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诗学背后的“故事”——凌建侯教授访谈录

在本篇专访中,凌建侯教授讲述了他研究俄罗斯诗学时所发生的“故事”,主要涉及他研究俄罗斯诗学的缘起、诗学本身的内涵、欧洲古典诗学在俄国的现代转型,特别是在英语国家的发展演变。凌建侯教授发现,欧洲传统诗学在英美学界演化为当代的“理论”,中间约180年空白史并不意味着克里斯特瓦所说的“诗学的毁灭”,事实上,俄罗斯现代诗学正好可以填充这片空白。这一发现成为他提出“俄罗斯诗学学派”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凌建侯教授廓清欧洲诗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不仅有助于学界重估俄罗斯为欧洲诗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重审伊格尔顿对现代文学理论之发端的界定,亦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提供有益启迪。在“万物皆可诗学”的背景中,俄罗斯学者坚持守正创新,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关于俄罗斯诗学的“故事”还会继续,凌建侯教授带来的思考早已超越诗学本身。

批判诗学:开端、意图与方法——赵勇教授访谈录

批判诗学的早期开端也许可以追溯到《介入偏离与阅读倾斜》,因为此文隐含着20世纪80年代的某种问题意识。而所谓介入,自然是来自于萨特。在“后理论”时代,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学者具有了某种“后知识分子”的特征时,把萨特的介入拿过来就更具有某种现实意义。至于批判诗学形成的原因,其一是现实层面,其二在学理层面。前者意味着要直面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现状,进而尽可能解决其批判精神不断流失的问题。后者则涉及文化诗学,是对童庆炳先生文艺理论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受阿多诺、伽达默尔和巴赫金等人的理论启发,可以把“亦此亦彼”“二律背反”“间性思维”等看成是批判诗学的方法或路径。而既要向阿多诺学习,又要向萨特取经;既要有理论深度,又要能通俗易懂,大概是批判诗学的批评实践的基本构想和努力目标。

当代诗学的现代化与本土化

中国当代诗学在现代化建构过程中深受西方诗学资源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当代诗学向苏联学习、借鉴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在有限的空间里保持着与外界的交流。新时期以来,当代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关系日趋紧密,域外诗歌理论和文本的译介和传播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借鉴西方诗歌资源之后的当代诗学不仅面临本土化改造的任务,而且要完成对中国传统诗学资源的继承和转化,唯其如此,多元、开放、活力的当代诗学才能真正确立。

“俄罗斯诗学学派”发生学研究——以《布罗高兹与耶夫隆百科词典》中的“诗学”词条为例

本文以俄罗斯首部百科全书中的“诗学”词条为例,参阅其他相关文献资料,考述欧洲诗学在俄国的发展演变,厘定其现代转型的可能线索,并探究这一转型得以实现的学术环境。本文认为,对欧洲诗学在俄国的现代转型而言,如果达维多夫与舍维廖夫的研究属于萌芽,那么布斯拉耶夫、波捷布尼亚、维谢洛夫斯基是奠基者;从行使作诗教学功能的诗学转变成一门研究诗歌本质问题的科学,这是欧洲诗学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突破。西欧的现代美学与语言学成果为“俄罗斯诗学学派”的萌芽与奠基发挥了重要作用。

甓湖诗社及其诗学意义考论

清代乾隆初年创立于江苏高邮的甓湖诗社具有十分鲜明的诗学特色,也是清代为数不多的诗学研讨性诗社。甓湖诗社的诗学理论有破有立,宏通包容,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诗风主张;其诗史观有意凸显儒家诗论,对历代浮靡衰苶的诗风予以诋斥,对继承儒家风雅比兴精神的诗人予以掖扬。对甓湖诗社的诗学理论构建与诗史论进行深入分析,可对清代诗社在诗学方面的特点有所了解,也可借此为拓展清代的诗社研究做一番尝试。

世界诗学新形态的建构与中国贡献

共同诗学与世界流通诗学是世界诗学已有的两种形态。但是,共同诗学由于自身所隐含的问题,迟迟没能建立起来,至今仍停留于设想的层面。世界流通诗学主要是西方诗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诗学。因此,反思世界诗学学术史、建构世界诗学新形态确有必要。我们认为,世界诗学新形态应该是一种包含“同”且主要是由“异”构成的体系,是世界不同文化体对于文学存在空间与文学理论形态相同且主要是不同的探索的总和。在世界诗学新形态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学界拥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其以“跨文明”、以“异”为研究重点建立起来的学科理论体系——比较文学变异学,可以为中国学界多元化的比较研究提供学理支撑,进而可以为新形态的世界诗学建构提供学理保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简介——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黄山学院分中心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黄山学院分中心(简称“诗学分中心”)是2021年1月正式成立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诗学分中心发挥诗学文献研究与理论研究并重、重视诗学的文学研究本质等传统优势,根据地处徽文化核心地域的特点,确立以徽州诗学著作为重点研究方向。诗学分中心拥有一支高职称、高学历的研究队伍,现有研究人员16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9人、博士8人。

诗学和诗学美学:从幻象到幻指(二)

(中)幻象诗学理论和应用性实践的基本内涵一、幻象创造的实质之一:超灵的灵魂性和特异性创造幻象法国当代著名文艺科学家罗兰·巴特研究文学,以理论为笼罩去穿透文学结构的细胞,以实际为靶子而子弹直接射入靶心这个文学的心脏。他为了阐发现代主义诗学,拿古典主义诗学作比较,“现代诗歌与古典主义艺术由于一种差异而势不两立”。

从“文学讲稿”到“诗学专论”——读《读与被读》

刘文飞新著《读与被读:世界文学名著十一讲》是一本外国文学通识课讲稿,与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同属一类,不只会对听课者产生语文方面的积极影响,还会在学生们心中播下“文学用美的形式唤起我们心底的善”的种子。批评的激情与理论的“冰冷”能否兼备?本文重点分析该书中隐含的“作家文论”元素,指出整个讲稿具有一个潜在的贯通性理论命题——“人身上的悖论”,如果把《读与被读》的副标题换成“世界文学经典人物形象的悖论”,它就会成为有关人物塑造的诗学专论。本文作者切盼外国文学研究者用作家笔触丰满理论身躯,这类作家文论早该成为“理论化”“理论主义”之后现代文论的另一种样态,也切盼俄国文学研究者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有意识地用作家文论引导年轻学者重视理论思维,以此为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古典诗论之力作——评《古典诗学的整合与重建:〈沧浪诗话〉与金元明诗学》

雷恩海教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著名学者,其《古典诗学的整合与重建:<沧浪诗话>与金元明诗学》一书是中国古典诗论方面的力作。该书以严羽《沧浪诗话》对金元明古典诗歌及诗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和文艺思潮特点,探讨了后人对严羽诗学的继承和反思,及对自身诗学理论的构建和探索。首先,揭橥源流,探讨诗学本质。《沧浪诗话》是针对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问题而提出的,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本质的探讨,对后世诗学理论影响很大。

奎亚拉·阿莱格里亚·休德斯戏剧的空间诗学——以“埃利奥特三部曲”为例

奎亚拉·阿莱格里亚·休德斯是当代美国拉美裔戏剧的领军人物,其代表作是“埃利奥特三部曲”。休德斯匠心独运地在这三部代表性剧作中借鉴赋格曲、爵士乐和拉美民谣,积极进行戏剧空间实验,分别创构出赋格曲式的复调空间、虚实交融式的多重空间和乌托邦式的边缘文化空间。这些空间意蕴丰富,颇具表现力,生动展示了美国少数族裔底层民众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困境。埃利奥特三部曲中的戏剧空间表现出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当代美国戏剧叙事的典范。

第四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录音实录

2023年8月15日,第四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此届颁奖典礼由江汉大学和上海大学联合主办,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学术》编辑部和上海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袂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广西河池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松江区文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和诗人以及主承办方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此届仪式。颁奖嘉宾分别将奖杯、证书和奖金颁发给了周瓒、张洁宇、段从学、李心释、陈培浩五位第四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得主。《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是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工程的三批数十家学术期刊中唯一的新诗诗学研究类栏目,“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也是海内外首创的汉语新诗诗学研究类专项大奖,其学术性、开放性、引领性和公益性得到了与会嘉宾的高度赞誉。

谢默斯·希尼诗歌不礼貌策略的诗学效果动机研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谢默斯·希尼被誉为继叶芝之后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本研究在厘清不礼貌策略、诗学效果和动机语用三者内在联系基础上,构建诗歌语篇中不礼貌策略的诗学效果动机分析模式,从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对希尼诗歌加以探讨。研究发现:诗歌语篇中不礼貌策略产生的诗学效果动机以信息传递动机为主,辅以互动动机。不礼貌策略产生的诗学效果将诗人对个人、民族、历史和文化等信息有效地传递给读者;互动动机体现在诗人对爱尔兰民族国家及群体公共形象的构建和维护上。本研究可为认知语用文体研究和希尼诗歌研究提供新视角。

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

赋以铺陈,是乃赋体创制的本质要义。宋玉承接屈辞以定赋体,开启汉赋叙物一途,不关《诗》学之旨。但以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为代表的汉代赋论本于《诗》学经义,强将楚辞纳入《诗》学流变体系,形成以《诗》论赋的既定传统而影响久远;六朝赋论仍之,强调比兴讽喻;而唐以降赋话援取诗法之例,讲求律赋作法,反映六朝骈赋以至唐代律赋的“诗化”演变与铺陈丧失。凡此表现为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在最为基本的观念上有悖赋体创制的本质特点。

图像、接受与生命——兴象的现代诗学意义阐微

兴象具有民族性审美特征及多方面现代诗学意义,应成为中国诗学的一个核心范畴。首先,兴象是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开敞性的内视图像,超越了语词符号和物象叠加,它与意象不同,可不包含物象,指向整体视觉审美经验。其次,兴象具有生成性、共生性、生发性,其生成受语境和情境制约。兴象与意境有心观与身临之别,是抵达意境的必由之路。“物象、意象、兴象、意境”可建构新的审美接受次序。再次,兴象源于生命感动,包含欣赏者的全部生命体验,是其生命图式借由艺术品得到的感性印证。兴象审美反对话语生产和技术思维。激活兴象不仅在于理论阐发,还需重返鲜活的审美实践。

汉语和新诗彼此形塑的机制与启示——基于诗学、语言学交互视野的考察

基于诗学、语言学的交互视野,回顾汉语和新诗的现代化历程,可以发现,在“国语”及“文学”围绕文学性及生命意识展开双向互动、共同革新的大背景下,汉语和新诗相互牵缠、彼此形塑,既相得益彰,也彼此耗损。缘于表达现代生活方式、构建现代价值体系的要求,现代汉语被迫走上欧化道路,只不过囿于汉字、汉语的物理属性及其所负载的精神传统,无法充分实现欧化目标,语言上的内在张力必然传导至诗歌层面,引发新诗语言民族性、现代性品格建构的悖论与困惑。时至今日,用现代汉语写作新诗,早已成为不争之事实,但新诗反哺现代汉语,予其诗性锻造,促其成为意蕴丰厚的诗性语言,仍然道阻且长。我们必须充分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性潜质,尽可能地拓展、增强新诗的语言智慧,创造出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诗歌作品,走上诗歌与语言彼此促进、良性循环的现代汉语诗学之路。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新诗大众化传播接受诗学论

新诗大众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新诗变为大众的诗,让大众读者能够读懂。从百年新诗史的大众化事实看,中国新诗大众化传播接受诗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诗学,具有三大思想内容:一是新诗大众化的“大众”不是抽象名词,而是随时代语境改变而变动的特定“大众”;二是读者作为传播者和接受者,其阅读反应是新诗文本是否属于大众化文本的评判依据;三是新诗大众化的核心内容是文本大众化。一百年来,新诗大众化因时而动,具有时代性与反思性。中国新诗大众化传播接受诗学是在百年新诗建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客观存在的诗学形态,具有中国现代性特征并向未来敞开。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性诗学,它在言说逻辑上有时存在着语义传达大众化和诗意表达大众化相混淆的问题。

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及其诗学意义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外来语入诗的创作现象,古已有之。及至近代,随着中外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不少诗人将英语音译词和日语汉字词植入旧体诗中,并往往采取自注形式加以解释。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主要集中于以竹枝词为代表的古体诗,岭南和上海是其最活跃的创作地域。就跨文化视角而言,外来语入诗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它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新的思想文化,标志着一种新的诗学观念诞生,而且拓展了诗歌题材,具有建构异国形象的功能;同时促进了中国诗歌从旧到新的变化,对新诗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流变·敞开·不可说:作为事件的记忆诗学

事件哲学和记忆研究都聚焦于对历史事件的诊断和反思,因而二者具有天然的契合度。事件作为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变性、敞开性与不可言说性都与记忆的运行机制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事件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先验论及常规秩序的打破,为记忆对现存秩序、框架的背叛研究提供了启发,即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共同体秩序合谋的记忆构建中,从不同记忆版本中发掘被遮蔽和忽视的记忆。只有敞开记忆、发现记忆奇点、正视记忆,才能开拓出一条通向全新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