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代的诗人们——阿倍仲麻吕和王维

阿倍仲麻吕是唐朝时期的日本遣唐留学生,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人物;王维是中国唐代的著名诗人与官僚。从有关的诗文可以考察到其两人交往的史实与友谊。阿倍仲麻吕与王维的交往是其与唐代文人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和证明,反映了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多种形式及其意义。

阿备仲麻吕和唐朝的诗人们

阿倍仲麻吕随第8次遣唐使入唐,在唐为官40多年,得到唐朝皇帝玄宗的信任,期间由于思乡多次想要回国,不是没能成行就是中途失败,最后在唐直至去世。在唐期间与唐朝的诸多诗人建立了深厚友谊,特别是大诗人王维和李白。他们在诗歌方面的交往体现了惊采绝艳的才情和深厚情谊。

情寄洞庭的唐宋诗人们

穿行于唐宋绵密而华丽的时空里,在洞庭湖畔,豪情的李白、苦情的杜甫、伤情的孟浩然、闲情的刘禹锡、悲情的张孝祥、柔情的钱起,情寄洞庭,任世事沧桑时空变化,他们的光彩依然绽放。

诗人们的诗人——论中国当代诗人对博尔赫斯的接受

博尔赫斯的作品自介绍到中国后,就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往关于博尔赫斯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较为充分,而在诗歌方面则有所不足。本文首先概括介绍了中国当代诗人1对博尔赫斯的接受情况,然后从"原型意象"、时间观念、神秘色彩、诗歌中的叙事元素等几个方面具体阐释了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继而说明中国当代诗人对博尔赫斯的文学理念和作品风格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和简单模仿,而是试图将其理念和创作中的精华部分内化为自身的文学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当代诗歌继续发展的可能路径。

诗人们,请来拯救歌词

歌曲是文学语言和音乐语言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并且一般说来，歌曲是按词谱曲的，歌词是歌曲抒情的主体，对歌词的感受是歌曲使人感动的最主要原因，好歌首先应有好歌词。

给诗人们讲王书怀

2009年是王书怀诞辰80周年,绥化人民不会忘记从1960年到1978年,王书怀曾把自己一生最好的黄金光阴和卓越的诗歌才华献给了黑龙江省绥化市这片多情的、英雄的土地。绥化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科研创新团队凭后学者的虔敬,以受恩者的感怀,在春风骀荡的三月,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和心灵来纪念一位热爱人民也赢得人民热爱的伟大诗人。王书怀(1929—1984),是建国后第一代黑土诗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与当时享誉文坛的公刘、贺敬之、郭小川、闻捷、严辰等诗界名宿交相辉映,曾被智利诗人聂鲁达称为"黑头发的高产作家",著有《宝山谣》《火热的乡村》《张勇之歌》《行吟集》等诗集12部。王书怀担纲歌词主创的《串门》《越走越亮堂》《我爱这些年轻人》等家喻户晓的经典民歌,曾借助郭颂高亢嘹亮的嗓音传遍大江南北,逼真地重现了新中国"改天换地"的生动段落,成为记录一场民族壮举的移动的雕像。诗人始终立于生活前线,是特定年代、特定地域、特定黑土风情的见证人、目击者,所以最有机会也最有资格为这种别样的乡景作传。"一样的秫秸障,/密叶不透风;/一样的瓜菜园,花开几多种;/翠生生,/水灵灵,/东院韭菜西院葱,/豆角挎小刀,/辣椒打灯笼,/西葫芦结纽满地滚,/向日葵,探出脑袋逗孩童……"(《满园春》)自然的幽微,生活的奇美,人世的欢喜,都因诗人的一腔热忱,都因诗人绵密的心思,都因诗人的生花妙笔,在我们的眼前牵手呈现。2004年3月19日,王书怀纪念馆在绥化市隆重开馆,这是黑龙江省继萧红故居、丁玲纪念馆之后的第三座作家纪念馆。直到今天,王书怀仍是汉语诗歌前行的重要路标。在这个诗歌迷路的时代,实在很有必要为人们庄重地追溯王书怀,他有理由成为怀念背景里永远的、不可遗忘的诗歌话题。

诗人们在关注什么?

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的女儿臧小平，曾经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父亲的深情》的文草，遇忆任争，述说老人与劳苦大众之间的深挚感情。文中说，老人终生难忘的，

诗人们不应只照亮自己

这么些年来，文学的边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其中有大背景大环境的问题，也有电子信息化时代人们阅读取舍的问题。文学影响的式微，或平面传媒读物的影响式微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其中当然包括诗歌的体裁。我可以肯定地说，此后教育与人才的选拔，绝对不会再出现古时代仅凭一首诗词歌赋的才能来进行甄选的现象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旗歌谣”的现象，也会是一去不复返了。

脚踏同一片疆土,为何我们笑了古代诗人们却哭了?

"十月惊雷震九重(chóng),国富民强聩(kuì)耳聋",我们今年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面对眼前的这片太平盛世,想必各位小读者早已蓄势待发,一身热血,准备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这一天,徜徉在一片热闹而又欢乐的红色海洋中,抒发自己强烈的爱国之情!

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的评价失误及其内在原因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创者与开拓者,郭沫若在早期的诗论中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有过诸多公允的评价,对中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早期在评价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时候,也存在不少的问题。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存在五个方面的失误,本文对此进行了具体的揭示与分析,并探讨了这些失误出现的内在原因以及一些重要的外在原因。

诗人与循吏的融合:《张船山判牍》审美价值探析

性灵诗人张船山不仅以卓著的诗书画屹立于“儒林”,同时也是一代“循吏”,清正廉明,敏于听断,素有“神断”之称,有襟霞阁主编的《张船山判牍》留存于世,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张船山判牍》不仅题材丰富,广泛反映嘉庆时期的社会生活;而且词章华美,事理通达,情理融合,兼具历史上“骈判”与“散判”之优长,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本文试从审美角度探寻判牍的实用美、质实美、词章美、事理美和人情美。

浪漫、古典与写实——李长之古代诗人批评的美学构造及运作

抗战时期李长之围绕古代诗人写下的系列批评论著,离不开美学的深度参与。“写实”与“浪漫”的对立、“古典”与“浪漫”的并立,作为文艺批评背后交错叠加的美学构造,为其文艺批评实践开拓了充足的理论空间。如果说对李白在道教徒和诗人双重身份拉扯下之永恒痛苦的分析,是基于对立构造写就的代表作,那么,对司马迁身上儒家精神、道家精神与诗人气质的阐发,则堪称融合对立与并立构造的新经典。

“狂歌”与“鸣盛”:明初诗人身份转换与台阁书写意识的勃兴

元明易代,诸多元末隐逸文人因被征聘而成为明初文官系统一员,在身份上实现了由“韦布士”向“文学侍从之臣”的转换。缘于社会身份变化而带来的职责改变,让他们一改“狂歌”形象,在诗歌写作内容、风格及情感表达等方面做出调整,从而形成了山林诗与台阁体诗的显著分际。永乐以后台阁体诗写作之风的兴盛,与盛世建构背景下对雅颂之音的追求互为表里,鲜明地体现了馆阁文人的“鸣盛”意识。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论百年来男诗人构建的巧怪语体

现代汉诗是重视语体、诗体、想象和意象的现代汉语艺术,需要通过语体的现代性建设完成文体的现代性建设,完成培养国人现代意识和张扬现代精神的文体功能建设,完成从古代汉语的“诗家语”到现代汉语的“诗性语”的现代性转换。百年来,一些男诗人在新诗的文体创新意识和人的自由精神影响下,追求语体上的巧与怪,较好地完成了这种现代性转换,为现代汉诗语体的现代性建设提供了榜样。“诗体重建”运动中的诗体规范会束缚诗人的创作自由,有必要通过语体的解放来弥补。新时代的现代汉诗及现代中国都需要这种创新意识。

“雅音古节,嗣响唐贤”:论朝鲜朝诗人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

李尚迪作为朝鲜朝晚期的杰出诗人,以其卓越的诗才与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中朝文人的赞誉。他的汉诗作品往往遵循自然天成的创作观念,具有古典韵味与清丽格调,体现出诗人对唐诗风格的借鉴与模仿。此外,李尚迪的诗歌认识也与唐代诗学关联密切,可以说,唐代诗学对李尚迪的诗风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探究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可以揭示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为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学发展关系提供重要线索与独特视角。

清代诗人生卒年丛考——以高照等江南诗人为主体

迄今有作品传世的清代诗人少说也在十万人以上,超过此前历代诗人总和的若干倍,但他们的生卒年,目前能够查到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日后若编纂《全清诗》,这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在学术界既有的相关工具书之外,从各种原始资料不断补充考察清代诗人生卒年,的确很有必要。这里以江南地区为主,对高照、浦士玮、徐征麟与徐征凤兄弟、张明俊、吕犹龙、成肇孙与王氏夫妇、顾蕙、李勖与李汝钧父子、成兴、屈蟠等诗人的生卒年做些探讨。

乾嘉时期游幕诗人史善长论

江浙士人史善长是乾嘉时期著名的游幕诗人,曾在西北幕游数年。其间,他用诗歌书写边塞的气候、风物、历史遗迹,以及自己所经历的西北回民的暴动。后来,他又入毕沅幕府,耳闻目睹发生于贵州、湖南的苗民起义与湖北的白莲教起义,并用诗歌进行书写。史善长的这些书写,忠实记录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关于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资料,不但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使其诗歌创作具有诗史意义。而他的诗歌风格随着幕游地的变迁也相应地发生改变,由幕游之前的“豪宕感激”变为幕游之后的“慷慨激昂”。史善长的诗歌书写在清代游幕诗人中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