外还有七人。

李白古赋初探

班固在《两都赋·序》里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李白在其《大赋·序》开头也说过同样的话,并接着作了阐明:“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

略论庾信及其诗赋评价问题

庾信是我国南北朝时期一位继往开来的作家,在诗及骈文的创作方面极有自己的特色。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特别是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更是巨大的。但是长期以来,对庚信其人以及他的诗赋创作成就的评价,存在着差异,差异就是矛盾。这些矛盾与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庚信仕魏仕周颇多贬斥,但也有认为他虽仕于北朝,可仍充满乡关家国之思,在气节上,还是给予肯定的。其二,是对他的诗赋创作成就如何评价。颂之者,称之为“诚是苑艺之山岳,词林之渊府也。”(倪璠《注释庾集题辞》)而贬之者又云:“

赋体文学的创作与批评

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赋体文学可谓源远流长。从先秦到近代,赋一直是作家们常用的文体之一。在历代正要的文学选本中,也几乎都收有大量的赋作。陈元龙的《历代赋汇》、鸿宝斋主人的《赋海大观》,更是将赋作分门别类,结为总集,使之成为斐然大观。伴随赋体文学的盛行,赋论应运而生。自汉及清,

扬雄薄赋辨

汉代大赋家扬雄早年极好辞赋,晚年著述《法言》中却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并声明自己“壮夫不为”。扬雄为什么鄙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了呢?后世人一般认为,扬雄是因认识到辞赋无补于规谏,失去了讽谕之义。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中讲,辞赋“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雄所以追悔于‘雕虫’。

简述汉代四家辞赋观

汉代是辞赋繁盛的时代,作家辈出,作品云构。如西汉有司马相如、杨雅并美,东汉有班固、张衡双雄。仅杨雄一人就有十几篇作品。几乎是同时,辞赋之论兴起,如司马迁、班固、扬雄、司马相如,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本文试图对上述四家的辞赋言论作初步探讨。

《阿房宫赋》有所本

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杰作,问世以来传诵不衰,被誉为“诗人之赋”“赋中第一”。更难得的是作者写成此赋时年仅二十三岁。不过杜牧这篇杰作的产生并不是“一空依傍”的,而是象历史上的许多名家名篇一样,有所继承、有所借鉴。南宋洪迈《客斋五笔》卷七“唐赋造语相似”条说此赋的“明星荧荧,开妆镜也”以下之句,是本杨敬之的《华山赋》,并引高彦休《阙史》云:“敬之赋五千字,唱在人口。赋内之句,如上数语,杜佑司徒、李太尉德裕常所诵念。”《华山赋》这一段的原文是:

《阿房宫赋》的修辞艺术

《阿房宫赋》被称作“诗人之赋”。杜牧以诗笔作史论,遣词丰美,炼句精当,用格奇警,于禾农丽的刻画中参以风发的议论,深刻地揭示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对当朝及后世的统治者发出了严正的警告。首先,文章以丰美的词藻着力铺陈,极写阿房宫的华贵雍容。“覆压三百余里”,这是写规模;“

情采兼备 披文入理——从对比角度看《阿房宫赋》的艺术美

《阿房官赋》写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当时大唐帝国内忧外患，已处于崩溃前夕，而唐敬宗李湛“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大兴土木，不理朝政。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官赋》。”这是一篇借古讽今的“诗人之赋”，它在“丽”的同时，充分体现了“则”的精神，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从而流芳千古。

杨雄薄赋辩

汉代大赋家杨雄早年极好辞赋,晚年著述《法言》却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并声明自已“壮夫不为”。杨雄为什么鄙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了呢?后世人一般认为,杨雄是因为认识到了辞赋无补于规谏,失去了讽谕之义。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中讲,辞赋“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杨雄所以追悔于‘雕虫”贻消于‘雾”者也”。游国思、王起等先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也这样写道:杨雄晚年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无补于规谏……失去了讽谕作用。”

谈《阿房宫赋》的思想意义

杜牧的《阿房宫赋》,历来的文选家都很看重。《古文观止》说它“有关治体,不若《上林》、《子虚》徒逢君主过也。”文学史家也是十分重视它的。但是,由于涉及到对秦始皇的评价,这篇名作一度被人迥避。如刘大杰先生在文化革命中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在论及杜牧散文成就的时候,就只字未提到它。中学语文课本,也一度抽掉了这篇历来入选的课文,粉碎四人帮后,它才又重新入选,这是令人高兴的。

“丽”谈——六朝美学的范畴概念及其演变

六朝美学的外在形态是“丽”,绮丽耀眼,光影满目.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既与前代相联,又有自身时代的特征.“丽”是美的感性表征美的外在形态是感性现象,中国美学在形成自身的特征时,往往注意其对接受对象的感染力.用某种色彩、状貌来显示自己,进而确定自己的存在,所谓“褵表五色”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