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字源学研究辨证

近百年来,众多学者运用字源学对“诗言志”这个重要命题进行了阐发。各家所论大都带有明显的实证色彩,但此项研究却从总体上陷于“出之以实,得之反虚”的境地,凸显出“诗言志”字源学研究模式本身存在的局限与不足。许多研究对字形的辨析不够精确,对字义的解说比较主观,违背了古文字考释的一些基本原则:说形声如会意,不符合文字的构形规律;误用声训、递训等训诂学方法;缺乏古文字历史演变的动态眼光。从汉字阐释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看图释字”、观念先行、以论代史等问题,没有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度量。概言之,通过古文字的本形本义演绎出某种理论构想,超出了字源学方法所能负载的限度。近几十年以来,这种“以字源学方法解决文化问题”的模式甚为盛行。对“诗言志”字源学研究的反思,或许能为当下流行的汉字阐释提供些许启示。

文化认同视域下海外华人学者对诗言志的现代阐释

诗言志作为生成于先秦时期的文论观念,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也广泛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讨论。其中,身处海外的华人学者通过多种西方理论方法对诗言志进行再阐释,揭示了诗言志的和谐美感价值。他们的阐释是对母体文化的寻根,是在文化认同的层面上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同时,通过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诗言志所体现的和谐艺术精神弥补了西方文化思维中自我追索非我世界知识的缺漏,为人类文化共同价值提供中国智慧,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

邓恩铭以诗言志

这是一个先驱者的故事。当年,16岁的邓恩铭走出大山求学时立下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20岁的邓恩铭参加党的一大时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还是一位在校的中学生;30岁的邓恩铭英勇就义时留下近10首诗词,它们都是言志之作,豪情万丈,壮怀激烈。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从赋诗言志到作诗言志——中国诗学产生历程考述

朱自清先生说"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纲领"。尔后,"诗言志"这一诗学命题成了中国古老诗学中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历代学者研究基础上,拟从"赋诗言志"到"作诗言志"的历程看中国诗学的产生这一角度作出论述,试图进行比较系统和整体的把握。

“诗言志”观念生成及其嬗变

"诗"字的后起并不代表"诗"这种文体的后起。在"诗"字出现之前,已存在"诗"。由"诗"之文体到"诗"字的出现并用以指称"诗"之文体,经历颇长的时间。对"诗"的把握应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诗"字出现之前"诗"文体的存在状况,且称为"诗Ⅰ";二是"诗"字出现之后并用以指称"诗"之文体的状况,为"诗Ⅱ"。"诗言志"说的提出虽然当以"诗"字出现为前提,但"诗言志"之观念显然早于"诗"字出现。"诗Ⅰ"阶段的"诗"大都伴随祭祀仪式,是一定祭仪的产物,其中的"志"主要呈现公共的、群体性的特质。当然,早期的"诗"确实存在个体性、私人化情感,不过这种个体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群体的性质。随着"诗"字的出现,不仅促使"诗Ⅱ"阶段的到来,也使"诗言志"的内涵发生新的变化。"诗"字的出现是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诗Ⅱ"阶段的"诗言志"主要体现为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它们与《诗经》紧密相关。当然,"诗言志"还存在其他一些说法。整体言之,"诗言志"的内涵是不断发展、演变的,不同时期的"诗"有着不同的"志"。

“言志”之辨与1940年代现代诗学的转向——以朱自清《诗言志辨》为中心

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是一部古典诗学的研究著作。但通过考察全书的写作背景与文学史语境可以发现,朱自清对“言志”“抒情”“缘情”等概念的梳理既关切古典诗学,又别有深意,与现代诗学呈现出紧密的对话关系。朱自清通过反驳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论,确证了“言志”有关政教、“情志合一”的诗学内涵,并且试图召唤“言志”诗学的现代性意义。同时,在1940年代现代诗学的语境中,“言志”“载道”等古典诗学话语的重新激活并非个案。朱自清的“言志”之辨不仅反映了其调适个人诗学乃至人生观的独特方式——看似回返古典,实则朝向现实,也是整个1940年代现代诗学转向的重要见证。

先秦“诗言志”再阐释

“诗言志”的萌芽与发展和礼乐文明息息相关。西周时期是礼乐文化高度发展的阶段,“诗言志”思想贯穿于周王室制礼作乐的过程中。春秋时,诗教发展起来,《诗》成为儒家教育的核心,“诗言志”的内涵得到扩展。至战国,荀子明确提出了“诗言志”理论,将“情”与“志”并提,为之后“言志”向“缘情”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从“精神分析学说”看“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发生动机

中国诗学理论中的“诗言志”理论,打开了中国文学体系建构的话域;而“诗缘情”理论,则厘清了文学表意性研究的内在肌理.西方分析文论中的“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试图用“精神分析说”的理论解读文学密码.回顾中国诗学理论,基于对“诗言志”“诗缘情”理论的正确解读之上,“精神层次”学说可对以“诗言志”的“言”之动机加以诠释;“诗言志”可以被理解为意识活动的产物,“诗言志”的含义也可在意识性与非意识性上进行解读.在“缘情”之时,其实也无外乎是在“防御机制”的理论的映射下发挥作用.“诗缘情”的发生被看作是防御机制下的投射行为.“情”通常借“诗”为载体,“缘情”不过是追根溯源而已.

“赋诗言志”与“诗言志”的理论内涵和职能演变——兼论“诗可以群”诗学作用的历史变迁

"诗言志"作为古代诗学的纲领性命题,一直受到历代诗学家的重视,而"赋诗言志"则一直被当作一种古代的用诗方式去认知。实际上,"赋诗言志"在后世的诗学活动中仍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表现出了促进诗人间相互交流融通的诗学职能,同时也是古代诗学活动中最重要的诗学训练方式,对于古代诗人掌握必要的诗学技艺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遗憾的是,"赋诗言志"的这些特点和诗学职能却在古代诗学研究的话语语境中被忽视了。结合对"诗可以群"在古代诗歌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历史考镜,对"赋诗言志"与"诗言志"的理论内涵和相互关系进行阐述,既是诗学史研究的实际需要,也是阐明诗社历史作用的一种需要。

从“诗言志”到“赋诗言志”的文化逻辑和话语机制

《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所描述的是仪式中用乐的状况,“志”体现仪式自身的目的,有着某种相对固定的宗教意愿或感情。西周飨、燕礼为世俗待宾之礼。燕礼“无算乐”仪节使得“诗言志”有可能脱离仪式,成为个人的表达方式。春秋时期,飨礼和燕礼合并成一套礼仪,“飨在朝,燕至夜”;并且在一次飨燕礼后,还可能会出现再次单独举行燕礼的情况。燕礼出于娱宾的目的,略去了仪式的“正歌”部分,只保留了“无算乐”仪节。“赋诗言志”皆发生于燕礼中。“赋诗言志”因仪式传统而具有神秘话语的特点。为克服其中的隐晦性,出现了“断章取义”、“歌诗必类”以及当场解释的现象,削弱了“赋诗言志”的仪式性,推动了“引诗言志”这种世俗话语的兴盛。

“诗言志”、“以意逆志”说和接受理论

人类学家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不是给少数唯美主义者或逃避现实者享受和鉴赏的奢侈品,而是每个正常而能动的人都会参加的一种必要的社会行为.”因此,对属于“必要的社会行为”的人类精神产品的文学,如何探明其历史本质并使之充分发挥社会效应,就成为人类世世代代不断研究的重要课题.

《诗言志辨》的成书与学术价值析论

朱自清《诗言志辨》一书的撰著和出版具有双重的背景,它既是朱自清先生以实际行动自觉响应胡适先生"整理国故"号召的成果,也是对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持论的回应与辩驳。作者从文学批评的常用术语和观念入手,稽查群籍,深入开掘,爬梳剔抉,正本清源,学术成就突出,很多问题都藉由此书的考论而尘埃落定,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考论尚未尽善尽美。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先秦“诗言志”说的绵延及其不同层面的含义

本文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诗歌本体论,应当从这一性质来认识其重要意义。文章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的成熟、古代政教制度建立、伦理体系的确立三方面来探讨这一诗歌本体论产生的历史条件。论文认为"诗言志"作为一种古老的经典理论,为春秋时代的士大夫赋诗行为所继承,并被诸子论诗所引述与发展。在与其他经典并存的体系中,"志"成为《诗》的经典属性。论文还对由"诗言志"到《周礼·春官》的六种"乐语"、"六诗"、《毛诗大序》的"六义"这一对"言志"方法的展开历史做了探讨,并指出了《乐记》对"诗言志"说的发展。

“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由先秦情志说论“诗言志”之本义

考诸上古文献中的情志理论,"志"是指人具有道德预设、符合群体价值取向的理性思考,是偏于个体感性体验的"情"的升华,对"情"具有约束作用。言志、谕志、观志、养志是先秦士人道德培养的重要手段。探寻传世典籍中所蕴涵的"志",是时人阐释文献的主要内容。从《性自命出》的"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孔子诗论》的"终而皆贤于其初者"来看,"诗言志"的本义在于"止乎礼义",是诗歌表达的外在尺度,与"诗缘情"所强调的内在情感这一动因不同。

“诗言志”复议

:“诗言志”说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初的“诗言志”中的“志”一直被理论界认定同时包含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双重因素 ,但这种解说并不符合提出者的原意。得出的结论是 :从春秋及以前时期的志不含情 ,到战国末秦汉时期的以志为主 ,志情并举 ,再到魏晋时代的以情为主 ,情志并举 。